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君如伴虎,蒋介石四大文胆有两位自杀

文胆,指专门为高级政治人物草拟撰写各种文告、演讲稿、新闻稿等文案,并出谋划策的幕僚人员。

蒋介石一生就有四大文胆。他们是:长期充当蒋介石重要幕僚的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国民党权威理论家,历任总统府国策顾问陶希圣;长期为蒋介石草拟文件,是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素有国民党第一枝笔之称的陈布雷;蒋介石台湾时期的“第一文胆”秦孝仪。

第一位是戴季陶(1891─1949),名传贤,字季陶,原籍浙江吴兴(今浙江湖州市)。国民党的理论家,蒋介石的重要幕僚,与蒋过从甚密。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戴发表《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文章,坚决反共,为蒋介石出谋划策,为蒋介石的清党、铲共提供理论依据。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考试院院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职,长期充当蒋介石的谋士,为蒋介石捉刀代笔,蒋早期的许多文稿都出自戴季陶笔下。

1946年春,戴季陶随国民政府从山城重庆还都南京。1947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改组,他继续任考试院院长。此间,他的神经衰弱症复发,整日郁郁寡欢。内战爆发后,他认为共产党的势力日益发展壮大,会取代国民党。为此他向蒋介石进言:“今兹倭寇降而共匪炽,正与捻匪当年局势无殊,故战后艰难将十倍于战时,不可掉以轻心。”他极力反对国共谈判,曾对蒋介石说“切不可视共产党为合法之团体,匪首为正当之人物,言论为正当之道理”。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全部丧失,戴季陶非常痛心,向左右哀叹:“时局日下,衰病之身,毫无所补,每一念及,则深惶汗。”

1949 年1 月21 日,蒋介石被迫下野,辞去总统职务。蒋介石下野后不久,就布置党政军要员撤往台湾。当有关人员通知戴季陶去台时,他一口拒绝:“不去了,但愿回四川老家以竟终年,伴父母于九泉,尽人子之责。”1949 年2 月10 日,他对秘书说:“国军难以据守西南,四川必为共产党所得。他们不会放过我,我也不甘当他们的阶下囚。”身病加心病的戴季陶,既不愿随蒋介石残喘台湾,又怕成为共产党的俘虏。1949 年2 月11 日,眼看大势已去的他终于吞服安眠药自杀。据蒋经国日记载:父亲闻耗悲痛,故人零落,中夜唏嘘。在挽词中蒋介石称赞其“才识恢宏,勋尤懋着”。

第二位是陶希圣(1899─1988),名汇曾,字希圣。湖北黄冈人。1927年初,陶希圣应聘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中校教官,参加北伐革命军工作,从此以“陶希圣”之别名取代“陶汇曾”之本名,并终其一生。1929年后,在上海复旦大学、劳动大学、暨南大学、中国公学、上海法学院、立达学园及中央大学任教;同时与周佛海、樊仲云等创办新生命书局。1935年1月,陶希圣联合王新命、何炳松、萨孟武等10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

1937年抗争爆发后,陶挟笔从政,在武汉与周佛海创办“艺文研究会”,“希圣为文分析国际问题,以评论表明国民革命与抗战建国之立场与政策,即自此时开始”。1938年7月,任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同年底随汪精卫出走河内。1939年8月,任汪伪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部长。1940年1月,与高宗武逃赴香港,披露汪日签订“密约”内容,旋与连士升等在香港创办国际通讯社,发行《国际问题周刊》。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去重庆,任蒋介石侍从秘书。1942年,任侍从室第二处担任第五组组长,主导宣传工作。1943年3月,蒋介石见毛泽东写了本《新民主主义论》,也想写一本类似的书作为响应,他为蒋介石代笔起草了《中国之命运》,受到蒋的高度器重,并任《中央日报》总主笔,成为继戴季陶之后的国民党权威理论家。

1947年,兼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并当选为立法院立法委员。1949年赴台湾后,历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设计委员主任委员,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四组主任,革命实践研究院总讲座,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日报董事长,中央评议委员等职。1988年6月27日在台北病逝。

第三位是陈布雷,(1890─1948),名训恩,字彦及,笔名布雷,畏垒。生于浙江省慈溪县(现属余姚市),才华出众,二十多岁就在报界享有盛誉。1935年后历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代理秘书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秘书长、最高国防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长期为蒋介石草拟文件,是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素有国民党第一枝笔之称。他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位很受关注而颇有争议的人物。

抗战时期,是陈布雷“文胆”生涯的高峰。1937年7月初,蒋介石邀集国内知识界名流二百多人召开“谈话会”,并在会上慷慨陈词。这篇谈话以“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一句最为著名,它如同“抗战宣言”一样,为中国四万万同胞广泛传诵,激励了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团结抗战的最大决心。这篇演讲稿,就是陈布雷起草的。抗战时期,陈布雷还有许多篇文章得到普遍赞誉,在国内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作为蒋介石的“御用”笔杆子,陈布雷曾参与起草过一些反共方面的文章,作出过一些违心事,替蒋编织过谎言,最典型的是为蒋撰写《西安半月记》。关于西安事变,陈布雷知道张学良、杨虎城原为抗日而兵谏,并无“弑君”、“篡权”之意,也听说了一些蒋在惊慌中跳窗逃至山后的狼狈情节。但蒋介石向他面授此书的纲目时,却把张、杨说成是犯上作乱的叛逆,美化自己在危难中镇定自若,对下属晓以大义,使之幡然悔悟,才得以转危为安……陈布雷无法违拗蒋的旨意,只得唯命是从,但内心里却十分痛苦。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他并多次表示,“不能用我的笔达我所言”,“为人捉刀是苦恼的”。

陈布雷是个很矛盾的人物,著有《陈布雷回忆录》。他热爱报业,想当记者,却身不由己做了高官;他为人谨慎,也非常熟悉为臣之道,对蒋介石或同僚总是恭敬有加,从无盛气凌人的傲气。他廉洁自律,不拉帮结派,不贪污腐败,颇有“贤相”之风,被蒋介石称为“完人”。他位居党国中枢,大权在握,却鄙薄政治,不让儿女从政,他的子女中没有一个国民党员(他的女儿陈琏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

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自杀身亡,终年59岁。他在留下的遗书和致蒋介石的信中称:“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致使“衰老被惫,思想柘涩钝滞”,他表示自尽之举实出于心理狂忧之万不得已。蒋介石在祭文中,对这位一生以笔墨佐助自己“遂奠邦基”的文胆与国策顾问,作了盖棺定论之语:“畏垒(陈布雷号畏垒)椽笔,逾百万师。”“综其生平,履道之坚,谋国之忠,持身之敬,临财之廉,足为人伦坊表。”

【左为秦孝仪】

第四位是秦孝仪(1921─2007),出身书香门第,自幼继承家学,精通儒学、经史,博览群书。从上海法商学院法律系毕业后,他曾赴美国俄克拉何马大学深造,荣获人文科学博士学位。秦孝仪二十多岁即受蒋介石重用,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议事秘书;二十八岁时,就成为蒋介石身边最年轻的文胆,深受蒋介石与宋美龄信任。随国民党到台湾后,秦孝仪除以“总统府”秘书的名义,续任蒋介石文胆外,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文宣组副组长、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1961年4月,他出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直到蒋介石过世为止。由于文采过人,反应快,又能以毛笔速记,所以秦孝仪一直为蒋介石倚重,蒋发表的政策文稿,几乎全部出自秦孝仪之手。通常蒋介石比较重要的文告、稿子,由他本人当面口述大意,秦孝仪则在一旁笔记下来,然后连夜赶好草稿,先给秘书长张群看过,再行对外公布。对传统经典相当仰慕的蒋介石,也不时与秦孝仪以四书五经应对,增添自己谈话的分量。所以秦孝仪能长期在国民党党中央工作,并任蒋介石侍从秘书职务屹立不摇,前后共达二十五年之久。

秦孝仪作风低调,不过他在担任蒋介石文胆期间,还是留下一些逸事。例如金门岛上的“毋忘在莒”勒石,当时蒋介石在迁台之初,为了激励国民党军队反攻决心,于1952年5月赴金门视察后,决定题字,并由石匠镌刻在石壁上的,意在以战国时代齐国大夫田单,以莒城、即墨复国的历史故事自勉。不久,金门司令官胡琏兴建英雄馆,也依此典故命名“莒光楼”,由于高十余公尺,自此成为金门的地标。因当时许多人不识“毋忘在莒”是何典故,所以秦孝仪特地于1959年撰写一篇《毋忘在莒本义》,刻成石碑,置在勒石左下方,讲述“毋忘在莒”的历史典故。

秦孝仪最为人知的传奇,在于他在蒋介石去世之际,以党国要人、蒋家家臣、蒋介石文学侍从等多重身份,承宋美龄之命,记录并撰述了蒋介石的遗嘱。这篇以“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破题的短文,在国民党一党专制时代,各级学校曾规定学生背诵,也让秦孝仪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近年内地出版的《中华民国人物传》,将秦孝仪誉为“国民党的第一枝笔”。

相关新闻

发表评论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QR 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