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风云:中共首位女叛徒, 晚年定居美国生活富裕

中共历史上首位女叛徒名叫秦曼云,她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叛变革命,并劝说丈夫也叛变革命,解放后他们逃到台湾,晚年定居美国经商,生活富裕,八十年代成为爱国华侨多次回国探亲。

百年风云:中共首位女叛徒, 晚年定居美国生活富裕

          (关向应与秦曼云)

秦曼云,1908年4月出生,山东济南人,是个没落的书香门第之女。小时候聪明好学,自幼读书,山东省立济南女子中学毕业后,考入山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接受进步思想,开始投身革命。

1925年,秦曼云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共党员,不久被党组织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去学习。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与关向应结为夫妻,1929年他们夫妻回到上海。

百年风云:中共首位女叛徒, 晚年定居美国生活富裕

            (秦曼云与盛忠亮)

关向应任中央政治局委员、长江局军委书记,曾被英租界巡捕房逮捕。狱中他坚贞不屈,经党组织营救,被释放出狱,于1932年初去往湘鄂西苏区,与贺龙共同战斗。此后他们夫妻两人分道扬镳,再未相见。

1928年,秦曼云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来,秦曼云与时任中央上海局书记盛忠亮成为一对爱人。1934年秦曼云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逮捕,随即成为了叛徒。

不久,盛忠亮也在法租界被捕,盛被捕时一言不发,在秦曼云苦口劝说下,盛随后叛变,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社会科工作,当了中统特务。抗日战争期间,盛忠亮一家住在兰州,负责国民党与苏联方面的联络。

全国解放前,盛忠亮、秦曼云随着国民党败退台湾,盛忠亮担任过台湾的“外交部”亚西司司长、驻乌拉圭全权公使,1964年退休后,秦曼云与盛忠亮全家迁居美国经商,他们的买卖兴隆,生活富裕。

百年风云:中共首位女叛徒, 晚年定居美国生活富裕

晚年的秦曼云十分思念大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她以外商名义为家乡投资办了不少实事。1981年,秦曼云首次回到了祖国大陆,经向有关部门申请,还见到了当年在莫斯科留学的一些老同学。后来她又多次回国观光,并以“爱国华侨”的身份应邀参加过国庆观礼。

2001年12月17日,秦曼云在美国病逝,享年93岁。

人物故事——

莫斯科与一对革命佳偶

秦曼云(1908-2001),曾用名秦影云、秦缦云,祖籍浙江绍兴,出生于山东济南一个渐趋没落的书香世家。她生逢上世纪20年代中国大革命的洪流,其兄长秦茂轩还是一位可敬的革命烈士,然而,秦曼云自己的道路竟是如此崎岖。

早年在山东省立济南女子中学读书时,秦曼云结识了山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的一批早期女共产党人,并在她们的影响下投身革命,加入了山东“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和济南的“非基督教大同盟”等革命团体。1925年,秦还与王辩等人发起成立济南“妇女学术协进会”,并参与山东“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筹备和成立工作,之后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担任省立女中团支部书记(她转为中共党员后又担任了省立女中党支部书记)。

秦曼云活跃在大革命的舞台上。“五卅”运动中,她带领省立女中学生开展各种形式的反帝斗争,又参与济南团地委组织领导的全市性反帝运动。8月,奉系军阀张宗昌开始疯狂镇压山东的群众反帝爱国运动,秦曼云则根据党组织的指示,改变斗争策略,转入地下活动。这期间,她曾担任共青团济南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学委书记、宣传部部长,1926年7月,当选共青团山东区执行委员会的委员。

那是一个“红色崇拜”的年代。“去莫斯科”,成了多少革命青年男女的梦想和企盼。

1925年夏至1927年秋,中共党组织先后派秦曼云等人前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东方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莫斯科的这几所学校,是专门培养中国革命干部的最高学府。

1927年初,根据党组织的安排,秦曼云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翌年6月与关向应结为夫妻。

关向应是中国革命第一代的著名领袖人物。1929年春,关、秦两人奉命回国。秦曼云先在团中央女工部工作,是年冬天,又随关向应赴中央军委秘书处担任机要秘书一职。1930年8月,两人奉命由上海赴武汉,秦曼云在长江局秘书处工作,后因机关被敌人破坏而撤回上海,随即在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机关从事机要工作。关向应则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常委、中央军事部副部长,以及中央政治局委员、长江局军委书记。

这一期间,关向应在上海曾被英租界巡捕房逮捕。狱中他坚贞不屈,因为没有暴露身份(化名“李世珍”),加上周恩来指示中央特科陈赓实施积极营救,租界当局最终以证据不足拒绝向国民党当局引渡,关向应有惊无险地被释放。出狱后,关于1932年初奉命前往湘鄂西苏区,开始与贺龙共同战斗,从此带领红军转战南北,长达十数年。而秦曼云则由于自己的工作无人接替,未能与关向应随行。也是这一别,两人从此分道扬镳。

卿本佳人,奈何作贼

秦曼云从事革命事业的巅峰,是在莫斯科中共六大会议上。

1928年6月至7月,秦曼云作为指定及旁听代表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她的代号是“74号”,其间她参与了大会组织委员会、苏维埃委员会和妇女委员会的工作,还参加了大会秘书处文书科的工作,并承担办壁报的任务。

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党的中央机关一直安置在租界中。此时,秦曼云担任共产国际代表联络处主任兼上海中央执行局总会计,可谓重任在身。

1934年6月26日晚,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在与共产国际代表接头后回到中央局的办公处,被守候在门口的国民党中统上海行动区的特务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办公处工作人员秦曼云、仇爱贞,以及中央局秘书处负责人李德钊和交通员周惠年等,中共江苏省机关随即被破获,书记赵立人和全总党团书记袁孟超等也遭逮捕。秦曼云被捕后随即成为叛徒(一说后经保释出狱,从此与党组织脱离关系。)李竹声亦在被捕后叛变,供出了中共在上海和苏区的许多机密,如中央红军的兵力和作战计划,以及上海中央局的电台位置等,接着他又供出了中共另一重要领导人盛忠亮的住址,盛随即在法租界被捕并叛变。这种中央领导相继被捕和叛变的现象(如总书记向忠发、特科“打狗队”队长顾顺章等)不时发生,说明当时中共党组织成分严重不纯,以及党建问题的特别重要。

李竹声、盛忠亮的相继被捕和叛变,给中共中央造成重大损失,党在上海的组织网络几乎瘫痪,中共与苏联的联系也因此中断。(此前中共在上海的机关与莫斯科之间有地下电台联络,邓颖超在奉命去江西前曾与秦曼云商定用专门编制的密码进行通信。)此后,黄文杰出任上海中共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书记,不幸又于1935年2月被捕,与黄文杰同时被捕的还有中央局组织部长何成湘、宣传部长朱镜我、文委书记阳翰笙等三十余人。至此,中共在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基本被摧毁,中央机关被迫撤至苏区。

这里必须说说盛忠亮。此人后来易名盛岳,字伐樵,湖南人,1907年出生,北京国立法政大学学生,大革命中参加革命,不久成为中共党员,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秘书、全国学联中共支部书记。1926年盛忠亮因受到北洋政府通缉,被中共北京市委选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于1932年回国,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长、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李竹声被捕和叛变后,盛忠亮曾短暂接任中共中央局书记一职。(而当时他的爱人,正是秦曼云。)

据说盛忠亮被捕后曾在受审时一言不发,大有坚贞不屈的架势。国民党特务向“功劳卓著”的叛徒顾顺章求教,顾献上妙计—盛忠亮对女友秦曼云言听计从,可从秦处下手。国民党当局立即将秦曼云从南京解往上海,盛忠亮经过秦曼云的苦口劝说,随即折节叛变。

曾经“最革命的”、“左得出奇”的盛忠亮,被捕后竟相当“爽快”地投降叛变,成为国民党特务。(据《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的“出版说明”和“译后记”,盛忠亮于1934年10月在上海被捕叛变,且从此“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社会调查部当了特务”。)这一教训不为不大,不为不深。

那么,秦曼云呢?继说服爱人叛变之后,她又奉命出庭指证黄文杰等人,结果黄文杰等被租界当局引渡给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关押,随即又被解至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1943年,盛忠亮在民族抗争的热潮中天良发现,离妻别子,奔赴战场,任中国驻印远征军特别党部少将书记长,其间协同郑洞国将军转战印缅战场达三年之久,为盟军在东南亚战区的胜利做了一些工作。抗战胜利后,盛忠亮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曾任欧洲司司长,曾出任驻乌拉圭和伊拉克的大使。解放前夕,盛、秦夫妇转赴台湾,后定居美国。

突然回国的海外阔太太

盛忠亮晚年身居海外,仍关心祖国状况,并情系家乡教育。从2000年起,他在故乡湖南石门设立了一项“盛氏女儿文教基金会”,资助石门的贫困女子完成学业(每年资助10名小学女生从小学三年级读到高中三年级),大致至2006年止,已累计资助了70名女生完成高中学业、10名完成大学学业,先后投入资金约50万元。他还派长子盛孝威博士偕夫人回故乡颁发这笔资金。至于秦曼云,更多次回国观光,还作为“爱国华侨”应邀参加过国庆观礼。1986年秋,秦曼云回国探亲时专程去延安参观了关向应的故居,并瞻仰了关向应的陵墓—此时此地,不知她作何感想?

陶铸的女儿陶斯亮曾在一篇《我与干爸爸王鹤寿》的回忆文章中提及一件事,实际上说的就是秦曼云。她说:

大概是1981年,干爸让我陪他去北京饭店探望一位美籍华人。据我所知,中纪委的工作与外国人素不相干。这是位什么样的外籍客人,竟要中纪委的领导同志亲自去探望?我很纳闷。干爸告诉我,这位美国女士,一度曾是关向应同志的爱人,也是他1926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同学,并一起出席过党的六大。回国后,干爸和这位女士先后被捕入狱。这位女士很快叛变了革命,释放后与一位男叛徒一起投奔了国民党,解放前夕逃到台湾。1964年夫妇二人迁居美国经商,买卖兴隆,生活富裕。此次回国观光,这位女士多次向有关部门请求,想见见当年莫斯科的老同学。组织上安排干爸前往探望,但他不想一个人面对有如此复杂历史的人,所以就拉上了我。这是一次让我终身难忘的会见。房门打开后,我眼前出现的俨然是一位阔太太。虽然已70高龄,依然化着浓妆,上着鲜艳绸衫,下穿绿喇叭裤,尖尖的高跟鞋、佩带着项链和耳环。老太太首先打听当年东方大学同学们的下落、境况,干爸简短的回答平静的叙述分外感人肺腑。那些东大的共产党人,离开人世的,个个是鬼雄;尚存人间的,亦皆为人杰。老太太面带愧色,神情很不自然。她吞吐地向这位共产党的中纪委副主任陈述了1927年被捕的经过,极力为自己的变节行为开脱;她从侧面,却又不无真诚地询问了关向应同志死难的经过;她还表示,为了祖国的统一大业,愿意为共产党尽力效劳。最后,她以同情的口吻问:“这几年来,你受苦了吧?”干爸始终神态自若地靠在沙发上,摇着一柄纸折扇,听到这话,坦然地一笑:“这是我们党内自己的事情,算不了什么!”一句话,说得老太太顿时无言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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