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词典:汉奸

汉奸,原指出卖汉族利益的败类,后引申为背叛中国投敌罪无可赦之人,不只限于汉族。例如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出现了大量为日本人卖命的汉奸伪军。

大多情况下泛指背叛中华民族,投靠侵略者,充当其走狗,出卖中国的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败类,也即通敌或叛国的中国人。《辞海》的解释是:”原指汉族的败类,现泛指中华民族中投靠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或引诱外国入侵中国,出卖祖国利益的人”。

抗日战争期间,在华日军人数最多时有近200万,协助日军的中国“伪军”最多时超过100万(整个抗战期间“伪军”总人数约为210万)。据日本厚生省1964年调查后统计,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死亡的人数约为44万人。(不包括印缅战场上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和美英协同歼灭的约16万日军及苏军在东北消灭的日军。)

国民政府订有《惩治汉奸条例》(1938年)、《处理汉奸条例》(1945年),以此当作打击政敌(主要是汪精卫的南京政府)的主要工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也曾经发布《关于没收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份子财产的指示》(1951年),以此对特定人士进行政治斗争。

一个有关汉奸这个词的提法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移居马来西亚的商人陈嘉庚向重庆国民政府提议:”敌未退出我国土即言和当以汉奸国贼论”,这个提议由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通过,被邹韬奋称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抗日战场上,为日寇作战的伪军,人数之多,犹如过江之鲫。抗战时期汉奸大量出现,的确令人深思。汉奸出现之多 ,是由多重因素促成的。

一、近代中国长期不统一是汉奸产生的基本原因

“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然后人毁之,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抗战时期汉奸之所以大量出现,主要是由中国自身的原因造成的。汉奸的产生与近代中国长期不统一密切相关。

民国初年以来,中央政权的力量式微,国内派系林立,军阀横行。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统治后,这种局面也没有完全改变,地方与地方之间,国民党与其它政治力量之间,国民党内的派别之间,斗争十分激烈。某个派别的领导人在争夺中央政权而不得或为了保存自己实力的情况下,面对日本的军事压力和利益诱惑,可能就会选择投降的道路。

二、政治腐败造成严重社会矛盾是汉奸产生的社会原因

清朝被推翻后,中国长期陷入战乱。接连不断的战争使得百姓流离失所,民生凋敝。意志力薄弱的人就当了汉奸。抗战时期中国生灵涂炭,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政府进行焦土抗战,中国民众潜伏后,不去残暴。汉奸却因为个人意志力沦为叛徒,令人愤慨。

三、文化教育的失误是汉奸产生的深层原因

五四运动以来全盘否定传统,但又没有建立起一种新的文化,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当时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及道德观念出现某种程度的混乱,汉奸思想意识的流行与此也有一定的关系。英国侨民柯尔斯曾这样描述上海一带居民的生活,”这里商业已经进入了繁荣的阶段,金钱的魔力已经显示出作用,老派人士常常用’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这句话批评当今许多人的行为,就像英国工业革命以后,道德品质,出现了一种普遍的沦丧和堕落。”关于日本人收买汉奸的手段,柯尔斯感到惊讶,”他们就像到市场采购物品那样随便和容易,发现合适的目标后,就想法接近猎物,赤裸裸地用金钱勾引。

从字义上理解,汉奸应该是指汉民族中的败类。《辞海》给”汉奸”下的定义是:原指汉族的败类;现指中华民族的叛徒。因此,”汉奸”这词还有个古今、专利之分(只属于中国人的专利)。汉奸这词起源何时,恐无法考证,但西汉以前肯定还不曾出现过,因为那时还没有”汉”;甚至汉朝以后到北宋以前恐怕也不存在这个词,因为在历史记载的一些民族败类中,秦桧以前统称”败类”,秦桧以后才有”汉奸”这个词出现。

不但字义上不够清晰,而且在应用上有时也很困惑。按照定义去理解,历史中有些应该被归入汉奸行列的人物,却并没有人骂他们汉奸;有些一直被骂作汉奸的,却还真有些情有可原。譬如说范文程。清能够灭李、灭明,他的作用实不可低估,算是个彻头彻尾的大汉奸;而同一时期的吴三桂却是人人皆骂的大汉奸。但看看吴三桂做汉奸的历史,有些却实处无可奈何。当时明、顺、大清三足鼎立。以兵力计,李最多,号称百万;明次之,但已不足自保;满最少,却也有十万。而吴只有区区四万兵马,想要立足而保明,非联李不足以抗清,非联清不足以平闯,无有独身的。

但无论是哪种选择,他都受制于人,非两全之策。而且从名节上讲,投清是背明,落汉奸之骂;降李则背主,负不忠之名。吴三桂也选择过忠君,领命后他卷甲赴关阻清,但明被李亡,崇祯已于煤山殉国;想护南明弘光,又鞭长莫及自己还无可退路。他选择过投李,但农民军入城后,疯狂捕拷明朝降官,大肆抢掠金帛美女;更何况,他老父遭刑讯,爱妾被霸占,亲属受凌辱。他选择过成仁,却又被部将所劝,而且成仁也决不是一件轻易下得了决心的事,对道学家来讲,成仁是可以保住名节,但作为一个三军统率,他手下有四万将士,自己成仁了,他们怎么办?这种不负责任也不是大丈夫的所为。试问一下,倘若换了其他人处在此种境地,又能够怎样?他没得选择但又必须选择,而无论他怎样选择,反正横竖不会是好人。此等尴尬,不是身处其中之人,恐怕永远不能体会。

更为复杂的是,据现代学者考证,吴三桂当时降清(本意是想联清),是想用明朝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的京畿地区换取清兵来灭大顺,以期达到清、明南北而治。这也是”阶级仇”超过了”民族恨”,和南明弘光政权”攘外”必先”安内”的立场基本一致。从以上历史条件来看,吴三桂也算是”时势”逼就了他这个”汉奸”。但这种委屈却并不是理由,因为当时汉族被异族所蹂躏,终归是由于他的降清起了关键作用。吴三桂的被归入汉奸(而且是中国十大败类之一)也属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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