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1月22日，以讨袁为主旨的《民国日报》在上海创刊。该报是中华革命党在国内的主要言论阵地。设有编辑、营业、总务等部。该报创始人是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长陈其美，主编为叶楚伧、邵力子、主要撰稿人有戴季陶、沈玄庐等。该报除刊载全国各地讨袁斗争的消息外，还设有”来电”、”专论”、”要电”、”时评”、”快风”等专栏。1924年2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该报成为国民党中央机关报，进行反帝反封建宣传。日出四大张。

其副刊《觉悟》宣传新文化运动。并配合《新青年》展开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曾刊有瞿秋白、恽代英等人的文章。热情歌颂十月革命和介绍马克思主义。1925年末被西山会议派所把持，转为国民党右派的报纸。1932年停刊。不久改为《民报》重新出版，1938年因上海沦陷自动停刊。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以原名复刊。1949年停刊。

创刊

1916年1月22日，《民国日报》在上海创刊。这份报纸诞生于”二次革命”后，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之际。创刊之初，其办报目的就是高举反袁护法的大旗，坚决反对北洋军阀的封建统治。其发刊词中称:”发扬民国之精神，延长民国之寿算，除民国之恶魔，此民国日报之所由作也。”在政党意识的支配下，《民国日报》所阐发的观点在社会上恰如其分地配合着国内革命的趋势，就连副刊的文艺小说也带有反袁的意识在其中。

成为国民党机关报

1924年2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该报成为国民党中央机关报，进行反帝反封建宣传。日出四大张。

社会主义宣传

新文化运动时期，其副刊《觉悟》创立，宣扬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相关理论知识，展开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瞿秋白、恽代英等人的文章曾在《觉悟》上发表，宣扬十月革命和介绍马克思主义。 《觉悟》当时与《晨报》副刊、《京报》副刊、上海《时事新报》副刊齐名为”四大副刊”。社会主义倾向明显，宣传马克思主义也最多。国际和国内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觉悟》也对欧美、日本工人运动和工人组织也有较多介绍，推动了中国近代工人运动的发展，影响了中国近代的政治浪潮。加速了国内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有利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形成。为后来的国民革命运动奠定了合作的思想基础。

停刊经过

1932年1月淞沪战争前夕, 上海《民国日报》因所谓” 触犯天皇” 事件, 被迫停刊。 1932年1月8日晨, 日本天皇由新军校阅回宫时, 有一朝鲜人向之投掷炸弹, 中其副车, 仅一匹马受轻伤, 刺客当场就逮。行刺原因, 大致为朝鲜复国运动所主使。《民国日报》1932年1月9日在国际版头条, 以8日东京电发表这一消息时, 编辑许性初作了三栏标题, 主题为” 韩人刺日皇未中”，副题三行，为” 日皇阅兵毕返京突遭狙击, 不幸仅炸副车凶手即被逮, 犬养毅内阁全体引咎辞职”。问题就出在副题第二行中的” 不幸仅炸副车” 这几个字。日方指为” 触犯天皇”，迫使公共租界工部局封闭《民国日报》。该报立即多方奔走, 向工部局疏通辩解。延至1月26日, 终于在日方的压力下, 工部局通告《民国日报》停刊。自1 月9 日” 天皇遇刺” 消息见报, 至1月26日通告停刊, 这其间经历了十七天, 是《民国日报》向工部局疏通辩解的一段时间。1月27日《时事新报》等上海报纸都对《民国日报》停刊事件作了报道。 5月4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在上海设《民报》，实质上继承了《民国日报》的系统。

复刊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以原名复刊。1949年停刊。

各界呼吁

《汉口民国日报》1920年8月5日，《民国日报》登载全国和平联合会的通电:”不有卖国协约，则参战军无从发生。不有参战军，则边防军无从变形。不有边防军，则安福系无从跋扈。然则曹陆等实为胚胎安福之种子，即为祸国之根源。……..其罪恶之重大，不减段、徐、曹、李，应请一并拿办，处以极刑，庶乱源可遏，国事得苏也”。通电指出，安福系祸国殃民的种种罪恶，可以溯源到曹汝霖、陆宗舆的卖国协约。

《晨报》也发表南京各界联合会、南京学生联合会通电，电文说:”安福祸国，于今三载，卖路鬻矿，无恶不作，推厥祸首，实由曹汝霖、陆宗舆等造成。此次近畿战争，曹汝霖阳托调人之名，阴主谋逆之实。陆宗舆私挪汇业存款，接济逆军至三百余万之多。是曹陆之罪浮于毓隽，不减树铮，于理于法，皆应处以相当惩罚。乃拿祸首命令，竟未提及曹陆二人，群情愤骇，罔知所措。若仍无以解于联军。兹代表民意，请将曹陆二人并案拿办，以清乱源”。

李达张东荪论战

11月7至8日，李达、陈望道和邵力子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为阵地，对张东荪的言论进行批驳。5日，张东荪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时评，附和与宣扬罗素的主张，认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开展实业”。”我们也可以说有一个主义，就是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着人的生活，而不是欧美现成的甚么社会主义、甚么国家主义、甚么无政府主义、甚么多数派主义等等”。李达和陈望道分别发表《张东荪现原形》和《评东荪君的”又一教训”》一文，揭露张东荪以前曾大讲”社会主义”，却排斥一切社会主义，自己反对自己，”无非是不讲社会主义去开发实业罢了”。邵力子也发表《再评张东荪君的”又一教训”》一文，指出主张社会主义的人不但不反对”增加富力，开发实业”，并且还认为有必要，问题是采用什么方法。只有”社会主义是真正’开发实业’的方法，是真正’使一般人都得着人的生活’的方法”。关于社会主义的辩论由此展开。

陈独秀著文辟谣

1921年3月18日，陈独秀在《民国日报》发表《辟谣告政学会诸人》。针对政学会机关报《中华新报》刊登的一篇广州归客谈，进行辟谣。该篇归客谈曾污辱陈独秀提倡”废德仇孝”的”禽兽学说”。陈独秀在文中说:”合乎社会需要的道德，提倡犹恐不及，如何言废?””更不说孝是万恶之首，要去仇他”。”至于’百善淫为先’这句话，我想除了极不堪的政客，做淫小说的新闻记者，和姬妾众多的大腹以外，没人肯主张吧!”

提高妇女地位

1921年8月17日，《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发表署名汉俊的文章《女子怎样才能得到经济独立》。他说，我们既然晓得了女子所以堕到现今非解放不可的地位，完全是因为女子在经济上失了独立，我们应该晓得女子要从这个地位解放出来，非先在经济上得到独立不可了。

他认为，女子在经济上失了独立，完全是掠夺的私有经济制度下发生和存 在的现象，并不仅仅是女子在财权上、教育上、职业上和男子处在不平等的地位。女子要求经济独立，只有打破私有经济制度的一途。这私有的经济制度打破了，女子才能在经济上得到独立，在财权上、教育上、职业上得到平等。

与公妻无关

1921年10月21日，邵力子在《民国日报·觉悟》发表《社会主义与”公妻”》一文。文章引用德国社会主义者柯祖基的一段论述，指出社会主义与”公妻”处于绝对相反的地位，对社会主义真有研究，而又真正信仰社会主义的人断不会有”仇父公妻”的主张。”公妻是上流社会所发明，与劳动者无关”。

报章谣言

1921年10月22日，陈独秀在《民国日报》刊登启事:”鄙人在粤时，曾有无耻的懦夫，不敢与我正面为敌，躲在人背后，造下流谣言，中伤我，说我主张’仇孝’、’讨父’、’公妻’、说我演说’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等话，居然传诸报章，我即撰《辟谣》一文登载《民国日报》，辨正此事，不图仍有一二家报章，传载此种无稽之言，以致法租界会审公堂亦据此项谣言，对于鄙人有所怀疑。兹特声明，今后各处倘有印刷物公然传载此类谣言者，即认为有意损害鄙人名誉，立即诉诸法庭，以做邪僻，决不取从前置之不理态度”。

李达发文

1922年9月10日，李达的《劳动立法运动》在《民国日报·觉悟》发表。文章号召所有的劳动者，都应急起直追，切不可观望不前。文章指出:中国劳动者处于半封建式的武人政治之下，受不到法律的保障，军阀资本家可以任意杀人，若想用合法的手段取得真正的自由，当然是不可能的。但劳动者解放的第一步，至少必先取得结社自由和罢工权利。有了结社自由，无数劳动者便可组成一大阶级就可以学得作战方略和有产阶级相对抗。所以中国要求劳动立法，一则可获得组织、团结的机会，一则可顾及利益。

张闻天译作发表1923年1月18日，《民国日报·觉悟》登载《苏维埃俄罗斯政策之发展》一文，该文为苏联人梅斯克撰写，由张闻天从英文转译。文章介绍了俄国在革命时期所发生的种种事实，内容分:一、临时政府，二、苏维埃的势力，三、政治战争之影响，四、新经济政策，五、退却的限度，六、反革命的势力，七资本主义的衰败，八资产阶级世界底无力，九、俄罗斯的最近的将来，十、俄罗斯与资本主义的世界，十一、俄罗斯共和国与世界改造。

消极现象

1924年3月10日，泽民(沈泽民)在《民国日报·艺术评论》上发表《一个门外汉对于艺术教育的意见》一文。文中指出的消极现象有:培养出来的人才不符合社会的需要。把留着长头发，在刊物上写些肉麻文章作为”艺术家的风度”。甚至互相倾轧，打官司，写匿名信，造谣言，敲竹杆，把办学校当生意做等等。

民众服务

1924年8月28日，《民国日报·觉悟》发表恽代英的文章《民治的教育》，文中提出教育的目的应是”养成为民众服务的人”。他说:”从前皇帝时代，皇帝就是一国主人，所以那时的教育，只要使大家知道忠君报国…..只知道有皇帝，不知道有自己，也不知道有民众”。”民国时代与此人不相同，主人翁就是民众，所以教育就要使大家明白自己的地位，知道自己的责任”。

评论惨案

1925年6月9日，《民国日报》刊登了登了宋庆龄关于”五·卅”惨案的谈话:中国人民能一致起而反抗英捕房之暴行，在上海此实为第一次。吾人所恃之武力何物?全国国民之爱国心与团结力而已。宋庆龄指出:”吾国武力、外交，皆不可恃，所可恃者，唯公道与民意耳。故今日最当恐惧预防者，为国人之自相分裂与中道气馁，尤忌违反公理之调和”。

电影增刊

1927年10月10日，《民国日报》发刊《电影增刊》，刊登了10来篇文章，对中国电影之日趋衰败进行回顾和检讨。刊登的文章有郑正秋的《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电影界》，控诉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爱国电影的迫害;凤昔醉的《中国电影界之自杀政府》，批评中国电影界的短视之徒，惑于近利，粗制滥造，不图出品之精良。

历史地位

《民国日报》就在政党派别斗争和报刊领导人党内职务变迁的左右下沉浮消亡。从其诞生伊始，《民国日报》就深深地与政党利益相关联，而且它也是当时社会上进步力量的会聚点。它是企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新闻理论的我国第一个新闻学专刊。

附录：相继出现的浙江各地“民国日报”

1927年2月，国民革命军攻克杭州。3月12日，《杭州民国日报》创刊。该报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机关报，由省党部宣传部党报管理委员会领导，省党部宣传部长、中共党员宣中华兼任《杭州民国日报》社务委员会主任，省党部监察委员张柳生为总经理。主任编辑初为中共党员杨贤江，继为戴邦定，复为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政治部宣传室主任、中共党员唐公宪。社址设在兴武路（后改名开元路）的幽冀会馆内。

《杭州民国日报》创刊之初，作为国共合作后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主持出版的党报，是当时浙江最重要的统一战线报纸，日出对开两大张。它积极宣传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支持杭州市总工会要求改善职工最低生活保障和维护政治权利；支持组织农民协会和“二五减租”、“废除高利贷”和“实行耕者有其田”，极大地激发起工农群众的革命热情。与此同时，宣传发展壮大国民党左派队伍，建立中共基层组织，对杭州国民党右派制造事端、分裂工人队伍，以及冲击国民党左派控制的省党部，阴谋破坏统一战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27年4月，被国民党右派“清党”改组，后更名《东南日报》。

《宁波民国日报》1927年3月1日创刊，国民党宁波市党部主办。社址江北岸洋船弄。社长庄禹梅，主编为中共党员王任叔。中共党员张明贤、倪毓水、周忍斋分任编辑部和印刷所负责人。日出对开1大张，以反帝反封建为办报指导方针，内容有电讯、地方新闻、商情、评论、广告和副刊《机关枪》。4月9日，刊登《蒋介石欲效军阀故智耶》一文和评论《王俊十大罪状》，宁绍台温警备司令兼宁波防守司令王俊以“诋毁总司令”罪，当天传讯扣押社长庄禹梅及5名记者并查封报社。《宁波民国日报》复刊后即被国民党右派控制，每天出3大张，设有《新生活》等副刊。1931年起受国民党省党部直接领导，左洵、姜伯喈、吴望伋、沈友梅、汪焕章先后主持社务，至1941年4月停刊。

《绍兴民国日报》1927年4月5日由《越铎日报》改组而成，蔡元培、邵力子等先后为其题写报头，国民党绍兴县党部主办。日刊，对开4版，间或8版。原以阐扬三民主义、宣传政纲政策、促成新绍兴的建设为宗旨，内容有国内外与本省、本地新闻，以及党声党务、农村生活、读者之声等，并出《地政周刊》和副刊《青果》、《鉴湖波》。创刊初始，由县党部执委宋德刚（中共党员）主持，“四一二”后宋离职，报纸成为国民党右派的喉舌。1936年7月起，增出《绍兴民国日报晚刊》。全面抗战时期，国共再次合作后，该报压缩广告版面，开辟“薪胆”、“抗战文选”和“小刀”等副刊和专栏，内容突出抗日救亡，同时添置短波收报机，增发国事新闻，还派记者赴浙东前线采访，及时报道最新战况，最多一天出过8次号外。报纸每期发行量，随之超过4000份。1941年绍兴沦陷，《绍兴民国日报》中断出版，5月在会稽山游击地区出油印抗日小报，除在当地和敌占区发行外，扩散至浙西、浙中及江西上饶等地。抗战胜利返城复刊，仍日出铅印对开1张。在解放战争时期，该报以“戡乱建国”为基调，进行反共宣传，直到1949年5月解放前夕终刊。

在金华出版的《金区民国日报》，创刊于1926年4月，为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地区级官方报纸。1930年6月停刊。3年之后，大约是原班底，于1933年改出《浙东民报》，设有“金华县政”专版和副刊《北山》。《浙东民报》每天出版对开1张，发行人和社长先后是郭琳、蔡槐卿、严芝芳，主编蔡尔波。社址金华中山公园上首，后迁塔下寺前街19号。该报副刊继承了《金区民国日报》的《霞桥》某些传统，曾刊用永康早期共产党人王章威的一批散文、时评，颇有特色。1937年11月19日停刊。

以上杭、宁、绍、金“民国日报”，原本都是作为统一战线报纸办起来的。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一一沦为国民党右派在浙江的舆论工具，各报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清除或捕杀。1927年4月初，叛变革命的蒋介石在上海多次举行反共会议，并密令“已克服的各省，一律实行清党”。浙江处在蒋介石统治集团的心腹地区，政治上尤其受到严密控制，所谓的“清党”活动也动手较早，杭州、宁波又是全省“清党”最早的地区。4月11日，浙江反动当局在杭州市突击搜捕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同时迫使《杭州民国日报》停刊并强行改组。该报社务委员会主任宣中华、主任编辑唐公宪、记者陈士鼎（均为中共党员）先后被捕，旋遭杀害；总经理张柳生、首任主任编辑杨贤江（中共党员）闻风逃亡。另在宁波、绍兴，《宁波民国日报》社长庄禹梅、主编王任叔和《绍兴民国日报》负责人宋德刚（中共党员）等，都在国民党右派“清党”中被逮捕或通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