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府为何建都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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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选定南京

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政治中心放在什么地方,是摆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党人面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对此,革命党人内部是有争议的,最先出现的是武昌与上海之争。

武昌是首义爆发之地,鄂军都督府曾于1911年11月7日通电全国,吁请已脱离清王朝的省份派出全权代表赴武昌设立临时政府。但当时革命党人的政治基础在东南沿海,江浙革命党人就主张将新国家的政治中心放在上海。为此,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联名致电沪军都督陈其美,提议在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总机关”。

后来,南京克复,革命党人这才在此问题上初步达成一致。12月12日,各省代表会议在南京召开,筹组中华民国中央临时政府。在以同盟会委员为主的参议院讨论“国都”问题时,主张建都北京的有20人,而主张建都南京的只有8人。但是经孙中山、黄兴等人一再坚持和劝说,参议院复议时才确定在南京建都。

为什么孙中山、黄兴如此瞩目南京?其一,同盟会的根基和影响在东南沿海,特别是在江浙一带。其二,江浙一带,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百姓富裕,历来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地。其三,日本方面对孙中山等人的影响,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因素。日本很多人士主张民国政府的政治中心放在南京,免受封建王朝及其思想的影响。这一点,看似好心却包藏祸心。这些日本人士是借中国的政治中心南移,削弱中国对北方疆域的关注和防御,以便利于它对外蒙古和东北的扩张!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从此,南京成为中华民国政府的政治中心。这样,在当时的中国,就出现了两个政治中心并存的局面:一个是清王朝在北京的政治中心,一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党人在南京的政治中心。

要求袁世凯南迁

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之际,从天津小站训练新军起家的袁世凯已控制了清王朝的军政大权。孙中山表示,只要袁世凯拥护共和,迫使清帝退位,结束南北对峙的局面,他自己愿意让出总统之位,请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不过孙中山向袁世凯提出了三个条件,其中两条与定都南京有关:一是临时政府定都于南京,二是新总统必须到南京就职。其目的是把袁世凯置于南方革命派的监控之下,确保《临时约法》的实现。

老奸巨滑的袁世凯一眼就看穿了孙中山的意图,岂肯乖乖就范?同时,袁的下属北方军人集团也不愿意把中国的政治中心南移到南京。这便是当年孙中山一再要求袁世凯南下就职,而袁世凯推诿、拒绝的根本原因。

到了1912年4月2日,参议院召开会议,软弱又不成熟的革命党人作出重大让步,决定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孙中山在南京建立政治中心的努力失败。

蒋介石改变主意

北京政治中心的地位从1912年一直维持到1927年。表面上仍然是强权政治,但在袁世凯死后已分裂成了皖、直、奉三大北洋军阀派系割据的状态,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已名存实亡了。

1927年,国民党发动了推翻北方政权、扫除军阀割据并统一全国的北伐战争。在什么地方确立新的政治中心?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一开始赞成在武汉设立全国的政治中心,但后来他改变了主意。其原因有二:第一,军阀唐生智归顺国民政府后,很快名正言顺地控制了湖北湖南,蒋介石觉得在唐生智控制的地盘上,不利于他作为总司令个人权威的发挥。第二,北伐前夕,广州地区严重“赤化”,工农革命运动风起云涌。蒋介石赞成“迁都”武汉的初衷,是想让国民党的政权中心建立在工农运动基础较为薄弱的两湖,以遏制国民党左派力量和共产党的影响。但北伐军饮马长江、驻军武汉后,武汉及周边地区“赤化”程度比广州有过之而无不及,整天“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声和口号声不绝于耳,工农革命情绪高涨,湖南农民运动蜚声全国。所以,蒋介石要改变主意,另寻他处。最终,他步孙中山后尘,决定把政权中心放在南京。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将自己的政权中心建在了南京。但以汪精卫等人为首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和“中华中央政府”仍存在于武汉,当时还口诛笔伐蒋介石“背叛孙中山,背叛革命”。稍后,西山会议派又在上海成立了另一个“国民党中央党部”。此外,以北京为中心的军阀政权尚未灭亡,这样,当时的中国就出现了多个政治中心并存的局面。

但是,这种局面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1927年7月,汪精卫倒向蒋介石,“宁汉合流”——第一次国内革命宣告失败。这年9月,国民党各派势力达成妥协,“国民党特别委员会”在南京成立。1928年2月2日,国民党召开了二届四中全会,彻底结束了宁、汉、沪三个中央的局面。

1928年6月,蒋介石领导、发动的第二次北伐中,国民革命军直捣北京。之后,在蒋、冯、阎混战的“中原大战”的关键时刻,东北王张学良宣布“易帜”并支持蒋介石,他的军队进入关内,冯玉祥、阎锡山腹背受敌,只好罢兵臣服。至此,全国得到形式上的统一。

但国民党无暇也没有认真考虑过是否将政权中心从南京迁到北京。相反,为了淡化北京传统意义中的政治权力中心的地位,国民政府下令,将北京改称为“北平”!

建都南京的贻害

南京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打破了中国近千年来形成的传统政治地理格局。中国历来的国防重地长城以北广大区域的防御受到极大削弱。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后,蒋介石对于加强以南京为中心的东南沿海统治,给予高度重视。导致政府与东南沿海民族工商业者争利,逐步使中国经济进入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垄断的畸形状态,严重地摧残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相比之下,国民政府对中国腹地广大农村越来越忽视。其结果是,国民政府对这些地区农村的统治越来越虚化。致使经济发展缓慢,交通闭塞,教育落后,百姓生活穷苦,盗匪多如牛毛。

从国家对外防御来看,政治中心的南移也决定了国民党在对外关系中,重视英、美而疏于对日本的防范。日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占据了中国台湾,已成为对中国的最大威胁,它甚至把占有蒙古和东北三省作为基本国策。然而,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此置若罔闻。早在蒋介石奉行第二次北伐时,长江流域已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曾多次表示,反对国民革命军北上,阻挠中国统一。面对这样恶劣的国防形势,蒋介石把政治中心放在南京,客观上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北方广大地区的觊觎和渗透,以至于国民政府仅仅成立五年,日本就出兵强占了我国东北三省。到了1937年,日本对中国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一场历时八年的巨大浩劫,无情地降落到中华民族每个人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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