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三大亨
上海“三大亨“是指: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这三位都市大亨组成了上海滩实力最强、影响力最大的新式流氓帮集团。但随着世道变迁，“三大亨“最终都走向了穷途末路。
黄金荣
浙江余姚人，字锦镛。早年在上海当学徒。1900年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当巡捕。后勾结帝国主义、官
僚政客发展封建帮会势力，成为上海青帮最大的头目，门徒达1,000余人，操纵贩卖鸦片、赌博等罪恶勾当。1927年组织中华共进会，参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同年辞去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职务。1928年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政府少将参议、行政院参议。抗日战争时期寓居上海，拒绝出任伪职。抗日战争胜利后重新从事帮会活动，但是权势衰退，地位被杜月笙代替。建国后，曾向人民政府坦白罪行，1953年在上海病死。
黄金荣，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上海滩里的特有产物。那些出身地位家道贫寒，但又不学无术的流氓，利用帮会势力，网罗门徒，成为地方一霸。这些人无孔不入，在旧上海的三百六十行中权势相加，左右逢源，一路而为上海闻人。对于这些人，老百姓给他们一个绰号，叫做“流氓大亨“!而旧上海的大亨里，排行第一的头号大亨，当推黄金荣。
1900年法租界第二次扩张后，越界筑路使租界的面积增加了一倍多。为了加强租界内的治安，法国驻沪总领事白早脱和公董局总董白尔研究决定招募120名华人巡捕。这时，曾当过裱画匠，后又在上海县衙门里做过一阵子捕快的黄金荣听说进了巡捕房当巡捕能吃香喝辣、前途无量，他不甘寂寞，便决定去碰碰运气。这一年，他32岁。
那天一大早，黄金荣特地赶到老城隍庙的前八殿大灶前烧香、磕头、祈祷神灵保佑。然后，他便来到设在公馆马路法租界总巡捕房报名应试。也许是他那强壮的身体占了便宜，他居然给录用了。进了巡捕房后，黄金荣就跟着法国巡捕的屁股后面，挨家挨户去征收“地皮捐“、“房屋捐“，还要到越界筑路区为新建的房屋订租界的门牌号码。在这些工作中，他表现得格外卖力，还参与镇压那些不愿意动迁的农户、坟主和抗议加捐的小东主活动。由此，他就被警务总监看中，一下就由华捕提升为便衣，也就是包打听。
提拔后的黄金荣被派差到十六铺一带活动。这时候的他，一身便装，成天地泡在茶馆店里，喝喝茶、吹吹牛，从中收集情报，联络眼线，也算是一项工作。莫看黄金荣人长得五大三粗，但脑子蛮活络。他用“黑吃黑“、“一码克一码“的手法，网罗了一批“三光码子“，即那些惯偷、惯盗、惯骗分子给他提供各类情报，破了一些案子。另外，他还制造假象，用贼喊捉贼的办法提高自己的威信。有一天，法国巡捕房的街对面有一家咸货行的一块金字招牌突然不翼而飞。老板急得六神无主。这时，有人就对那个老板说对面的黄金荣破案子“交关灵光“。老板进了巡捕房就直接点名找黄金荣破案。谁知，不等黄金荣跑出巡捕房，一班小瘪三就敲锣打鼓地将那块招牌给送了回来。由此，黄金荣名声大噪。其实，这全是黄金荣在幕后一手策划、导演出的一出丑局。
不久黄金荣又被提升兼任刑事出外勤股和强盗班二个部门的领班。不过，黄金荣在任期间还真的破过几件大案子。有一次，法国总领事的书记官凡尔蒂偕同夫人去太湖游览。没想到竟遭到了那里土匪的绑架。法租界闻讯后，就派黄金荣前往营救。黄金荣找来了手下的小喽啰找到了太湖土匪的头领“太保阿四“、“猪猡阿美“，便轻而易举地将这一对“法国肉票“保释了出来。还有一次，福建省督理周荫人的参谋长杨知候带了六箱古玩、字画到上海来。不料，一出码头就被人盗走。为此，松沪护军使何丰林特请黄金荣协助追查。结果，不到半天黄金荣就将原物如数追回。在当包打听的生涯里，最令黄金荣得意的还是侦破法国天主教神父被绑架案。为此，法国东正全权大臣授予黄金荣一枚头等金质宝星。法国巡捕房提升他为唯一的一个华探督察长，另派8名安南巡捕给他当保镖。从此以后，黄金荣更是飞扬跋扈、胆大妄为，成为地方一霸。
1949年上海解放之际，赫赫有名的青帮头子、流氓三大亨之首黄金荣，既未逃台湾，也未去香港，却出人意料地留居上海。他住在龙门路钧培里老宅，深居简出，安度残年。早晨上茶馆，晚上上澡堂，即苏北人所谓“早晨皮包水，晚上水包皮“是也，有时则到他昔日的产业“大世界“门口扫马路，接受劳动改造，就这样默默无闻地过了三年，死了。
上海解放那一年，黄金荣已经82岁，垂垂老矣，体弱多病，自称废人一个，知道自己来日无多，所以下定决心不走，留在上海。他担心，如果真的去台湾或香港，说不定半路上就会送命，与其死在海上，不如死在上海。这是他留在上海的一个主要原因。何况，“曾经沧海难为水“，他这一辈子，总是以不变应万变，居然屡屡化险为夷。当初八一三日本人打进来时，大亨们无不争先恐后逃往后方，别人不说，三大亨之一的杜月笙先飞香港，再奔重庆，算是在后方“抗战“;张啸林干脆落水做了汉奸，结果被人一枪打死。唯有麻皮金荣笃悠悠待在上海，日本人和汪精卫又能把他怎么样呢?国民党卷土重来，那更不用说了，他虽然不及后来居上的杜月笙风光一时，但也没有像杜那样被蒋经国“斩“过。1947年他做八十岁大寿时，蒋介石特地来黄家花园祝寿，恭恭敬敬向他磕了一个头。这次，共产党得了天下，他也大着胆子依例办事，对人说:”听天由命罢，反正只有老命一条，随共产党把我怎么样。我这把年纪了，共产党总得讲点人道……”杜月笙从香港来信，要他去那里会合，共商大计，他像吃了秤砣，铁了心不肯动弹。
其实，黄金荣心里已有底，估计共产党不会为难他。黄的老友、曾任淞沪警备司令的杨虎，解放前夕与中共地下党建立了联系，他根据地下党要稳住帮会头子的指示，积极做黄金荣工作，争取黄留在上海，将功赎罪，这对解放初期上海社会秩序的稳定，震慑帮会残余势力，会有极大的作用。杨虎对他说:”共产党的领袖知道你，只要你不再做坏事，可以既往不咎，不来捉你。“并且将一张某领导人写的条子交给黄，要其在解放后交给上海的负责人。黄的心腹龚天健和孙子黄起明亲眼看到过这张条子。
章士钊夫人也带来过共产党方面的口信:只要在解放后拥护共产党，不再和人民为敌，我们一定都能按“既往不咎“的政策办事，希望你留在上海，不要轻举妄动。黄金荣瞻前顾后，权衡利弊，也觉得留在上海才是上策。
1951年黄金荣在“大世界“门口扫马路，接受劳动改造。
1950年底肃反运动开始后，杀黄呼声又起，黄金荣感到十分恐惧，更加忧心忡忡。随着运动的深入，这种恐惧感愈来愈深，无法排遣，但又无可奈何。不久，上海市人民政府委派盛丕华、梅达君和方行三同志为代表，召见黄金荣，向他宣布既往政策不变，但希望他能写“悔过书“公开登报，进一步向人民交代，低头认罪。
据方老回忆，盛丕华时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梅达君为市政协副秘书长，他则担任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召见黄谈话的地点，记得是在市政协的一间会议室。当时，政协还设在和平饭店内办公。盛丕华解放前就同黄金荣熟悉，所以处理黄金荣的事情，基本上他都出面参加，这样较易稳定黄的情绪，使他不至于过于恐慌，甚至无法谈话。
1951年5月上旬的一天，黄金荣由他的门生、舟山同乡会会长陈翊庭和孙子黄擎宇陪同，应召前来。盛丕华首先说:”人代会上有些代表提出控诉，要求政府处理你。你生平罪恶甚大，但解放前几年未曾作恶，解放后尚能安分守己，且年已86岁(原文如此，应为84岁—作者注)可由你先向人民表白罪行，再凭处理。“
方行接着说:”人民的控诉是正确的，人民政府未曾处理你，并不是说你没有罪恶，你应主动向人民交代。可用悔过书在各报刊刊出，内容是承认自己罪恶，拥护政府法令，规劝已捕党徒真诚坦白，立功自新;未捕党徒应向政府立功自新，以求得人民的宽大。“
黄金荣听后，重弹老调，承认自己罪恶重大，愿真诚向人民请罪，求得政府宽大处理，并着重表示:”我决不指使和包庇党徒做坏事，如有指使包庇党徒为非作歹，或知情不报，愿受政府的严厉处分。“
黄金荣回来后，嘱秘书龚天健执笔，代为起草悔过书。他小时候仅在私塾读过几年书，后来进裱画店当学徒，再后来就考进巡捕房做事，杀人越货自然是老手，但捏笔杆子却极少。龚根据黄金荣的口授大意，整理成文，讨论两次，念了一遍之后，由黄本人哆哆嗦嗦在末尾签上了大名。
这份写在宣纸上的“悔过书“手卷，迄今保存完好，现藏于上海市档案馆，惟悔过书原件题名“自述悔过书“，于5月20日在《文汇报》、《新闻报》发表时，才改名为“黄金荣自白书“。
“自述悔过书“写好后，黄金荣又亲自送到外滩中央银行大楼军管会处，由军管会首长粟裕和副市长盛丕华接见训话。据陪同黄去的陈翊庭回忆说，他们退出下楼后，陈忽发现携带的用物遗忘在楼上，于是叫黄在门口等待，他匆匆上楼去取。及陈再次下楼时，黄已不在，各处遍找无着。原来，黄恐生变故，急不可待的独自一人回去了。
在悔过书中，黄金荣简述自己的生平，历数自己的历史罪行，自称要“自首坦白“、“立功赎罪“、“重新做人“云云，最后还说:”我敢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立誓，我因为年纪大了(今年84岁)，有许多事，已经记忆不清，话也许说得不适当，但是我的懊悔惭愧与感激的心，是真诚的!是绝不虚伪的!”
但查诸原件，黄的悔过书却有两份，且都有他的亲笔签名，一份与公开发表者基本一致;另一份则出入较大，多有隐恶扬美，文过饰非之处，但对了解黄的某些历史经历也有参考价值，不妨简单地介绍一下。
黄在这份从未公开披露过的悔过书中，自称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支持者，说:”孙中山先生在上海革命是我保护的，中山先生到北京去的时候，我保护送他上车，临走的时候，中山先生对我说，上海的革命同志要我保护，所以后来我认得了许多革命分子，像胡汉民与汪精卫他们就在革命军打制造局的时候认识的。“又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慈善家“，八一三日本人打来上海的时候，难民很多，米粮恐慌，虞洽卿办了一批洋米，“由我出面代为救济、筹款“。到了“孤岛“沦陷时，他也没有落水做汉奸，说:”日本人时常来与我商量，要我出来做事，我总说年纪大了，不能做什么事，回绝他们。“总之，尽量为自己涂脂抹粉，然亦无可厚非。
另一方面，黄金荣又处处诿过他人，推卸自己的历史罪责，说:”到抗战胜利后，我也没有做过什么事情，但是听说我的门生，仍借我的名义，在外面招摇，干不好的事，因为年纪很大，也顾不了这许多。不过这种事情，是怪我过去太卖情面，收了好多门生，现在想想这种不好的情形实在错误。“
悔过书公开见报后，远在香港的杜月笙异常敏感。他不知道这位老兄弟会说些什么，于是叫万墨林快去找来当地报纸，他要仔细看一看。
这时，杜月笙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他半躺在床上，接过报纸，便看见万墨林已经用红笔钩出了标题:”黄金荣自白书“，刚想接下去看，胸中却感到有些闷气，脸色立时显得苍白。万墨林见状，马上接过报纸读了一遍。
杜月笙微闭双眼，仔细听着，但未发一言。少顷，他睁开眼睛，说:”依再读一遍。“
万墨林坐在床边，又从头读起，当读至1927年四一二这一段时，杜月笙仿佛非常紧张，叫“停“了几次，叫万墨林慢慢读。听罢，杜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口气，说:”我懂了，我懂了。“
原来，黄金荣写的这份自白书，述及四一二这一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将镇压工人运动的总头子蒋介石及虞洽卿、张啸林等人都点了名，独独没有提到当时最“风光“的杜月笙。
杜月笙知道，这决不是黄金荣故意隐瞒事实，为他两肋插刀，这个老于世故的把兄卖他还来不及呢!无疑，其中必定另有蹊跷，最大的可能，就是中共在发出某种信息，既往不咎，欢迎他回大陆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杜月笙是何等样人，自然心中有数，所以才会发出“我懂了，我懂了!”的独白。
自此以后，杜月笙的思想起了一些变化，至少一再拒绝了蒋介石邀他去台，而时时萌动回大陆的念头。黄金荣即使死了，也是死在上海，死在故乡，叶落归根啊。
黄金荣的自白书，竟然会对杜月笙起到这么一个作用，恐怕是黄本人始料不及的吧。事实恐怕也是如此，黄金荣第一份自白书交上去后，竟未获通过，修改数遍，直到军管会点头，才重新誊抄了一份，就是公开见报的那一份。
而那时，潘汉年等人对杜月笙的统战工作，正紧锣密鼓，黄金荣的自白书无疑是重要一环。
但在上海，黄金荣的日子很不好过，至少他自己感到生命正在逐渐枯萎。
悔过书公开登报后，广大市民不仅不予认同，反而更加激愤。黄金荣惊恐万分，闭门不出，整日里提心吊胆，只好抱着“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念头，坐在家里准备束手待“毙“。身体状况也愈加差劲，坐在太师椅里，臃肿的身子几乎站不起来，站起来也挪不开步子。加上媳妇李志清卷款逃往香港后，家中的开销都成了问题，惊怕之外，加上气急，使他本已衰弱不堪的身体和精神防线受到沉重打击。这样拖了近两年，他终于一病不起，再也没有爬起来。
1953年6月20日上午，黄金荣进入弥留状态，由附近的永川医院派一名护士前来，给他注射强心针，但亦无效，于当天上午停止了呼吸，终年86岁。
据当地公安分局在黄死后报告:”查黄金荣现年86岁，上海着名的大流氓，收有门徒万众，本区大世界、共舞台、荣金大戏院皆是他的产业，当他于20日死时，大世界经理杭石君即报告分局云南南路派出所，并申请更换大世界负责人姓名，以后便由黄金荣的得意门徒陈福康为主办理丧事，计有马筱峰、陈荣富、陈昌良(荣金大戏院经理)、沈茂贞、汤融、严兴林、毛政纪、顾德昌、钱福林、陆正崇、朱文伟、陈益亭、王世昌、庄海宁、杭石君、陈荣炳等17人前来销声匿迹地看不出动静地治丧。尸体于22日移往丽园殡仪馆入殓，当晚在钧培里一号黄金荣住宅中，备有九桌酒席，治丧过程中除上述得意门徒17人前来外，别无其他动静。“
黄金荣死的那天，有人在复兴公园后门的一块黑板上，写了“黄金荣倒了“五个大字，令人寻味。
杜月笙
杜月笙(1888-1951)是近代上海青帮中最著名的人物，原名月生，后改名镛，号月笙，出生于江苏川沙(今属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南杜家宅。四岁以前，母父相继去世，先后由其继母和舅父养育。十四岁到上海十六铺鸿元盛水果行当学徒，日夕与流氓、歹徒为伍，又嗜赌成性，不久被开除，转到潘源盛水果店当店员。后拜青帮陈世昌为老头子。陈世昌是小东门一带的流氓头子，绰号“套签于福生“，在青帮中属“通“字辈，杜月笙按序排在“悟“字辈。由于陈世昌等人的关系，杜月簧获得机会进入黄金荣公馆。他机灵诡诈，善解人意，很快获得当时法租界华探头目、黑社会头面人物黄金荣的赏识，成为其亲信，由佣差上升为鸦片提运，并负责经营法租界三大赌场之一—公兴俱乐部。
因善于纠合同伙，勾结军阀，他成为鸦片提运中最有势力的一个。1925年7月，杜月笙在租界与军阀当局庇护下，成立“三鑫公司“，垄断法租界鸦片提运，势力日大，成为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的“上海三大亨“之一。同年，担任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兼纳税华人会监察。在上海三大亨中，有“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的说法。比起黄、张来，杜月笙确实高明一些，他善于协调黑社会各派势力之间的关系，善于处理与各派军阀之间的关系，善敛财，会散财，他通过贩卖鸦片、开设赌台等活动，大量聚敛钱财，然后，又以这些不义之财，笼络社会上各种人物，从政治要人、文人墨客到帮会骨干，无所不有。由于他在上海善待下台总统黎元洪，黎元洪的秘书长特撰一副对联:”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他因此被其党羽吹捧为“当代春申君“。杜月笙也做些收买人心的事情。他持续多年购买预防传染病的药水，送到浦东老家，按户免费发放。每逢上海及附近地区发生灾害，他必定出面组织赈济。他有时装出维护工人利益的形象，出面调解劳资纠纷。他一改传统流氓身着短打、手戴戒指、卷袖开怀的打扮，而是四季身着长衫，打扮斯文，给人一种温文尔雅的形象。他附庸风雅，广结名流，大学者章太炎、名士杨度、名律师秦联奎都是他的座上客。由此，杜月笙的社会地位不断提升。
1927年4月，杜月笙与黄金荣、张啸林组织中华共进会，为蒋介石镇压革命运动充当打手。4月11日晚，他设计骗杀了上海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随后又指使流氓镇压工人纠察队。他因此获得蒋介石的支持。南京**成立后，他担任陆海空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和行政院参议，虽是虚衔，但有助于提高社会地位。同年9月，任法租界公董局临时华董顾问，1929年任公董局华董，这是华人在法租界最高的位置。
1929年，杜月笙创办中汇银行，涉足上海金融业。通过结交金融界徐新六、陈光甫、唐寿民等着名人士，他的银行业务颇为兴旺。
1930年起，杜月笙在家乡买地五十亩，大兴土木，起造杜家祠堂，1931年6月8日至10日，举行家祀落成典礼和“奉主入词“典礼。仪仗队有五千人之众，自法租界杜公馆出发，
杜月笙
长达数里，巡捕开道，鼓乐震夭。杜祠开酒席三日，每日千桌。包括蒋介石、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上海市长张群等在内的党国要人都送了匾额。排场之大，靡费之巨，极一时之盛。1932年，杜月笙开始组织恒社，1933年2月25日，举行开幕典礼。杜月笙自任名誉理事长。社名取“如月之恒“的典故，名义上是民间社团，以“进德修业，崇道尚义，互信互助，服务社会，效忠国家“为宗旨，实际上是帮会组织。杜月笙借此广收门徒，向社会各方面伸展势力。恒社初成立时，有一百三十余人，到1937年达五百二十余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市社会局、新闻界、电影界等许多方面的人士都参加进来。1934年，杜月笙任地方协会会长。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8月，又发动进攻上海的八一三事变。上海人民与全国人民一样，投入英勇悲壮的抗日斗争中。在全国人民抗日要求推动下，杜月笙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任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他参与劳军活动，筹集大量毛巾、香烟、罐头食品，送到抗敌后援会。他弄到一些军中急需的通讯器材、装甲保险车送给**将领。他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要求，将从外国进口的一千副防毒面具，赠送给八路军使用。
上海沦陷后，杜月笙拒绝日本人的拉拢，于1937年11月迁居香港。在香港，他利用帮会的关系，继续活动。他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上海党政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从事情报、策划暗杀汉奸等活动。其中最着名的是，他在上海的门徒协助军统特务刀劈了大汉奸、伪上海市长傅筱庵。1940年他组织人民行动委员会，这是在国民党支持下的中国各帮会的联合机构，杜月笙为主要负责人，由此实际上成为中国帮会之总龙头。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杜月笙迁居重庆，建立恒社总社，向大后方发展势力。他组织中华贸易信托公司、通济公司等，与沦陷区交换物资，借此中饱私囊。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杜月笙于1945年9月初返回上海、收割旧部，重整旗鼓。这时，由于租界已被收回，国民党势力可以公开活动，帮会的作用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1946年12月，上海参议会选举议长，杜月笙经过多方活动，虽然以最高票当选议长，但因国民党不那么支持他，所以，他当选后马上辞职。此后，他致力于向工商、金融、交通、文化、教育、新闻等各业中发展势力，担任各种各样的董事长、会长、常务董事、校董达六七十个。
1948年，蒋介石为了挽救严重的财政危机，派蒋经国到上海实行市值改革，发行金圆券，要求民间将所持法市外币及金银一律兑换成金圆券。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没有完全照办，被蒋经国以投机倒把罪逮捕，后被判了六个月的徒刑。经过此事，杜月笙明白自己在上海大势已去。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连获大胜，上海解放指日可待。5月1日，杜月笙携家仓惶逃往香港。1951年8月16日在香港病逝.
张啸林
张啸林(1877-1940)，浙江慈溪人,原名小林，后更名为寅。原为杭州地痞无赖。1912年随青帮流氓季云卿至沪，拜青帮“大“字辈樊瑾丞为“老头子“，成为青帮“通“字辈成员。先做鸭子卖补药的生意，后来凭技巧投靠“麻皮金荣“，广收门徒，成为法租界青帮头目之一，与黄金荣、杜月笙等并称“上海三大亨“。1920年他与黄金荣、杜月笙合股开了三宝公司，专门贩运鸦片。1927年4月，因支持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1932年后任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监事及中汇、交通等公司、银行常务董事或董事。
1937年，日军发动“八一三“事变。10月下旬，战局恶化，蒋介石准备放弃上海。为了防止“三大亨“被日伪利用，蒋介石邀请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一起去香港。
“三大亨” 地位的排列，原本是黄、张、杜，上世纪30年代中变成了杜、黄、张。张啸林出道时间比杜月笙早，资格也比杜高一辈，他还曾救过杜的命，对杜当老大，心中一直不服。
蒋介石部署撤退时，张啸林暗算:上海华洋杂处，各种势力盘根错节，日本人攻占容易统治难，必然要拉拢利用帮会头目。而三大亨中，黄金荣已表明不会出头为日本人做事，杜月笙去了香港，这正是他独霸上海滩的好机会。
11月上旬，上海沦陷。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很快便与张啸林达成了协议。之后，张啸林布置门徒，胁迫各行各业与日本人“共存共荣“，大肆镇压抗日救亡活动，捕杀爱国志士。又以“新亚和平促进会“会长的名义，派人去外地为日军收购粮食、棉花、煤炭、药品，强行压价甚至武装劫夺。还趁机招兵买马，广收门徒。张啸林的投敌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的极大不安。除掉张啸林，已是当务之急。
蒋介石指示军统局长戴笠对张啸林予以制裁。戴笠向潜伏在沪上的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发出了针对张啸林的锄奸令。他们还制定了锄奸计划和建立了行动组。行动组长陈默接到任务后，策划了两次暗杀行动，但均未成功，于是开始设法策反林怀部。林怀部是在张啸林的司机阿四的介绍下进的张宅，起初只当了个门卫。张啸林遭到几次暗杀后，就希望能找到几个身手和枪法都超群的保镖。在阿四的帮助下，林怀部连发三枪，枪枪从红心穿过。就这样，他取得了张啸林的信任，被聘为保镖。陈默以5万块银元和除汉奸的民族大义，争取到林怀部作内线，听候指令执行任务。
1940年8月上旬，陈恭澍与陈默约见林怀部，让他在近日内下手，得手后军统总部设法疏通，并会将他安排为法租界巡捕房捕办。
1940年8月14日有客来访张啸林，林怀部决定待张啸林送客下楼时动手。但不一会引客的管家下来去翠芳楼叫局了。叫局，就是去妓院请妓女出堂，前来侍酒陪赌，赌局饭局交替能到深夜。如果这样就无法下手。林怀部见阿四在院中擦车，便凑过去说:”有些私事，请师傅去楼上向张先生讲一声，准我5天假。“阿四摇摇头说:”张先生有规矩，会客时不许下人打扰，你又不是不知道。“
林怀部于是刺激他:”你平时常说张先生如何如何地看得起你，看来和我
张啸林
没什么两样，吹牛。“阿四火了，两人吵了起来。“吵什么?”楼上的张啸林听到声音，忍不住跨到窗前厉声喝问。
张啸林怒骂林怀部:”你这龟孙子，吃饱了不干事还吵架，老子多叫一个东洋兵来，用不着你了!”林怀部也毫不示弱地还嘴，张啸林于是探身窗外怒吼:”阿四，把这龟孙子的枪卸下来，让他滚蛋!””用不着赶，老子自己走!”林怀部伸手去腰间拔枪。大家都以为林怀部真要交枪走人，不料他对着张啸林一甩手，子弹正中张啸林面门，张当场毙命。
林怀部为了确认张啸林的死活，提着枪冲上楼，发现客人正在打电话给法租界巡捕房报警，于是枪杀了他。林怀部确信张啸林已死后，飞步下楼，准备逃离张宅。刚到楼梯口，被张的保镖拦腰抱住，另几个保镖跟着围了上来。这时法租界巡捕赶到，林怀部把枪一丢:”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从容就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