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火相传 涵芬永芳 ——张元济与北京图书馆(连载35)

一、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开创者

张元济不仅是出版大家,也是二十世纪真正投身建立现代图书馆事业的代表性人物。为了社会的进步,他以他特有的文化情怀和不懈的坚持,一生创办过三个图书馆。这在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

建学堂,办图书馆,是晚清维新之士追寻西方文明,主导中国现代化的共同志业。“戊戌变法”之前,张元济创办通艺学堂,兼设资料室。加盟商务印书馆后,1903年设资料室(即涵芬楼前身),随后发展为东方图书馆,1925年正式建成并对外服务。东方图书馆在藏书数量、建筑规模、服务宗旨上均为中国第一,抗战时期,创办合众图书馆。在经营十四年后,捐给政府,因而奠基了上海图书馆。与此同时,他率领同仁,将东方图书馆劫后之余,在解放后捐献给北京图书馆,东方图书馆的精魂和张元济一生的努力,为国家图书馆奉献了一份傲然于世的文化财产。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事件。其捐献图书之精,规模之大,在目前国家图书馆收藏善本中仍占绝对的数量。如果再加上他和郑振铎等同仁战争期间在上海孤岛搜获的国宝,后转藏于台湾。他一生为中国历代文献珍藏的聚合、存世、刊印,贡献之大,可谓空前,福泽整个中华民族,在文化史上写下最华丽的一章!

中国国家图书馆,今日成为世界第三,亚洲第一的规模,走过了一百一十多年的历程,充满了艰辛,也见证了中国近百年的社会文化发展历程。历史上有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北平图书馆不同的名称。京师图书馆作为国家公共文化平台,从创议到设立,再到发展成型为北京图书馆,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诸多的文化精英参与其中,终成文献渊薮。张元济与之有着密不可分的的关联,也有着许多尚不为人所知道的秘辛和业绩。

二 、特殊的文化姻缘

清末新政之后,1906年,京师图书馆的发起创建到北伐胜利前二十年期间,是开辟草莱、创建奠基阶段。在这个新旧交替、社会动荡、时局飘摇的时期,作为国家的公共文化事业,主要靠社会精英和文化学术界名流的参与坚持而不坠。作为清末到民国最具影响力的民间文化机构——商务印书馆的核心人物,张元济虽然没有参与过京师图书馆的发起与创建,但与其有很深久的渊源。尤其是前期,其中不无张元济所付出的心血,更与张元济一生事功相表里。张元济最早创办过通艺学堂的资料室,后并入京师图书馆。今日国家图书馆珍贵的收藏,有诸多大宗文献出自张元济的奉献,而文献传世则由张元济导夫先路,至于学术交流、互动合作则尤其习见,由此可以窥见一代文化名人与文献渊薮之缘。

首先,他是“国家图书馆”创建的呼吁者和助产士;其次,他是这一文化平台确立的贡献者;第三,他是图书馆文化事业展开的合作者和同盟军。

1906年6月,罗振玉发表《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后[i],“宣统纪元,乃取学部所有,益以内阁残存旧籍,文津阁《四库》书、敦煌写经之属,以为京师图书馆。[ii]”是年,发生皕宋楼东去事件之时,张元济人正好在北京,曾向学部大臣荣庆建议拔款买下此书为今后建立国家图书馆之设张本,他是早期倡议国家收购文献之人。1909年,京师图书馆正式开办后,缪荃孙任监督,董康、罗振玉、吴昌绶任名誉经理,这些人均为张元济的朋友。其后执掌者和核心人物夏曾佑、张宗祥、蔡元培,无一不与张元济有着深厚的情谊。张元济虽未置身其中,但嘤其鸣矣,南北呼应,其史迹不绝于馆史。

文化公共事业的建设,资源积聚是要务,人才聚合更是重中之重。商务印书馆作为执当时文化界牛耳的文化平台,也是当时人才济济之地,为京师图书馆做出了独到的贡献。前期的成员大都来自于商务印书馆或与之有关。

民国成立,北洋政府时期,京师图书馆归教育部管理,蹒跚起步,外在条件全无,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他本与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渊源至深,只好向商务印书馆借钱开张,还要张元济派人。张元济一生做为蔡元培“背后的那个人”,始终对蔡的期待予取予求,于是急派馆中骨干蒋维乔、夏曾佑到北京帮忙,夏曾佑则从此离开编辑所,开始担任社会教育司司长。第二年初,代行京师图书馆馆长之务。夏曾佑任职七年时间,京师图书馆的业务才真正运行起来,为图书馆的发展作用非凡。具体而言有两大贡献:一是尤其是将文津阁《四库全书》纳入国藏;一是主导设计了出版物样本缴送制度。后一举措主要由夏曾佑继任者张宗祥推动实行。

1918 年12 月, 张宗祥受育总长也是张元济老友傅增湘委派,出任教育部视学兼任京师图书馆主任(馆长)。他上任后,将样本缴送扩张向各省书局征取图书、复通告各省图书馆、学校及公私藏书家征求文献。商务积极执行。这段时间,是商务印书馆飞速发展时期,年出版从二百多种发展为六百多种,还不包括期刊。商务印书馆出版巨头的示范作用尤为关键,必然带动其他出版机构的缴送。京师图书馆新旧图书得以长足的充实。

(比齐)双方主事者都交谊甚深,促成了两大文化机构的合作,张宗祥是文献行家,与张元济还是同乡,他们的合作从私谊扩大到公事,更上一层楼,共同谋划开发馆藏文献出版,开创出京师图书馆文献从阅藏到传世的新途。[iii]

1919年1月,张宗祥上任不久,双方就订立《京师图书馆与商务印书馆的印书免费契约》十条文。这是一项互利的合约,还在《附则》中禁止他人翻印已印之书,这对商务印书馆十分有利[iv]。为回馈京师图书馆,商务印书馆把契约规定之外的出版巨帙如《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丛刊》捐赠给图书馆。

张宗祥1921年去职后,继其事者徐森玉、夏敬观,均与张元济的私宜甚深。1925年起,京师图书馆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主导,基金会董事会中外成员15人,大多与张元济熟稔。1926年至1929年,与张元济同为戊戌党人的梁启超兼任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馆长。在生命中的最后岁月曾经构划了一个十分庞大的设想——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希望以之取代《四库总目提要》,成为纪晓岚第二,留名学界。张元济特致信梁启超:“兄编辑《图书大辞典》及整理南海遗着,大业宏愿,不胜佩仰。成书之日,敝馆可以效力之处,总不敢御责也。[v]”不久,梁启超因病去世,他们最后的合作最终没能成为现实。

梁启超故世后, 1929年,蔡元培以大学院院长统领着“国家图书馆”并出任馆长。是年,张元济将馆方重资所购之藏文《甘珠尔》(Kanjur)全部寄存于国立北平图书馆,供大众阅览,以“发扬学术,以利研究。”[vi]这也开启了国家图书馆寄赠公私机构图书之先河,当然也是对蔡元培的支持。[vii]

蔡元培由于执掌整个国家文教事业,人常在南京,难以到馆视事,就启用当年赏识并选派出国学习图书馆学的袁同礼为副馆长,一如当年蒋梦麟代行他北大校长之职一样。不过,袁同礼主持工作比蒋梦麟更长更久,达二十年,一直到蔡去世之后两年,1943年,袁同礼才正式当馆长。[viii]

袁同礼是国立北平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关键人物,也是承前启后的中流砥柱。作为中国第一代图书馆专家和国家重要文化机构领导,他在艰难的时局中开展工作,尤其是组建研究队伍,一如商务当年大量聘请英才一样,一大批专家学者在这个平台上成长起来。主馆十年间,他不仅亲自向张元济请益,而且带动全馆与商务互动,有关内容容待后述。

三、《四库全书》与《善本丛书》出版的曲折

文津阁《四库全书》自1916年入藏京师图书馆,即成为“镇馆之宝”。对《四库全书》的传承是张元济一生情之所系,夏曾佑掌馆后,图书馆所庋文津阁《四库全书》自然是他所属目的对象。热河文津阁《四库全书》,1917年12月到馆后,张元济就萌发了抄录四库书的想法。1917年12月19日记:“托伯恒商穗卿抄四库书,能否免纳费”,伯恒名孙壮,时为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经理。穗卿即夏曾佑,时任馆长。

二十年代起,北洋政府发起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一事,首先倚重的就是张元济和他的团队及平台。因此,张元济也十分重视,专程赴京与掌馆的张宗祥面商此事。张宗祥主张是木刻择印,与张元济主张全印不同,但均与政府“原大全印”之设想相左,此事最终因诸种原因作罢!

1925年4月,章士钊以司法部长兼任教育总长,甫一上任,有感于去年(1924年)商务印书馆与清室合作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事因贿受阻。他主动筹划出版《四库全书》,并力促商务承担,目标是将文津阁本付印,再将文渊阁本划归京师图书馆,其意甚美。京师图书馆得部令后,积极行动,很快装箱完毕,却因战事而路铁路中断,商务印书馆提出改由海运,章士钊力排众议而许之。但张元济最终因顾虑重重而自停其事,文津阁书重新开箱归藏。

1933年,古物南运,张元济故交朱希祖之子朱家骅任教育部长,再次指令中央图书馆筹备处选印在沪之文渊阁《四库全书》,依然希望由商务承担。不久,朱家骅去职,继任者王世杰依约而行,双方签了合同,公布300种草目。作为北平图书馆的当家人袁同礼以及馆内同仁十分关注此事,为此,袁同礼专呈赶到南京,力陈以善本代库本,引发各界争议。之后,袁同礼还发动蔡元培、朱启钤、傅增湘、刘承干等张元济老友二十五人联名上书教育部。

张元济本来就主张全印,已经努力了四次,如今已是望七之龄,他做出了不得已的权变之策,一改初衷,以求事成。他前所未有地接受报刊采访,发表意见,并与袁同礼协商,最后,董康、刘承干等原联名上书者,再上书教育部支持张元济主张,部议终于得以施行。

在这轰动一时的《四库全书未刊珍本》选印事件中,袁同礼从学术的角度出发,所议所论,虽不无与教育部及张元济主张有相左之处,但对共同完善选目也是贡献巨大。1933年,教育部聘请的《四库全书未刊珍本》目录委员会十七人中,其中来自北平图书馆的就有三人,袁同礼、徐森玉、赵万里。

北平图书馆先后有四次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每一次无不与张元济有关,他一生为印《四库全书》刊行努力不已,最终生前只见到了选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二百三十二种,《四库全书》出版成为他出版征途中的魔障。

经过此番争议,张元济反而与袁同礼开始合作,一是实现其善本传承的主张,二是支持帮助北平图书馆已经启动的《善本丛书》计划落地。

早在1930年,北平图书馆提出“刊行国立北平图书馆珍本经籍计划”,“访《知不足斋丛书》例,以若干种为一辑,并得继续刊行数十辑”,“刊行书籍以罕见和及有价值者为标准。”并依例组织了发起人共计达三十人,比《四部丛刊》发起队伍更大,尤其增加了新锐力量,如任鸿隽、江翰、朱希祖、李煜瀛、李宗侗、李四光、沈兼士、易培基、周诒春、周作民、马鉴、马叙伦、胡适、容庚、陈寅恪、陈垣、傅斯年、傅增湘、张继、张元济、张星烺、杨铨、叶恭绰、福开森、刘复、蔡元培、谈荔孙、蒋梦麟、罗家伦、袁同礼。

这并不是一份局限于北平图书馆专家,而是利用其资源,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相配合的计划。此时,张元济已经退休,全力校史。但对此举,他不仅同意具名为发起人,还从旁翊赞,并附股加入,为此特致信袁同礼:“发扬文化,流通古书,附冀为荣,适偿私愿。而诸君子经营提倡之功,尤足信今传后,仰佩靡已,惟时贤著述同时刊行,鄙见似觉稍有未惬,数祈裁酌。”

袁同礼素奉张元济为“版本大师”。但他们开始构划《善本丛书》,却舍张元济所主持的《四部丛刊》范式而仿《知不足斋丛书》,其中不无自创品牌与商务印书馆争锋之意。经过两年的运行,便感到自立品牌的不易,于是改弦易辙,以资源方的身份与张元济合作。1933年11月,双方订立了“影印四库珍本书籍合同”,按《四部丛刊》样式,专门印行图书馆珍本,并规定以每月二千页,为期三年,若双方满意后续订。图书馆方获得所印书的十分之一。按照这个计划,三年内共计印行规模达到17200页,这种全面、规模、长期的合作规划,充分体现了双方对文献传承的决心。这实际是将袁同礼、赵万里所主张的“善本代库本”计划具体落实之。

1935年,北平图书馆完善《善本书目》(甲库)之后,编出了所藏善本乙库书目。袁同礼致信张元济:“敝馆所藏善本乙库各书,现将目录编印成帙,兹奉上一册,乞察存。如有可印之书,敝馆极愿委托贵公司影印流传也。”在谢国桢主导下,编成《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共收书十二种,所收均为谢国桢所熟悉和擅长的领域,1936年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40年,在战乱和动荡中,袁同礼安排在昆明的工作人员,《善本丛书》编出了第二辑,仍为十二种。都是明代关于西南史地之名著,交张元济审定,其中也有借自傅增湘所藏,不全出自馆藏。1940年5月,张元济以七十四岁高龄,赴港与王云五商量诸多要事,其中最重要的包括《善本丛书》二辑, 6月10日,张元济从香港回来后不久,即覆信袁同礼道: “惟据敝馆驻港办事处来信,谓此书由王云翁与执事商妥,俟《善本丛书》第二集出书之后再行影印,并承同意等语,现拟将此书暂行搁置,待至可以付印之时,再将工料价值估计奉达。”可见张元济胸中一直萦怀合作之事。1941年底,日军占领并查封商务印书馆上海的工厂、发行所,业务陷入瘫痪之中。不久,香港分馆也遭到日军占领,王云五即转战重庆,《善本丛书》自然无法续事了,北平图书馆在各地坚守,提出了《西南文献丛刊》九种编印计划,拟排印,最后只好由开明书店出版。

抗战期间,张元济印行《孤本杂剧》。袁同礼知道后,1940年,他特致信张元济:“敝馆藏有孤本戏曲多种,颇愿委托贵公司影印发行。兹奉上拟目,即希鉴核,书均在沪,随时可以提取,窃念影印之工人经先生多年的培植,已有专长,如继续工作,亦维持生活之一法,迩来纸价大昂,敝馆为赞助起见,可预约数百部也”。最终迫于时势,张元济对袁同礼拟定的二十种珍本只好放弃,这对向来以传古若命的张元济来说是多么痛苦。

在《善本丛书》合作过程中,双方不断扩大合作领域,并结出了奇花异果。商务印书馆,很快出版北平图书馆所整理的明季野史与边陲史料、《敦煌古籍丛编》《越缦堂日记补》《吴愙斋尺牍》等十种以及《石刻题跋索引》《敦煌杂录》等研究著作。在抗战时期,袁同礼在云南设立战后北平图书馆,一如西南联大弦歌不辍,研究成果颇丰。1940年,袁同礼交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有陈梦家先生的《海外中国铜器图录》等。

四、 “国藏善本丛书”的夭折

张元济在文献的传承出版方面取得了盖世无双的事功,但罕有人知道,他的不懈追求历程中,也留下过无尽的遗憾和失望。这与其主观愿望无关,与时势和国运密不可分。文津阁《四库全书》多次谋印的失败已如前述,更有与北平图书馆主导的“国藏善本丛书”的功亏一篑,值得表曝。

对文献传承的重视和珍籍的开发,从来受到文化大家的关注,就在北平图书馆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大张旗鼓却虎头蛇尾之际,大气磅礴的一代学人傅斯年有感于《四部丛刊》所收善本大率囿于江南私家珍藏,罕及北京,向张元济建议将北平各国立机关,如故宫、北平图书馆、北大、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之善本书,擘划一套继承和发展《四部丛刊》的大型文化工程——《国藏善本丛书》,弥补对北方文献罕加利用与开发的遗憾,希望张元济以已之长来实施之。

这样的计划,自然最能打动张元济的心,因为刊印善本古籍一直是他的志业。十几年来为《四部丛刊》的刊行,虽得南北公私之助,丐假匪易,《四部丛刊》前三编中的重大缺憾就是北方公藏及名家藏本,罕有择入。今傅斯年诸公能举天府之秘,献名家之珍,自然欣喜不已。如果真像傅斯年所规划的那樣,不仅可以公布、刊传又一大批善本,与《四部丛刊》也并不矛盾,且更具实用性。张元济覆信傅斯年说:“国立机关所藏书善本流通行世,极所欣愿,书目编成,尚祈示阅,尤深企盼。”

得到张元济认可后,双方很快签订了合同。据《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称:   

“为流通古籍起见,本馆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国立北京大学等处合作,取所藏珍本古籍委托商务印书馆影印行世。业经订立合同,定名为《国藏善本丛书》,现已开始影印,全书约50种。共装订1000册”。

1936年7月,《四部丛刊三编》出齐,《百衲本二十四史》也成书在望,仅《宋史》未出齐,张元济已着手准备《四部丛刊》四编。为此,张元济把精力从《四部丛刊》四编中转移出来,决定利用这一机缘,先印行《国藏善本丛书》。

为什么张元济如此重视《国藏善本丛书》工作,甚至把《四部丛刊》四编延缓不出呢?让张元济动心的是,继1933年故宫古物南迁至上海后,1935年12月,北平图书馆善本书也运往上海,寄存在中国科学社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部分寄存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大学。1936年春天,傅斯年到南京主持中央研究院工作。如此时机,天成地设,1937年初起,《国藏善本丛书》计划正式启动。

张元济准备亲自赴南京“检阅版本”。傅斯年闻讯后,致函张元济,表示欢迎,并邀请张元济届时到史语所“指教一切”。张元济4月13日启程赴南京,为时三天,期间除拜客访友外,绝大部分时间均在南京的故宫博物院书库内看书。15日午后,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晤傅斯年、董作宾,并检阅图书馆藏书。张元济、傅斯年“新都把晤”,中心话题自然是委印《国藏善本丛书》事。

在多方支持下,1937年6月,《国藏善本丛书》第一辑五十种书目由傅增湘、袁同礼、徐森玉、张庾楼、赵万里一起迅速确定。]收录北平图书馆藏书21部,故宫博物院藏书22部,其余來自北大、史语所。张元济立刻着手撰写提要,当月底,已基本完成了五十种提要(有商务老专家胡文楷参与)。工作之神速,如老吏断狱,干净利落,何曾想到?这是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之作呀!

尽管各方均尽努力,但还是没有战争逼近的迅速。不久,“八·一三”战争爆发,商务印书馆不得不战略大转移。《国藏善本丛书》虽发行了样张及目录,也撰写好了提要,但战争的扫荡,把这一刚刚启动的文化工程给扼杀了。商务印书馆元老丁桂英在《商务印书馆与四库全书》中说:“1937年(民国二十六),张菊老复为商务辑印《国藏善本丛书》,编定目录,发售预约。由于‘八·一三’事变发生,中止进行。”

这是一个气势恢弘,规划到位,切实有利于古籍传播与学术研究,并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特征的文化工程。由此可了解到张元济对古籍刊布,并没有停留在《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上,他希望更上一层楼。从实用性出发,实施一套能超越《四部丛刊》,全面网罗现存善本的大规模出版工程。如《四部丛刊》“四编”一样,再也没能得以实现。这不仅是张元济和及朋辈们的遗憾,也是文化、出版史上悲怆的一章。

在文化的救亡传承中,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空有一腔热血。此時尽管不再需求海内外的支持,只需付印发行就行了,但上海已遭沦陷。

五、南北书缘

张元济与北平图书馆二十多年的往事中,不仅发生了许多大事,还因事生情,事以情系,其中还发生了诸多的以书结缘,得缘促学的故事。

张元济依托商务强大的实力,通过数十年积聚,东方图书馆成为国内藏书之冠,尤以富善本、门类齐所著称于世。这自然成了发展时期北平图书馆楷法和追寻的典范。因此,赵万里、谢国桢、孙楷第等馆中向学英才,无不以攀缘这位文化前辈为荣,或登门造访,索观所遗所藏,张元济是不仅乐为接纳,而且竭诚相友、相助、相援。

北平图书馆主要人物徐玉森、赵万里、谢国桢、孙楷第,他们在工作过程中都有幸得到过张元济的帮助。其中张元济与赵万里的来往最为密切,1931年8月,赵万里南下访书,到上海拜访张元济,张元济不仅安排对收藏同样有嗜痂之癖的郑振铎陪同,而且专门开放涵芬楼珍藏,并指示同仁,“在馆之书,恣供翻阅。”

之后,赵万里每次南方访书,无不登门求教,当然,张元济也慧眼识珠,十分赏识这位后学英才,浸浸乎。赵万里成为傅增湘与张元济两人之间的重要联络与办事人员,一如张元济在北方的眼睛。由于共同的志趣和对前辈事业的影响,三四十年代,张元济终于有机缘利用北平图书馆馆藏资源,包括赵万里所掌握的藏家珍本信息。如《四部丛刊续编》中,有了北京图书馆的底本五种。《四部丛刊》三编及《百衲本二十四史》中遇到底本有缺补之处,不少因赵万里支持和帮助而成为完壁。

赵万里为张元济的宏业所激发,竭其所学、所识来支持参与他们所敬重的老人的事业。《四部丛刊三编》中有赵万里撰写的题跋,赵万里还向张元济提出建议:“瞿目有汲古阁抄张小山《北曲联乐府》,似出元本,且属罕见,可否影入《四部丛刊》四编,以广流传。”就是这样,他们一老一少,为古籍珍本化身而孜孜以求。

张元济对赵万里的事业也十分支持,1928年,赵万里特邀已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达六年之久的向达受北上,出任北平图书馆的编纂,专门负责图书馆藏敦煌卷子的整理。向达作为商务印书馆培养和成长起来的人才,在图书馆的时间里,成为敦煌学专家。这与其在馆里专门从事译书,所打下的基础有关。后来他逐步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敦煌学专家。这是商务印书馆培养出来的人才,奉献给图书馆的又一具例。

赵万里整理其师王国维《海宁王静安遗书》一直没有出版,却在商务被炸后这样艰难的背景下张元济予以出版,充分反映了张元济对赵万里事业的襄助与关顾。

1949年9月16日,张元济来京参政协会议。在赵万里、王重民等陪同下观摩北京图书馆善本书,赵万里特意出示馆中所藏精品——海源阁藏书及文津阁四库书,一偿夙愿。作为晚辈,赵万里此举自然最会心于张元济。

六、涵芬永芳

东方图书馆的精魂和张元济一生的努力,为国家图书馆奉献了一份傲然于世的文化财产。“涵芬楼建国之初将所藏图书捐献国家后,拔交北京图书馆收藏,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事情。”当年曾经参与接收东方图书馆捐赠的亲历者、国家图书馆版本目录专家冀淑英在《冀淑英古籍善本十五讲》中曾这么写道。书中以《涵芬楼藏书》为题,进行了全面的讲述:

“1932年,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因离闸北较近,被烧掉了,涵芬楼的书幸好在此之前放在银行保存才躲过一劫,但是,张元济先生存放在东方图书馆的2600种方志在大火中被毁掉,幸存下来的古籍都编成提要式目录,这就是《涵芬楼烬余书录》,这些书现在都存在我馆,其中宋刻93部,元刻89种,明代书156种,抄校本192部,稿本17部,共计547部,但书到北京图书馆后著录的数目是600多种,原因是永乐大典的21册,原来是按十种著录的,而且有70种明活字本的唐人集没有统计。《涵芬楼烬余书录》著录的书后来全部交我馆,目录之外的书管局又拔交我馆一批,这样涵芬楼的藏书都收藏在我馆。”

这批珍品是张元济为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半个世纪的搜访劫余,是商务印书馆的资产。最早由陈叔通动议、捐献,并得到张元济的赞同。在张、陈的主导下,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于1951年6月2日第505次董事会通过。1952年他又致信郑振铎:“涵芬楼烬余各书,此等书籍断非私人机构所能永保,同人久有贡诸中央之意。”之后,由张元济署名的有关善本古籍保存委员会关于拟将公司所藏《永乐大典》捐献政府的提案。中央决定由北京图书馆接收。1953年2月,经商务印书馆派专员护送这批国宝到京,北京图书馆派人到车站迎接。随后,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及国图善本负责人赵万里点交。当年曾托人登涵芬楼观书,如入宝肆的赵万里之感。今天见到当年只可远观的巨量宋元珍籍入归册府,并亲自执掌,其感如何?张元济心中对国家之托对旧友之托,心中岂止是释然,他的使命,他的心血,他的遗憾不会不带到书的天堂中去了。

在这批捐献中的《永乐大典》达二十一册,是张元济数十年搜访购得,尤为值得介绍的是即“水”字《水经注》二十卷四册,是《水经注》四十卷的前半部,民国初年为傅增湘所得,后售予蒋汝藻密韵楼收藏。1926年随密韵楼珍本为涵芬楼所收,成为商务印书馆所收中的珍品。

商务印书馆所捐《永乐大典》达二十一册,成为《永乐大典》散佚后最大的一次聚合。为此,周恩来总理致信给张元济,感谢他和他的同事们捐献《永乐大典》。张元济1951年10月4日回复周恩来总理:

“商务印书馆旧藏《永乐大典》二十一册,本系国家之典籍。前清不知宝重,散入民间。元济为东方图书馆收存,幸未毁于兵燹,实不敢据为私有。公议捐献,亦聊尽人民之职,乃蒙赐函齿及,弥深荣感”

公家捐赠文献后,张元济又将个人最后的珍藏也陆续捐献给国家。不过因早在抗战前,他的大部分个人藏品已经捐献给了合众图书馆,自己已无所秘藏了。于是,他联络、动员朋友进行捐献。1951年上半年,张元济知早年任南洋公学的同事赵从潘的儿子赵敦甫在南京发现李清照与赵明诚合著的《金石录》宋嘉佑初刻本。赵敦甫专程赴上海请张元济鉴定题记,张元济认真研究后,写下了长达1300字的跋。之后,赵敦甫听从张元济的建议,并将张的长信面呈于郑振铎,将《金石录》献给北京图书馆。

张元济在捐赠善本珍品于文化部的同时,由他创办的合众图书馆所存二十四万册也于1953年2月捐献给上海人民政府。随后,以此为基础的上海图书馆诞生了。

张元济早年十分艳羡他的前辈缪荃孙,并赞叹他对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贡献。一生参与创办两大图书馆——江南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最终由于张元济人寿年丰,并得时代之赐,超越前贤,为当今中国两大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贡献非凡,无人能比。


注释: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数据长编》,18页。

《国立北平图书馆之使命》,《袁同礼文集》,3页。

卢仁龙:《合刊抄本,共传四库——记张元济与张宗祥》,天一阁博物馆编《天一阁论丛》第11辑,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12月版,185-192页。

条文详文见《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数据长编》上册, 199-200页。

《张元济全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2007,225页。

袁同礼:《国立北平图书馆概况》,《袁同礼文集》,18页。

1947年5月21日,胡适致张元济:“承商务馆诸公允移存北京大学,最可嘉惠学人,同人至深感激。现已点查完毕,已由北大具详细收条交北平图书馆。此议由先生促成,敬此申谢。”《张元济全集》第2卷。555页。后此书借与北京大学,解放后董事会决议永捐中央。

《袁同礼的西文汉学书及其他》,全根先编着:《国家图书馆与中国近现代目录学史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3月,63-64页。

[ix]《张元济全集》第6卷,商务印书馆,2008年,298页。

[x]卢仁龙:《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的影印传播》,《中华读书报》,2003年8月13日。

[xi]郑鹤声:《影印四库全书之经过》。孙彦、王姿怡、李晓明选编:《四库全书研究》1359-1360 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10月   。

[xii]《国立北平图书馆刊行珍本经籍招股章程》,《张元济全集》第10卷,商务印书馆,2010年10月,260页。

[xiii]《致国立北平图书馆》,《张元济全集》第3卷, 624页。

[xiv]《影印四库全书往事笺》,《袁同礼文集》,230页。

[xv]《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数据长编》上册, 263-264页

[xvi]《张元济全集》第3卷,2页。

[xvii]袁同礼《国立北平图书馆概况》:“十八年抄,学术界同人发起珍本经籍刊行会,就本馆所藏善本与夫近世名人论著各种小品,仿《知不足斋丛书》例招股刊行,即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丛书’,现已出书者有《全边略记》、《通制条格》、《埋剑记传奇》、《想当然传奇》、《郁冈斋笔记》、《鸦片事略》、《平冠志》等七种”。《袁同礼文集》, 19页。则为另一丛书。

[xviii]十二种书目:《云南图经志书》、《滇略》、《黔南类编》、《滇台行稿》、《贵州图经新志》、《黔草》、《铁桥志书》、《桂林郡志》、《桂胜》、《殿粤要纂》、《西南纪事》。

[xix]《张元济全集》第3卷,第4页。

[xx]《张元济全集》第3卷,第4页附。

[xxi]1936年4月5日,傅斯年致信张元济:“斯年有一微意,以为北平各国立机关藏有善本者,不妨各出其所藏,成一丛书,分集付印。书式如《四部丛刊》,以保原来面目,且可定价底廉(《续古逸丛书》式不适用),选择时宗旨不在玩赏,在流传材料,不多注意版本,多注意重实用,兼以公家所藏,名声较大,故宫之菁华(观海堂所藏包括在内),北平图书馆之际秘籍,未尝不可号召,在日本及西士,尤动所闻。此事就事业论,就生意经论,皆有意思。”见《张元济全集》第3卷,270页附。

[xxii]《张元济全集》第3卷,271页

[xxiii]《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数据长编》上册,267页。

[xxiv]赵万里致张元济:“国藏善本丛书由袁、傅诸公发起,嘱里代拟草目,不过就诸家所藏,择其精要,备尊处参考而己,未敢以为有当也。闻有油印本寄呈,请赐加斧正为幸。”《张元济全集》第2卷, 553页附。

[xxv]《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147 页。

[xxvi]张元济致傅增湘函,《张元济全集》第3卷 ,375页。

[xxvii]赵万里致张元济函,见《张元济全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2008年,533页。

[xxviii]《张元济全集》第7卷,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382页。

[xxix]《冀淑英古籍善本十五讲》,179页。

[xxx]冀淑英:《冀淑英古籍善本十五讲》,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7月版,184-188页。

[xxxi]《张元济全集》第2卷,第520页。

[xxxii]张人凤、柳和城编着:《张元济年谱长编》下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1360页。

[xxxiii]《张元济年谱长编》下册,1386页。

[xxxiv]《张元济全集》第2卷,5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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