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赴延安/来去自由:知识分子当年的艳阳天

1935年华北事变后,抗战迫近,大批知识青年投身军政,国共两党都认识到”谁抢到了知识分子,谁就抢到了天下”,”谁得到青年的拥护,那就是谁获得了胜利”。中共改变1928年以来对知识分子的关门政策,改共青团为”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强调抗日,批判”关门主义”,打开大门”广招天下士,诚纳四海人”,电令各地大力输送青年赴延,再三承诺”来去自由”。

奔赴延安/来去自由:知识分子当年的艳阳天

当年的延安,偏居西北黄土高坡,中共中央进驻时人口不过2000,到处破烂不堪,交通不便,通信不灵,是一座经济文化都很落后、小得可怜的“窑洞之城”。

延安一代

1938年3月,抗大教育长罗瑞卿向党务科长李逸民交待任务:不管就学时间长短,每连党员要发展至80%。国统区各级党组织第一要务就是发展党员。1938年春,18岁的冯兰瑞(李昌妻)入党,不到一年就发展12名党员。入党誓词中最关键的一句”永不叛党”也拿掉了(1982年恢复),”服从纪律”改为缓和的”遵守党的纪律”。

中组部长陈云再三强调:”现在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国民党在抢,我们也要抢,抢得慢就没有了。日本帝国主义也在收买中国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如果把广大知识分子都争取到我们这里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那末,我们虽不能说天下完全是我们的,但是至少也有三分之一是我们的了。”

延安各校一开始还收点膳费,很快一律免费,统一发放土布军装。抗大生每月一元津贴,校方须为每生每月平均支付10.5元。党还在各地开办各种干训班,如1938年1月在浙南平阳县山门举办”抗日救亡训练学校”(校长粟裕)。

1939年12月,毛泽东亲笔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1940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要求中原局开办两万人的大学校,尽量招收上海、苏北的知青:不分男女、信仰、党派、阶级,只要稍微有点抗日积极性的,一概招收,来者不拒。不要怕反动分子混入,让其混入一些,然后再淘汰。

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从天南海北投奔延安,最小只有十二三岁,如绥德小学生白纪年(1926出生,1984年任陕西省委书记),1939年春步行赴延。大学教授、工程师、新闻记者,各党各派都有,甚至有爱吃大菜爱上舞场的上海小姐,有凸肚少妇,有南洋华侨。

奔赴延安/来去自由:知识分子当年的艳阳天

待遇上向知识分子倾斜。1937年抗大补助教员每月二斤大米、一斤鸡蛋、几斤白面,发给吸烟教员数包风车牌香烟。学校干部津贴高于部队干部,教员优于校内行政干部。

1938年9月,延安已聚集各路学生万余,陈云感慨万分:”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延安。我记得1932年在上海开办一个学校,训练工人干部,只讲了6天,学生也只有6个……1万个跟6个比一比,相差多少?”

1938年秋,抗大已无力继续扩容,延安到西安的电线杆一路张贴”抗大停止招生”,但还是有许多青年徒步走来。江南还有一些投奔新四军的学生,因无介绍信,硬给撵回去。1942年,延安总人口达四万,”三万党政军,一万老百姓”。

等到国民党恍然醒悟,明白这场青年争夺战的战略意义,为时已晚。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开始拦路截堵赴延青年,被截青年一律交送胡宗南西安战干第四团受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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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在抢夺知识青年的政治大战役中明显落败。截至1943年,国民党一百几十万党员,学生党员仅约3万(主要于1940年以后发展)。抗战结束后,吴国桢向蒋介石汇报:三青团效率很低,仅通过财力诱征学生,不能得到最优秀的人才。三青团名声很坏,遭致许多中立分子反感。

“据统计,1938年底八路军发展到15.6万余人,1939年发展到27万人,至1940年底,发展到近40万人。”彭德怀曾说:”八路军抗战第一年从不足3万扩至25万。”第二年,华北成为中共最大根据地–党员60万、军队20余万。南方的新四军,由最初的1.02万人发展为1938年10月的2.5万人,至1939年秋,新四军第一、二支队已由初到苏南的4000余人扩至1.4万余人,吸收了大量知识青年和医务、技术人员,不少来自沪宁等大城市,提高了全军的文化素质。

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记载:”到1940年抗日战争三周年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抗日军队已由三年前的4万多人发展到近50万人……解放区和游击区人口发展到近一万万。共产党员也由三年前的4万人发展到80万人。”

奔赴延安/来去自由:知识分子当年的艳阳天

20世纪30年代以前,中国知识分子稀少。据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统计,1932-1933年全国大专院校注册学生42170名,1933-1934年46785名。1933年大学毕业生总数7311名,1934年7552名。中国1934年大学程度者每万人0.88名;土耳其1928年每万人大学生三名。若非国民党政府大力拓展地方师范,从总量上拓展中小知识分子群体,延安便不可能获得迅猛发展所必需的人才基础。国民政府的地方师范教育政策,客观上为中共培训了大量中小知识分子,成为中共基层骨干的输血管。

1945年5月中共七大, 40万中共干部,工农党员虽占多数,但各级核心骨干,则是来自宝塔山下的知识分子。

学历构成

1943年12月,任弼时在书记处工作会议上通报:”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而言,初中以上71%(其中高中以上19%,高中21%,初中31%),初中以下约30%。”推算可知,专科以上程度约8000人。1944年春,毛泽东曾说”延安的六七千知识分子”,指的便是专科以上的知识分子。

81%的中小学生,还多为肄业生。中央教育部副部长李维汉苦口婆心劝勉进修干部,要他们养成阅读习惯–每天坚持读书五页。”小知笑话”比比皆是。中央党校某青年政治教员,仅”革命”两字就讲了三小时,学员越听越胡涂,他自己也越讲越不清楚。另一教员批改试题”民族形式的要素”,学员回答得很完整,仅因未写”斯大林说”,判零分。

延安一代的一个共同点就是,除了知晓一点马列教条,终身思维运行于很小的框架内,出不了马列绳圈。他们不知道马列之外还有什么好东西,甚至不知道还有别物存在。对他们来说,事情倒也简单,马列之外,一切都是”封资修”,毋学毋识,一句”唯心主义”便打发了一切中外学问。

为什么民国知识分子热衷投奔延安

1944年,延安作家的精神食粮极度匮乏,”看他们的书架,除了一些几年以前的书籍外,很少新书。交通困难,邮购不便,是主要的原因”。

为什么民国知识分子热衷投奔延安

各根据地还出现扣书籍抢教员的事。1939年,邓小平带了两位马列学院教员上前方,半途被扣,打了半年官司,八路军总部才派人赎出两名教员。延安给山东送去一二百本《联共党史》,山东只收到七本,途中遭层层截留。1938年7月,高中生温济泽担任陕北公学社科教员,在村子广场上课,每讲一次便是半天(三小时),每周要上11次课,须上五天半。

延安青年讨论共产主义前景:”到共产主义有馒头吃也就行了。”抗战胜利后,延安某单位墙报讨论”进城后的第一行动”,有人要先买个洗脸盆,有人先去洗澡,有人”放下行李就下馆子”,也就这点想象力。

基层小知更是对马列半生不熟。黄源晚年承认:”我们过去太不知道学习了。如我们在四明山(按:浙东根据地),实际上有时间,但从来没有认真弄通一本马列书、毛主席著作,即使读一点,也是浮光掠影,没有深入下去。”

延安时期相对安定,周末舞会翩翩,甚至出现”延安的渥伦斯基”,数万”党政军”本可大量充电。但耗时两年搞整风,只让反复学27个文件,学到能背出每一小节。1944年通俗读物占延安出版总量30%以上,政治类26%,文艺类15%,自然科学与军事类最少,社科理论不过7%。小说仅翻印《三国演义》、《水浒传》。提供的知识与信息总量很有限。

奔赴延安/来去自由:知识分子当年的艳阳天

知识结构的深远影响

陈伯达曾回忆承认:”没有对《资本论》进行认真的研读,因为《资本论》卷帙很厚,我过去主要是搞古代哲学的,就没有能细读。认真读《资本论》还是在解放以后。”王力揭发陈伯达读《资本论》第一章就读不下去。周扬也是”文革”期间才精读《马恩全集》、《列宁选集》。陈云”文革”期间下放江西3年,通读《列宁选集》。毛泽东说:”理论书太硬,《政治经济学》我就没读过,陈伯达也没有读过。”胡乔木说:”‘文化大革命’期间读得多一些,读得最多的是《马恩选集》四卷本。”李锐说:”他 (指毛主席)对中国典籍熟悉的程度远超过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熟悉程度。”1937年11月王明回国,对延安女大的学生说:我们党的理论水平很低,中央委员会的马列主义水平,还不如你们高呢!

1965年12月21日,毛主席在杭州与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等谈及:”我们党中央里面的同志,也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1961年周扬承认,就见识与学养来说,自己这一代远不如梁启超和胡适。

一个中小知识分子占据主流的社会,风气日趋偏激,反智主义高涨。因为,处于社会边缘的中小知识分子要想引起人们注意,寻求上升机会,辄出言惊世,提出更高更远(必为乌托邦)的社会理想,从而牵引舆论、掀动社会变革,以此扬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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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晚年回忆青年时代:”六十年后回头看,我们这些进步青年其实什么都不懂,既不懂什么叫民主,也不懂什么叫共产主义。”李慎之乃燕京经济系高才生,修过六学分的政治学,啃过王世杰、钱端升的《比较政府》、戴雪的《英宪精义》(均为商务版)。

进入晚岁的延安一代,绝大多数保持延安思维特色–只有情绪化的反应,缺乏基础理论修养。1981年,美籍华裔学者聂华苓邀请丁玲访美,聂很快发现:”她的讲话很政治性,意识形态色彩很重。丁玲喜欢批评,她的讲话中只有批评没有批判–批判是需要理性建构的,批评是情绪化不经过思考没有原则的,就是本能反应。

“聂华苓一下就抓住了丁玲”革命者思维”的本质缺陷。”喜欢批评”是革命者的本能,”只有批评没有批判”指延安一代只有一鳞半爪的”领袖语录”、”导师名言”,没有详细论证思考这些”语录””名言”的合理性。

既然知识结构中没有其他参照坐标,也就不可能得到其他知识体系的校验纠正。粗浅的知识结构与单一的价值体系,成为延安一代的重大代际特征,也是延安一代形成代际局限的根源。

原文:裴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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