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先生是一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五至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他在政协参政议政，至少有四次发言值得载入史册。

   第一次是1953年9月11日在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政协小组会上发言：“在过去30年的革命中，中共是依靠农民，以乡村为根据地而革命成功的。自进入城市以后，工作重点转移到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也都转入了城市，当起了市民。城里人的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依然很苦。各地的乡下人都往城里跑，而城里又不容他们，把他们往回赶，于是就造成了矛盾。”他还引了彭一湖的看法，“工人农民生活有九天九地之差”。

第二次是1970年下半年在讨论宪法草案的小组会上发言：“领导上欢迎我们提意见，是看得起我们，这也是若干年来所不曾有的机会。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有什么顾虑，应该坦率地说出自己的一得之见或一孔之见，对则供参考，不对则作罢。因此我考虑再三，在这里放言，提两点意见。
　　第一点，据我的浅见，近代的宪法最早产生于欧洲，首先是英国，其重要出发点之一是为了限制王权。换句话说，就是为了限制个人的权力太大。有了宪法，则从国家元首到普通公民，都得遵循，且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而不允许把任何一个个人放在宪法之上。如有把个人放在宪法之上，则宪法的执行便必定不完善、不彻底。因此，我认为，现在的‘宪草’序言中，写上了个人的名字，包括林彪为接班人，都上了宪法，这是不妥当的，起码给人有个人高于宪法的感觉。接班人之说，是中国的特殊情况，而宪法的意义是带有普遍性的。不能把特殊性的东西往普遍性的东西里边塞。但我声明，我不赞同把个人的名字（包括接班人）写进宪法，并不是反对选择某个人当接班人。中国历来有自己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现象。接班人之说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客观存在，而不在于某个人的好恶，或赞成，或反对。
　　第二点，这次‘宪草’的条文比先前那部宪法少了许多，条文少不见得就一定不好，但有的重要条文少了却不甚妥当，比如设国家主席。一国的元首，不能没有。设国家主席是一回事，选谁当国家主席合适是另一回事。现在的‘宪草’没有设国家主席这一条，不知为何？”

第三次是1974年2月22日、25日在政协学习组长篇发言：“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孔子？我们，是指今天的中国人。如何评价孔子？就是指今天回过头去看过去，看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是好是坏，是大是小。站在今天的高度来评量，就是一分为二。绝对的肯定或绝对的否定，都是不对的，这是毛主席的哲学观点。孔子本人已不会说话，不会申诉，大权操在我们手里，由我们来判断！我们写文章、下判断，就要负责，要多考虑，而不要不负责、考虑太少。因而抬高了他，贬低了他，这与孔子倒无损，与我们则不好，没有尽到责任。我现在认识到的孔子，有功和过的两个方面。在没有新的认识之前，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表里如一。我的文章，我的观点，确实是对时下流行的批孔意见不同意的。我的看法是，中国有五千年文化，孔子是接受了古代文化，又影响着他之后的中国文化的。这种影响，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古人都不能与孔子相比。”

第四次是1978年2月15日，在全国政协会议小组会上发言：“现在我们又有机会讨论宪法，参与制定宪法了，这是一桩可喜的事情。在旧中国，从民国元年开始，便有过各种临时的、正式的宪法；新中国成立后，有过1954年制定的新宪法。这些历史，我都经历过了。我的经验是，宪法在中国，常常是一纸空文，治理国家主要靠人治，而不是法治。新中国成立30年，有了自己的宪法。但宪法是否成了最高的权威，人人都得遵守呢？

从30年中的几个主要时期看，我的话是有根据的。……但我想认真而严肃地指出的是，中国的历史发展到今天，人治的办法恐怕已经走到了头。像毛主席这样的领导人现在没有了，今后也不会很快就有，即便有人想搞人治，困难将会更大；再说经过种种实践，特别是‘文革’十年血的教训，对人治之害有着切身的体验，人们对法治的愿望和要求更迫切了。所以今天我们讨论宪法，很必要，很重要，要以十二分的认真和细心对待这个大问题。中国由人治渐入了法治，现在是个转折点，今后要逐渐依靠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以法治国，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国前途的所在。是任何人所阻挡不了的。”

梁漱溟的四次发言，各有特殊的时代背景，一篇短文难以尽述。历史地看，梁先生的发言，都超越了当时主流的认识水平，作为执政党外人士，可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自然，梁先生的发言既不符合上意，又超前于众意，不免屡遭批判甚至围攻。

最严重的一次，是1953年发言后在大会上和毛泽东当面冲突，他说，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毛说，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梁说，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毛说，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协委员还可以当下去。

批判时间最长的一次是1974年，长达半年之久。主持人问梁漱溟对大家批判的感想，他仍然表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梁漱溟生于1893年，比毛泽东早两个多月。1911年加入同盟会。1917年受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任教。1930年代探索乡村建设，1940年代参与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他既是有影响的政治和社会活动家，又是独树一帜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他早年就和毛泽东有交往，后两访延安和毛泽东长谈。在毛泽东时代，梁漱溟说出了独立见解，仍然保留在全国政协。一般人难以仿效。

（原文：丁邢）

附录：梁漱溟(1893年10月18日-1988年6月23日)，蒙古族，原名焕鼎，字寿铭，曾用笔名寿名、瘦民、漱溟，后以漱溟行世。原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因系出元室

梁王，故入籍河南开封。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国学大师、爱国民主人士，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之称 。

梁漱溟受泰州学派的影响，在中国发起过乡村建设运动，并取得可以借鉴的经验。一生著述颇丰，存有《中国文化要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唯识述义》《中国人》《读书与做人》与《人心与人生》等。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