来源：腾讯网 作者：雪珥

1898年的6月，北京城沉浸在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的热浪之中，中国领导人先后发布110道改革诏令，推动国家向现代体制全面转型。但这场改革只持续了103天，当改革成为重新划分利益的工具，它就很难维持生命力。此后，被保守势力裹挟的中国，带着对外部世界的无知和仇视，高喊着“刀枪不入”，冲进了新世纪。

李鸿章喝闷酒1898年9月24日，晚，北京。75岁的李鸿章宴请了57岁的伊藤博文。两人都可算是“无官一身轻”：以伊藤博文为总理的日本内阁，刚刚被推翻。下岗后，他出访中国，在驻日公使裕庚看来，伊藤的访华一方面是“系出无聊，回同退者来家扰，藉少避”，一方面也是“查看中华情形，有无机括可乘。”而李鸿章则自甲午战争失败后，一直被“冷冻”在总理衙门，没做老大很久了。北京的形势波云诡谲。

开始于6月11日的维新变法，刚刚于3天前（9月21日）被镇压，多人被捕。此前，大清国的变法者们，对于伊藤的到来，十分欣喜，甚至酝酿着要请这位日本人在北京再就业，为大清国的改革把脉掌舵。但是，伊藤对他们并不看好。如今局势明朗，他似乎对此更是不屑。

酒宴上，伊藤告诉李鸿章：“治弱国如修坏室，一任三五喜事之徒，运以重椎，絙以巨索，邪许一声，压其至矣！”在伊藤博文看来，中国的改革如同修缮破房子，而“三五喜事之徒”，却拿着“重椎、巨索”大拆大建，结果当然就会压垮这房子。

李鸿章对此十分赞同，他说：“侯言良是。始吾赴马关，言索款不宜过多，恐牵掣亚东全局，今若此，尚何言？”在李鸿章看来，“三五喜事之徒”之所以能折腾，正是甲午战后日本过分婪索的刺激。这段对话的记录，见于1913年初版的《戊戌履霜录》。作者胡思敬，当年只是年仅29岁的吏部小干部，他并没有交待这些细节的来源，其真伪也就难以考证了。

《戊戌履霜录》继续写道，李鸿章和伊藤二人“方饮酒感念旧事，各投箸欷歔，不乐而罢”。两位前总理，似乎心绪都不好。这顿闷酒，他们究竟喝了几杯？可以肯定的是，根据伊藤本人的记载，在这次晚宴上，李鸿章要求日本将流亡的康有为、梁启超遣送回中国，被伊藤一口回绝。

伊藤博文这次来访，总共和李鸿章见了三次。他在《清国旅行日记》记载道，第一次是9月15日，他抵达北京的第一天上午，“拜见总署王大臣（即主持总理衙门工作的庆亲王奕劻）、访问李鸿章”；第二次是16日，“午前，李鸿章来访；午后，总署王大臣等来访”;第三次是9月24日，“晚，李鸿章宴请”。

胡思敬所记载的那段对话，并没有确切时间，但倘若属实，只可能是伊藤与李鸿章的最后一次晚宴，不可能是头两次的午前会面。

被看成是要“无区别地摧毁一切现成秩序”，这样的“改革”到处无谓树敌，失去了本该依靠、利用的力量。夺权为先对于戊戌变法，大清海关的高级干部、美国汉学家马士（H.B. Morse），认为改革者的唯我独“改”、没有寻求更大范围的支持，相当致命。

他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书中说：“失败的理由是明显的……（改革者）只获得在北京和在本省的广东人的积极支持。”“改革”者的唯我独“改”及自我孤立，首先体现在将精力集中于行政架构的重组及权力的重新分配。一方面，是光绪身边组成了一个实际上的“改革领导小组”，由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四位新晋的军机章京组成，也即所谓的“四小军机”，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四人帮”（他们在官场上各有奥援和背景）。

这个“改革领导小组”虽然没有足够的时间掌握实权，但其已经表现出绕过现有体制、另起炉灶的架势，与此前南书房、军机处的设立模式和路径相似，也与日后的“文革小组”十分类似。另一方面，在体制内地位低微、并未进入决策圈子的康有为，不甘寂寞，多次要求设立一个体制改革领导机构“制度局”及执行机构“十二局”，彻底踢开现有的组织体系，“凡制度局所议定之新政，皆交十二局施行”。

这等于是要“尽废内阁、六部及督抚、藩桌、司道”。在康有为看来，现有的官僚体制彻底糜烂，必须重组。新的体制，不仅要以“制度局”、“十二局”为核心，而且“凡局员皆选年力精壮讲习时务者为之”。在康有为的设计中，“制度局”不仅是行政机构，也是立法机构、议政机构。史学家胡绳认为康的意图是：“原有的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都没有用处，因此要添设制度局，由维新派来掌握中央立法、行政权。”

这种设计，当然会遭到体制内人的极大反弹，对立情绪在改革之初就开始弥漫，并根据阵营划线——而非根据理念。为了说服最高核心，康有为不断升高调门，甚至宣称不开制度局、改革就无法进行下去了。对“制度局”的偏执坚持，令康有为及所谓的“维新派”一头扎进了权力争夺中。

问题是，他们这些人既无过往的政绩，也无切实的方案，更无有力的班底，仅凭一些自己都未必搞懂的口号，突然平地起惊雷，要分享甚至夺取原有体制的权力，其理由、实力当然都是不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