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八大校长,有的虽不出名却是真正的大师

民国时期,是中国文化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关键时期。虽然清末洋务运动已开始输入西方科学技术,但全方位的输入西方文化,并尝试结合本民族文化,进行文化的革新,则是民国成立之后的事情。这其中,大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大学能发挥出巨大作用,与这时期相继出现的许多优秀的大学校长密切相关。

以下简要评述民国时期的八位校长。排名不分先后,按照出任校长的时间先后排列。

张伯苓:创办高等学校乃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大计。

民国时期八大校长,有的虽不出名却是真正的大师

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的张伯苓,也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教育家。

晚清时期,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的张伯苓,亲身经历英国强租威海卫的屈辱过程,深感“自强之道,端在教育”,立志“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先后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形成了著名的南开教育体系。

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民国时期八大校长,有的虽不出名却是真正的大师

蔡元培是近代以来中国教育界最著名的人物,即使时到今日,提到大学校长典范人物,大家首先想到的多半都是蔡元培。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发表就职演说,他提出:“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切中当时北大的病根。

蔡元培最有影响的是他提出的“十六字箴言”: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美国哲学家杜威认为:“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对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蒋梦麟: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

蔡元培曾说:“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蔡元培不在校期间,经常是由蒋梦麟代理校务,以致当时就有人说:“这五六年来的北大校长,与其说是蔡元培,不如说是蒋梦麟。”

1930年12月,蒋梦麟正式出任北大校长,直到1945年8月去职,是北大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

学者吴湘相评价说:“蒋梦麟先生在民国教育史上的地位仅次于蔡元培。”

马君武:守身严似犬防贼,治学勤如蜂筑巢。

民国时期八大校长,有的虽不出名却是真正的大师

马君武,早年参加革命,是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民报》的主要撰稿人。入民国后历任临时政府实业部次长、孙中山秘书长、广西省省长、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教育总长等职。

1924年后,马君武逐渐淡出政坛,投身教育界,先后担任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国立北京工业大学、中国公学、国立广西大学等学校校长。时人将其与蔡元培并称,谓“北蔡南马”。

罗家伦: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

民国时期八大校长,有的虽不出名却是真正的大师

罗家伦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得名很早,1928年8月,年仅31岁便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掌校虽仅半年,其大刀阔斧的改革颇见成效,奠定了此后清华发展的基础。

不过,任职清华期间,罗家伦年少气盛,好展才华,与相当部分师生的关系没处理好,不到半年便只得卷铺盖走人。

1932年8月起,罗家伦出任中央大学校长,“任职十年,使中大得到惊人的发展”。

梅贻琦: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民国时期八大校长,有的虽不出名却是真正的大师

梅贻琦是清华大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从1931年到1948年,前后17年。梅贻琦也是对清华影响最大的校长,被誉为“终身校长”。

梅贻琦的教育思想凝练地体现于其就职演说中:“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梅贻琦的校长生涯虽然漫长,但似乎缺少激动人心的故事。因为他没有缺点,也没有争议,大家都很佩服他就是了,所谓“翕然称之”、“胥无异词”。

竺可桢: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民国时期八大校长,有的虽不出名却是真正的大师

竺可桢,许多人知道他是我国著名的气象学和地理学家,却不知道他还是浙江大学历史上最优秀的校长。

1936年4月,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直到1949年,前后历时13年。

竺可桢在科学研究上以勤勉扎实著称,其治校亦带有此精神,不务空名,不尚浮华。

有一次学校举行联欢会,有人请他“训话”,他开口却是:“训字从言从川,是信口开河也。我不训话。”引得大家会心一笑。

竺可桢掌浙大13年,浙大的规模发展了数倍,教授由原先的70余名发展到200余名,在校学生也由原来的500余人增至2000千余人。

胡适:采三山之神药,乞医国之金丹。

民国时期八大校长,有的虽不出名却是真正的大师

胡适一生既开风气也为师,要把金针度与人。

胡适留美回国后,应蔡元培之聘担任北大教授,期间,以不足30岁的年龄,引领新文化运动,很快成为士林领袖。胡适长期任职北大,对教育界有很深的影响。

抗战胜利后,胡适一度担任北大校长,不过,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他的职位。他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继往开来的一位启蒙大师(唐德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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