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多余的话》,文人情怀引发争议和灾难

我们在教科书上看到,许多英雄人物临死前都会留下一句豪言壮语,例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还有“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就连阿Q临死前也说了句“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这些遗言,让后人一直讴歌崇拜。

但有一位英雄大人物,英勇就义前,写了一篇长文叫《多余的话》,其中结尾最后一句竟然说:“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凭这句遗言,有人说他没骨气,有的说他这是文人的浪漫。后人对此褒贬不一,这位文人英雄叫瞿秋白。

瞿秋白《多余的话》,文人情怀引发争议和灾难

瞿秋白,出生于1899年1月29日,江苏常州人,瞿家是一个书香门第,世代为官,瞿秋白的父亲瞿世玮擅长绘画、剑术、医道,母亲名叫金璇,也是官宦之女,精于诗词。

辛亥革命后,他少年丧母,家庭经济限入困境,不得不投亲靠友,最后在表舅母的资助下赴汉口,寄居在京汉铁路局当翻译的堂兄瞿纯白家中,并进入武昌外国语学校学习英文。

尝尽冷眼后靠外交部的免费俄文培训有了一点糊口的本领。身为俄文专家,为继续研究俄国文学,他以北京《晨报》记者的身份前往莫斯科,受到列宁的接见。陈独秀来到莫斯科,瞿秋白做了他的俄文翻译。

1923年瞿秋白主编中共中央另一机关刊物《前锋》,后来他先后在中共第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成为中共的早期领袖之一,是继陈独秀之后的中共第二任最高领导人。

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在向香港转移途中,在福建省长汀县濯田镇水口村,不幸被捕,关入上杭监狱。由于叛徒指认,他的身份被识破,于5月9日被押解到长汀。

瞿秋白《多余的话》,文人情怀引发争议和灾难

瞿秋白在监狱中完成了自己的临终绝笔《多余的话》,其中最后一句:“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6月18日晨,瞿秋白写完绝笔诗,神态自若缓步走出囚室,到中山公园凉亭前拍照,留下最后的风采,然后便饮弹洒血,从容就义,年仅36岁。

一位现场记者这样报道瞿秋白就义时的情景:瞿秋白来到中山公园,信步至亭前,已见小菜四碟,美酒一饔。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乃言曰:“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瞿秋白说罢此话,坦然正其衣履,到公园凉亭前拍了遗照——他背着两手,昂首直立。

随即,他在刀兵环护下,慢步走向刑场。瞿秋白手挟香烟,顾盼自如,缓缓而行。继而高唱国际歌,打破沉寂之空间。到了罗汉岭下,他自己找了块空地,面北盘足坐下,回头看了看行刑者说:“此地甚好,开枪吧。”,接着饮弹洒血,从容就义。

瞿秋白《多余的话》,文人情怀引发争议和灾难

瞿秋白牺牲后,有人称《多余的话》是中国现代史上一篇难得的独特文字,让人感受到一种震慑人心的冲击力,它所流露出的真实的人性底蕴和悲怆的浪漫气息令人惊叹!瞿秋白作为一个典型的文人参与政治,遭到排挤冷落直至牺牲,这被人们视作一个悲剧。

《多余的话》与平常所见的“领袖文体”大相径庭,也与一般意义上烈士的慷慨陈词、浩荡情怀有着很大的不同。特别是文章最后那句话:“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看似多余,但是耐人寻味,这句话一直没有免除人们的诸多“猜测和推想”,后人对此褒贬不一。

《多余的话》在1964年给作者带来了巨大灾难,因为它被解读为“自首书”。周扬询问毛泽东对《多余的话》的看法,毛说:“看不下去,无非是向敌人告饶,自首叛变。”一锤定音,以至1979年为“叛徒”瞿秋白平反时,也是经历了许多不可描述的曲折艰难。

瞿秋白《多余的话》,文人情怀引发争议和灾难

1980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了转发中纪委《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就义情况的调查报告》的通知,明确宣布:“ 《多余的话》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乞求活命的意图。”

附录:《多余的话》内容节选

当时(注:1927年7月到1928年5月),我的领导在方式上同独秀时代不同了。独秀是事无大小都参加和主持的。我却因为对组织尤其是军事非常不明了,也毫无兴趣,所以只发表一般政治主张,其余调遣人员和实行的具体计划等,就完全听组织部军事部去办。那时自己就感觉到空谈无聊,但是一转念要退出领导地位,又感到好像是拆台。这样,勉强着度过了这一时期。

一九二八年六月间共产党开第六次大会的时候,许多同志反对我,也有许多同志赞成我。我的进退成为党的政治主张的联带问题。所以,我虽然屡次想说“你们饶了我吧,我实在没有兴趣和能力负担这个领导工作了”。但是,终于没有说出口。当时,旧干部中又没有别人,新干部起来领导的形势还没有成熟,我只得仍旧担着这个名义。

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对于政治,从一九二七年起就逐渐减少兴趣。

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实在完全没有兴趣了。工作是“但求无过”的态度,全国的政治情形实在懒得问。一方面固然是身体衰弱,精力短少,而表现十二分疲劳的状态;别的方面也是几十年为着“顾全大局”勉强负担一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来,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

相关新闻

发表评论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QR 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