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东方 掘宝敦煌——张元济与伯希和(连载39)

从思想革新转变为出版文化,张元济的文化履痕很早就触及到了当代世界汉学的范畴,他与海外汉学家交往甚广,并多次往返其间,与之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其中,他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交往便是一段美谈。

伯希和(1878-1945)在当时不仅是法国第一流的汉学家,也是西方中所有研究中国的学者的祖师爷。作为继沙畹之后法国巴黎学派的领袖,他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迄今为止仍是汉学研究领域的翘楚。他不仅在法国深耕细研,还多次到访中国搜集资料,与学人论学。张元济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人物,多次辗转于中法间,与伯希和论学交流,也是学术界中罕有的大家。张元济和伯希和自1910年相识,在他们长达二十余年的友谊中,二人惺惺相惜,凡伯希和到上海,几乎必访张元济。对于伯希和而言,也以自己接触到当时中国文化的代表之人为

伯希和是语言天才,精通13种外语。作为一名传教士,他还是西方汉学界中罕有的能讲流利北京话的学者。而在这方面,他的导师沙畹和同辈马伯乐、葛兰言等皆稍逊一筹。他在1899年被选为印度支那古迹调查会寄宿生。1901年,年仅三十岁的伯希和受聘为远东学校教授,其研究成果也迅速为国际汉学界所瞩目。作为国际汉学的领军人物,其聪慧过人的头脑和深厚扎实的汉学功底,也令中国学术界刮目相待。

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从敦煌的莫高窟窃取约七千余卷的古文书。在这个历史时刻,即1900年至1903年间,伯希和三次受法兰西远东学校的派遣前往中国考察,并搜罗了大量的古物旧籍。1906年,他再次受法国金石和古文字科学院及亚细亚学会之托,前往中亚探险。由于他精通汉学,他所得的敦煌卷子较英国人斯坦因的而言,具有更高的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在此次考察中,他以500元的价格选购了大量的文献精品,并拍摄了照片,详细记录了洞窟中的情况。而得到秘宝的伯希和对于自己的意外收获也丝毫不敢掉以轻心,先后辗转了兰州、西安、郑州等城市,于1908年10月5日抵达北京。在此地,他将大部分所获品送往巴黎,然后南下上海、无锡,12月中旬返回河内。而这些事他此前也从未与中国学者提起。

1909年5月,伯希和第四次来华,是为巴黎国家图书馆购书。首站抵达上海。9月又到了北京,此行也是他首次向国人公布并展示行囊中的数种秘籍。”[1]。

而敦煌卷子的问世,在中国犹如惊天之雷。因此,伯希和门下的造访者络绎不绝。董康、罗振玉、蒋斧等人皆怀铅提椠于伯希和的寓所,录得其所携的卷子。随后,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提议影写保存,伯希和也欣然同意。

自此,中国学界与伯希和因敦煌古物的研究而来往频繁/增多,伯希和对中国文化的学术研究成果也日益丰富,尤其是对中国文化感情也愈加深厚,还颇具独到之见。 1933年中研院的宴会上,他说:中国之文化,不仅与其他古代文化并驾媲美,且能支持发扬,维数千年而不坠,盖同时为一古代文化、中世文化而兼近现代之文化也。同时他又提及: “研究中国古代之文化而能实地接触当今代表中国之人。此种幸运,绝非倾慕埃及或希腊者所可希冀。知有此幸运而能亲来享受者,以沙畹为第一人。”[1]这其实也是夫子的肺腑之语。伯希和作为欧洲汉学正宗巴黎学派的领袖,是一个身体力行来感知接触中国文化的人。

伯希和一生中至少有九次是为研究学术文化而踏上了中国的旅程。这在早期的欧洲汉学家中是罕有匹敌的。即使是毗邻大陆的日本汉学家,也只有内藤湖南有十次之行。让我们来简观一下伯希和的九次行迹:

1900年初,伯希和被派往在法属印度支那河内的法国远东学院工作。同年二月,他被派遣到北京为学院的图书馆收罗中文书籍。

1901年,伯希和成为远东学院的汉学教授。同年第二次到中国考察,为远东学院带回了大批汉、蒙、藏文书籍和艺术品。

1902年,伯希和第三次到中国考察,收罗了大批书籍和雕刻艺术品。

1906-1908年间,伯希和到西域考察,带走了敦煌莫高窟中六千余种文书。此外,还掳走二百多幅绘画以及幡幢、织物、木制品、木制活字印刷字模和其他法器。

1909年,伯希和来华,为巴黎国家图书馆购书,首站到上海。

1916年,欧战期间,伯希和调任法国驻华使馆,任陆军武官次官。7月,(内容缺失?)

1919年5月,伯希和“将返巴黎,重莅讲席”,途经上海。

1932年底至1933年初,伯希和为了解近年中国学术的发展,又兼为巴黎大学中国学院采购普通应用书籍,而再度来华,经香港、上海到,而后到达北平。此次在华之际,还与傅斯年一同前往殷墟实地考察。

1935年5月,年近花甲的伯希和携夫人最后一次来华,此次是为出席法国公益慈善会向东方图书馆赠书的典礼。

中国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翁独健先生在伯希和去世时,还撰写了《伯希和传》:“先生之学精湛渊博,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举凡我国之目录版本、语言文字、考古艺术、宗教文化、东西交通、以及边疆史地等,先生几皆有深刻之研究与精粹之论著。然详绎先生之著作,其所以能超越前人,决疑制胜,盖得力于先生之精通亚洲各种语文,注意版本校勘,与新史料之搜求应用。”(此处是一段话还是两段话?如若一段请注意标点,如若两段可以加个过渡词,不显突兀。)“伯君将已泯灭之数个中亚语言恢复之,为中亚史之各面及中国外向关系增加极重要的几章,纠正无数汉学之错误,鞭策一切之汉学而为妄说者以向谨严,继茹里安沙畹以建立巴黎汉学派之正统。影响所及,德、奥、瑞典、英国、美国、以及日本。此君固中国以外,全世界治汉学者奉为祭酒者也。”

张元济可能是第一个在欧洲看到流落海外的敦煌卷子的中国学者。就在伯希和回到巴黎后的一年,即1910年10月,张元济于欧洲巡游时,在清廷公使的引荐下,经特别许可,参观了法国国家图书馆。张元济这次的参观重点便是敦煌古物,全程由伯希和陪同观看。而后又随伯希和拜访了他的老师——知名汉学家沙畹,并与之进行了畅谈。此行,张元济心中所想的是将敦煌古卷做存录。他在致汪康年的信中也写道:“弟问去年在巴黎看到伯希和所得敦煌古书,曾否抄得目录。彼时本欲录存,无如法国国家十分郑重。不许常人观览。弟由共事过介绍,特别许可,且由伯君伴往,跬步不离。重房秘屋,光线甚乏,而伯君又匆匆欲行,故只能略观大概,弟亦以行期太迫,不能再往。因晤伯君,知英人某先彼至敦煌,所得亦甚富。到英访得,亦入国家图书馆矣。其珍密一如法人,四部不如伯君多,而佛经及其他古物,则远过之。其四部书亦已商妥,将来亦可影印也。”[1]

而后,张元济在其《环球归来一夕谈·巴黎的中国古书》中记录了他在巴黎见到伯希和的情况和经过:“我到了法国的京城巴黎,便去访伯希和,邀他同我到图书馆内去看,他们看得这些古书都很郑重,不轻易许人去看的。我见敦煌来的古书陈设了几大间屋子,都是用镜架镶好了。每一卷子用一木匣,挨次藏着,其余没有理清的还堆在桌上,我没见过。记得有一种唐人写的《论语》,翻阅几页,和现在的本子多有不同。可惜没有工夫细看,看也看不得许多。我已经同伯希和商量停妥,陆续照了相寄回中国,将来还要设法印出来,请大家赏鉴。”[1]

由此可观,对于法国图书馆中不轻易许人看的资料,伯希和不仅亲自陪同张元济观看,且还与其谈妥了照相存录之事。但由于行程匆忙,张元济连目录也没有抄成,印刷共享之事最终也被搁浅。但这并不妨碍二人的私交。

其实,张元济在专访伯希和之前,已着手开始与罗振玉合作影传遗书之事。原来,1909年伯希和到访北京时,罗振玉携王国维等人前往伯希和下榻处拜访参观,他们不仅获悉敦煌秘籍的存佚消息,开始设法收集和保存有关文献,发韧了中国的敦煌学研究,预此国际化学术领域之胜流,而且得以直接与西方主流汉学家接触,相互砥砺。据说中国学者还组织一会,筹集巨资,以供照印之费。”此后两国学术界的交流,长期赖于此被劫宝物,并以此为媒介“与同人醵赀影印八种,传抄一种,并拟与商,尽照其已携归巴黎者伯希和归国后,履行承诺,代为影照石室遗书开始进展顺利,很快便致函罗振玉,告以已代照千纸,亦于三月内当可寄到”。而后却写真师身故,致寄出迟滞。罗振玉希望身在北京的张元济以商务印书馆名义刊行这批文献。遗憾的是,因为所费甚巨,仅影印就要三千元。因此,张元济后来并没有印行伯希和所提供的这些敦煌卷子。其间原因众多,最主要的便是法方甚为珍重,不愿公布。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大抵还是法方人手不足,经费欠缺所致,因此也没有作相应整理。再加上当时商务印书馆也尚无此实力和技术。而张元济在商言商的立场,身处这个时期自然也不会去印行这些当时无人认可而今天捧之甚高的敦煌古物。1913年6月,张元济退还了罗振玉提供的印制敦煌遗书的二千元费用,罗振玉对此也颇为不满。因此,他在之后所著文章中将张元济目之为“书估”。[1]

这段张元济爽约的公案,罗氏后人罗继祖在《集菉篇》中虽并未“书估”,然屡屡申言事。其实,罗振玉与张元济曾同在清末为学部起草文牍之事宜,而后不久,张元济调任筹办外务部储才馆,二人也再未共事。而后的一次会面也仅仅是在1911年7月8日,张元济到京参加中央教育会议,会后,罗振玉发动缪荃孙鼓动张元济出版是书。张元济曾回复道:“近以坠篇网罗,实就部司农拨故书,镏舍人抱礼器之意,事关国脉,士与有责。”“罗叔蕴两书诚佳,但字迹过小,不能影印,书已归之。”[1]而后,一方面因为瑞方去世,罗振玉身在日本,另一方面,张元济实际上是在计划影印英国斯坦因的所藏本。(此处论述不明,关系所指模糊,结合上下文做修改。)19101030,张元济自巴黎到伦敦,曾与斯坦因,并参观英国博物馆所藏斯坦因所获敦煌秘籍,商议影印其中的四部书。此举大概是效仿罗振玉与伯希和之间的做法,结果却并未如他所愿。此次,张元济虽未达成敦煌文书印行之举,但并不意味着他会就此放弃。

一战期间,伯希和入伍,担任副官,远征西伯利亚,一时和学界来往较疏。1916年,欧战期间,伯希和调任法国驻华使馆任陆军武官次官。7月,他到任后随即拜访了同在上海的张元济,并将所得唐人卷子《尚书释文》的照片赠送给张元济等人。

张元济作为东道主,对伯希和的到来十分欢迎,还亲自陪同伯希和观看涵芬楼所藏珍本。随后,在自己的寓所宴请伯希和,还邀请了上海学术界的文化名流沈曾植、叶昌炽、张石铭、缪荃孙、蒋汝藻等作陪。叶昌炽在《缘督庐日记》中记其事道:“晨起,案上有书,张鞠生京卿招晚酌,言有法国友人毕利和,即在敦煌石室得古书携归其国者,今来中土,研究古学,甚愿与吾国通人相见。”(引文加脚注)

对于此次所得的材料,张元济也迅速安排将其付印,并请吴士鉴校勘,收入《涵芬楼秘笈丛刊》。吴士鉴《校语跋文》记道:“戊申(1908)年,法国博士伯希和君游京师,以所获经籍出示同人。丙辰(1916)夏,伯君以随使来华,道出沪上,张菊生丈得其所藏《经典释文》残卷影本,亟复印之”。因此,《涵芬楼秘笈丛刊》得以收入第四集(1918),并请吴士鉴为之校释,这也是早期敦煌文献出版与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此举虽晚于罗振玉所刊,但在当时也算作较早关注伯希和所藏的出版机构了。此次会面,伯希和也托张元济代购了许多商务印书馆的书,张为之一一办理。

欧战结束后,即1919年5月,伯希和“将返巴黎,重莅讲席”,途经上海时,再次约张元济于礼查饭店就餐,并托购《金石录》、《择是居丛书》,订购《道藏》、《四部丛刊》等书[1]。在当时,这些书部分已出版,部分还尚在计划之中,如《道藏》等,但伯希和却早已获悉并主张订购,可见其学术造诣之深。

伯希和归国后,于1921年接替其导师沙畹之职,而后又当选为法兰西研究院评议员。随着地位与声望的与日俱增,伯希和不仅与中国学者继续进行着学术交流,还以国家大局为重,致力于促进中法文化的交流。

早在1919年秋,叶恭绰赴欧考察时,便提出由交通部出资,在巴黎大学设立中国学院,此举也得到了法国总理班乐卫的支持。1920年该院宣告成立,其目的便在于推动中法两国互相交流学习,进行深层次的学问研究。翌年底,得到了法国政府的承认。在1929年初,正式归属巴黎大学。该院由十人组成的院评议会中,伯希和是唯一的纯学者,他还担任该院的研究指导委员会的委员。

伯希和在学术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卓著地位也吸引了许多中外学者前去学习交流,蔡元培、董康、胡适等张元济的朋友均曾前往并与之交流。1923年,蔡元培还聘请伯希和担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国学门考古通信员,而后又聘其为导师。他不仅欣然接受,还为东西学术的文化交流贡献良多。1930年,他被北京图书馆聘为通讯员。1932年底,伯希和为了解近年中国学术的发展,并肩负为巴黎大学中国学院采购普通应用书籍之命而再度访华,此次他经香港、上海到达北平。在1933年,他还极力促成了徐悲鸿、黄宾虹、齐白石、张大千等七十多位中国当代艺术家赴法举行了大型画展,历时四十五天。此举也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家走向世界的一大壮举!

对于法方所严密保管的敦煌卷子,也曾引起一些中国学者的不满。他们指责伯希和并未真诚地履行诺言。而法方此举其实也并非是针对中国的学者。据说,伯希和曾将文书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东方部的一个房间里,并亲自掌管钥匙,因而也引来不少法国同行的攻击与不满。对于伯希和所带走的那批敦煌卷子,尽管与斯坦因所骗得的方式不同,但他从当地购买后带离中国的这一行为,受到国人尤其是学者的非议也是难免的。然而,从今日的历史表现来观,伯希和也并未独占、私藏这批文物,而是将其归于国藏,推诚布公的将其公开。但限于当时社会的条件和认知,并没有对其举的价值给予认同。”[1](这段引文的前引号没找到)

伯希和作为汉学专家,与斯坦因、华尔纳等不同,他能够以专业学者的态度对待秘宝,所以后人一般会将其与斯、华等人区别开来。傅斯年曾代伯希和辩解:“论伯君与敦煌卷子之关系,应详察当时之经过与责任,未便与斯坦因氏混为一谈,此为事实与公道之问题。”此言是证明其学者的身份,与那些古董商或博物院典守官之不同。

1935年5月,年近花甲的伯希和携夫人最后一次来华,所负使命是出席法国公益慈善会向东方图书馆赠书的典礼。法国方面的这次捐赠,是由上海法租界公益慈善会出资,再由伯希和亲自挑选了1500余种法文名著,这也是继上年10月德国以大批名贵图书赠送东方图书馆后的又一场大型文化交流活动。相较于德国所赠书籍的庞杂,这批书的价值远在其上。也正是基于伯希和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之深,所以他亲自挑选的这批图书,均为品质上乘。

在6月6日赠书典礼上,他赶赴上海并代表法方致词。在赠受典礼的讲话中,伯希和对与会的张元济、王云五、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在学术上及中法文化合作上的贡献表示感谢,他说:“我今天能侧身于这许多学者之间,已深感荣幸。尤其引为光荣的便是此次的赠书之举,鄙人能参与其事,各书科目齐备,都为基本名著,或能于中法学术方面之沟通,有所贡献。中国民族有悠久的历史,在世界文化占重要位置,近来各方进步甚速,前途光大。法人向为中国的好友,兹再代敬致祝忱。”(引文加脚注)

张元济、李石曾、王云五等人讲话时,均对伯希和表示了敬意,他们认为此举不仅是表示文化上努力的沟通,还有着深切的感情的表现。张元济也特别强调了他对中法文化交流的努力,是中西文化的典范,还特别回顾了二十年前和沙畹的畅聚。(此处是不是该换成自谦的口吻?)张元济还说到:“中西文化开始沟通虽然很早,但到十七世纪以来才有系统的交换。在这中西文化沟通的过程中,虽然有各国学者做我们的中介,但我们可以断言,此种工作要以法国耶稣会的学者和现代法国的汉学家为最有功。”他认为,沟通中西文化要以法国人为最有力,而使得中西文化彼此受到影响,亦要以法国为最有力。所以他又强调说,“现代法国深通中国文化的学者很多,其最著者如沙畹和伯希和诸先生尤值得我们钦佩,沙畹先生在二十余年前鄙人游历欧洲时曾往奉访畅谈。伯希和先生则今日列席,给我们很有价值的演讲,尤其是十二分的荣幸。”[1]这也是对以伯希和为代表的法国汉学家们的极大认可。此次会议,中方除国民政府及上海政府政要外,各国驻沪学术团体、慈善机构、社会名流人士均参加了典礼。会后,张元济等人向法方回赠了一套商务印书馆新印的《四库珍本丛刊》,作为中法文化交流互换的特别纪念。

值得注意的是,商务印书馆很早就开始出版伯希和译作。《摩尼教流行中国考》是伯希和及其老师沙畹的共同著作(商务印书馆,1931),《交广印度两道考》于1933年出版,译者冯承钧曾留学于巴黎大学专攻法律,毕业后进入法兰西学院研究,与沙畹、伯希和、鄂庐梭辈,相为师友。冯承钧又以一己之力,专事翻译法国汉学家的著述达500万言,其中,伯希和所著的占绝大比重。而冯承钧翻译的西方汉学著作,商务印书馆几乎独家承揽出版。就在伯希和来捐书的当月,他的名著《郑和下西洋》也出版了。至于他的单篇论文,则是从1931年起由冯承钧选译,分别收入《史地丛考》(收入四篇)、《史地丛考续编》(收入七篇)、《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等刊物,其中,《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的前四辑里伯希和的论著占有主要篇幅,解放后出版的后三辑也同样如此。令人叹惋的是,在1945年10月,伯希和刚刚恢复工作不久之时,因身患癌症离世,年仅六十七岁。没有见到如此的学术尊隆。(不知何意,似是未表述完整?)

伯希和不仅“通习极多东方古语今语,而又皆精”(引文加脚注),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对中国文献的掌握,不仅是在欧美汉学界首屈一指,更甚于都超过了许多中国学者,因而能够融汇发扬中外学术之传统。同时,伯希和在掌握语言、版本校勘与搜求应用新史料三方面也用功极深,但也只是将这些作为学术研究的工具,其主要目的还是研究历史。但也不难发见他更具谨守阙疑与大胆发现的学术自觉。伯希和还曾提出:“‘治中国学’须有三方面的预备:目录学与藏书;实物的收集;与中国的学者接近。”(引文加脚注)

傅斯年在总结其学术特色时曾言:“伯先生之治中国学,有几点绝不与多数西洋之治中国学者相同:第一,伯先生之目录学知识真可惊人,旧的新的无所不知;第二,伯先生最敏于利用新见材料,如有此样材料,他绝不漠视;第三,他最能了解中国学人之成绩,接受人,不若其他不少的西洋汉学家,每但以西洋的汉学为全个范域。”[1]

伯希和作为那个时代赢得了国内外学界高度认可的西方汉学家之一,尽管他也曾参与了对中国文物敦煌卷子的掠夺,但他对于国内外学界的东方文化资料始终抱有开放友好的态度。同时,他对那些到访法国并希望一览敦煌经卷的国内学者,也会热心帮助,或代为摄影存录。此外,他十分爱慕贤才,也会提携后进。如后来成为敦煌学者的王重民等学者赴法学习的机遇,也是在伯希和的促成下实现的。

参考文献

伯希和西域探险日记(1906-1908)耿昇译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4

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桑兵  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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