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什么反对袁世凯称帝

袁世凯的幕府当中,有一人叫王锡彤。他入幕甚晚,直到1909年袁世凯罢官归田,才被延揽,相比阮忠枢、杨士琦等幕僚,则属后进。不过袁世凯对他一直信任有加。这不仅基于他的理财能力(入幕之后,其职责便是帮袁世凯经营实业),更基于他的高尚人格:他立志不做官,作为幕僚,这一点非常难得,因为大多幕僚,皆以府主为台阶,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王锡彤则是罕见的例外,他曾向袁世凯声明,“以白衣赞襄左右,决不忝厕官职,且使天下后世知袁大总统幕中尚有不慕官爵之人,亦药笼中一味也”,追随袁世凯期间,不乏入仕之机,为他一概拒绝,这样的志节之士,谁不钦佩?

他们为什么反对袁世凯称帝

  袁世凯称帝,王锡彤并不赞成。有人说他忘恩负义,他答道:的确有人忘恩负义,不过不是他,而是鼓吹帝制之流,如筹安会。他反对帝制,恰恰是忠于袁世凯的表现:“夫余之反对帝制,敢指天日,谓天下莫如我爱袁公者。耿耿此心,期不负知己而已。”

  有待探析的是,王锡彤为什么要反对帝制。目睹筹安会兴起,复辟帝制被提上议程,他感慨:“余思明太祖之有天下也,功在驱胡。汉人蜷伏于异族者将百年,明太祖为伸其气,故人心倾向,遂有天下者几三百年。清之有天下也,则在永不加赋一诏,为足系汉人之心,而慰其明末重赋苛征之苦,故其有天下也,亦二百六十余年。今民国纪元而后,验契有费,公债派钱,且一切新税正在议行者,尤不知凡几,民间纷然以为加赋。且与日本交涉失败,薄海志士罔不短气。当此时而铺张功德,谋称尊号,得毋非其时乎?”

  原来,王锡彤反对帝制,里面还有讲究。确切讲,他只是反对袁世凯此时称帝,因为时机不对,无疑火上浇油,非但无法化解共和的危机,反而将被危机所吞噬。换言之,假如适逢其时,复辟帝制也未尝不可。

  这样的论调并不孤独。当时反对帝制的人,大抵可分三种:一,反对帝制本身;二,不反帝制,而反对袁世凯当皇帝;三,不反帝制,不反袁世凯当皇帝,只是反对袁世凯在这个时候当皇帝。第一种属于主流,这些人普遍认为,由共和而帝制,形同逆流,质言之,这是一种基于理念和制度的反对;第二种以清朝遗老与拥趸为主,如康有为、张勋等人,他们心中的皇帝宝座,该由爱新觉罗氏来坐,袁世凯本是贰臣,焉能坐得;第三种,看似特异,其实大有人在,除了王锡彤,还有徐世昌和梁启超。

他们为什么反对袁世凯称帝

  袁世凯复辟帝制,徐世昌这个铁哥们并不热心。说起来他是老派人物,本不反感帝制,不过他以为称帝得讲究时机,不可操之过急、鲁莽灭裂,袁世凯所选择的时机,正如王锡彤所论,显然不够成熟。

  鉴于此,当帝制运动进入高潮,无可逆转,他毅然辞去国务卿之职,回河南卫辉老家去了。

  梁启超一向被视作帝制的头号反对者。然而细读《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可知他的态度相当暧昧。其立论基于一个极具争议的前提:只问政体,不问国体,只要政体能立宪,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不可,如果政体不能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可。从这一点出发,他对君主制的确谈不上抵触:“吾以为若天佑中国,今大总统能更为我国尽瘁至十年以外,而于其间整饬纪纲,培养元气,固结人心,消除隐患,自兹以往,君主可也,共和亦可也。”他还为袁世凯称帝规划了两种情形:“而欲帝政之出现,惟有二途:其一则今大总统内治修明之后,百废俱兴,家给人足,整军经武,尝胆卧薪,遇有机缘,对外一战而霸,功德巍巍,亿兆敦迫,受兹大宝,传诸无穷。其二则经第二次大乱之后,全国鼎沸,群雄割据,剪灭之馀,乃定于一。”后者自然不可预期,至于前者,“则今正以大有为之人居可有为之势,稍假岁月,可冀旋至,而立有效”。意思是,袁世凯你好好干,把民国治理好了,大国崛起,便可称帝,到那时你不称帝,老百姓都不愿意呢,“亿兆敦迫”,逼你当皇帝。

  梁启超作文,不是凭逻辑,而是凭感情,讲求以情动人,而非以理服人。这篇经典之作便是如此。单论说理,其中不乏自相矛盾之处。譬如他所规划的袁世凯称帝之前景,倘若如愿,则空有君主,而无立宪:当袁世凯成为霸主,功高权重,予智予雄,还怎么把他关进宪政的铁笼呢?就此而论,梁启超与徐世昌、王锡彤并无二致,他们所坚持的都是一种功利主义思维,所考量的问题仅仅在于,什么时候称帝容易成功,而忽略了帝制本身的是非,更勿论帝制与宪政的关系。

  有一种说法认为,政治没有是非,只有成败。这便把功利主义推到了极致。事实则是,成败之上,依然有是非。严修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同样谈到时机的问题,他指出,曾有两次称帝的良机,摆在袁世凯面前,他都没有珍惜,一是“破汉口,下武昌,传檄各省,受禅清室”,二是“于癸丑之役,逐孙黄,定长江,四方推戴,自践帝王”,现在称帝,为时已晚。然而他还有一番高论:“为中国计,不改国体,存亡未可知,改则其亡愈速。为大总统计,不改国体而亡,尤不失为亘古唯一之伟人;改而亡,则内无以对本心,外无以对国民,上无以对清之列祖列宗,下无以对千秋万世。”同是失败(亡国),是非分明。

  这么说并非要苛责王锡彤们,我写这一节史事,只为呈现那被遮蔽的一面。陈独秀论袁世凯称帝,曾说“就是反对帝制的人,大半是反对袁世凯做皇帝,不是真心从根本上反对帝制”。此言向来被视为至论,可惜还是遗漏了王锡彤等人,他们连“袁世凯做皇帝”都不反对,只是反对袁世凯在此时做皇帝。

这两种反对帝制的声音,足可警示世人:帝制的失败,未必是共和的胜利。

作者:羽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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