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人李叔同:最有才华的“渣男”

李叔同身上的标签和头衔有很多:

文学上,他是享誉国际的词作家,一曲《送别》传颂至今

音乐上,他被誉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启蒙者,第一个用五线谱作曲的中国人

绘画上,他堪称中国现代美术之先驱,是中国油画之鼻祖

戏剧上,他是中国话剧艺术的奠基人

书法上,他是近代著名书法家

篆刻上,他是西泠印社的早期成员,领风气之先

教育上,他桃李满天下,培养出丰子恺、潘天寿、刘质平等大批著名艺术家

佛学上,他被尊为律宗第十一代祖师。

他在哲学、法学、汉字学、社会学、广告学、出版学、环境学……均有创造性贡献。

他开创了中国无数个第一,在从事的每一个领域都做到了极致。此外,他还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在中国近代化历程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这里,再给他贴一个标签吧:一个任性的、妄为的、无情的……

富二代。

奇人李叔同:最有才华的“渣男”
少年李叔同

01

老夫少妻,麒麟才子

1880年,李叔同出生在天津一个巨富之家,他家世代经营盐业与银钱业,这是当时利润最高的两种生意。其父李世珍是同治年间的进士,曾官吏部主事,后辞官承父业而为津门巨富。

毫不夸张地说,李叔同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富家公子。

他父亲去世时,晚清重臣李鸿章不但登门祭拜,而且亲自为丧仪“点主”,李家的声望在此达到巅峰。时年,李叔同年仅5岁。

他的母亲王氏是家中的三房姨太,19岁生下他时,父亲已经68岁。

李世珍家门显赫,子息却不旺。长子早夭,二子李文熙又体弱多病,老来得了李叔同这个幼子,自然视若珍宝。

孔子出生时,父七十,母十七;欧阳修出生时,父四十九,母二十。老夫少妻的结合,往往生出麒麟之才。

李叔同童年就展现出惊人的聪慧,尚在学舌之际,就能跟着老父亲摇头晃脑地背诵对联。

他6岁启蒙,10岁熟读诗书,13岁学训诂书法,“年十三,辄以篆刻和书法名于乡。”

15岁就诵出“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这样的绝句。

和历史上的许多大才一样,李叔同出生时也有“祥瑞”:他降生之日,有喜鹊口衔松枝送至产房内,大家都认为这是佛赐福兆。后来,李叔同将这根松枝携带在身边,终生不离。

与佛的结缘,也许从出生之日就开始了。

李叔同的父母家人都笃信佛教,老父亲在他5岁那年病重,延请高僧诵经,在《往生咒》的诵声中溘然长逝。

按照传统习俗,灵柩在家中停了七天,丧事办得极隆,请来大批和尚日夜超度。那时的李叔同太小,不懂得亲人离丧之痛,只有那空寂悠远的佛音在他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

在那以后,李叔同就常在家与三弟一起学僧人作法,“两个人都用夹被或床罩当袈裟,在屋里或炕上念佛玩”。

奇人李叔同:最有才华的“渣男”

02

她是娼伶,也是知己

他生活优渥,自幼天才,但也有因大家族而生的苦闷。父亲早逝,母亲是个偏房,身为庶子的李叔同在大宅院中的日子并不好过。

年方17的二哥李文熙必须要挑起家族生意的重担,而年幼的李叔同,则被寄予了光耀门楣的期许。

李叔同的母亲只是一个三房姨太,所以他自幼是被大房郭氏带大的。他先从兄长文熙读书,继而拜常云庄先生为师,兄长对他要求很严,日常功课不得马虎,应对进退也不得稍越礼仪。

母亲的谨小慎微,兄长的严格教导,大宅门生活的封闭无趣,让李叔同早早地产生了叛逆心理。

16岁,李叔同考入辅仁学院,终日以制义为业,也就是学习八股文。

可是随着年纪渐长,他对经国济世的正经学问丧失了兴趣,反而喜欢上了唱戏这类“贱业”。

从小就学习书法、金石等技艺的李叔同,内心早埋下了艺术的种子,而在接触到戏曲这一艺术时,他不可自拔地沦陷了。

同时沦陷的,还有他那情窦初开的少年心肠。

他暗恋的对象是个叫杨翠喜的坤伶。

杨翠喜本姓陈,幼年时家贫,被卖给了一个杨姓乐师,从师习艺,十四五岁就出落得花容月貌,加上天生一副好嗓子,一经登台献艺,立刻博得了满堂彩。杨翠喜每晚在天津福仙戏楼唱戏,《梵王宫》、《红梅阁》都是她的拿手剧目。只要她一登场亮相,台下的叫好声就立刻此起彼伏。

李叔同的母亲一向喜欢看戏,自从24岁守寡之后,她更是迷上了泡戏园子。每次去戏院看戏,她都会把李叔同带上,长大以后,他就习惯了一个人去梨园。

那时杨翠喜刚刚崭露头角,李叔同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去福仙戏院给杨翠喜捧场。杨翠喜在舞台上笑靥如花,歌喉婉转,台下的李叔同看得目不转睛,听得如醉如痴。

戏院散场后,李叔同便提着灯笼,送杨翠喜回家。年少时的爱恋最为热烈也最真挚 ,两颗年轻的心越来越近。

李叔同曾经送给杨翠喜两首《菩萨蛮》,词中充满了柔情蜜意:

其一:

燕支山上花如雪,燕支山下人如月;

额发翠云铺,眉弯淡欲无。

夕阳微雨后,叶底秋痕瘦;

生怕小言愁,言愁不耐羞。

其二:

晚风无力垂杨嫩,目光忘却游丝绿;

酒醒月痕底, 江南杜宇啼。

痴魂销一捻,愿化穿花蝶;

帘外隔花荫,朝朝香梦沾。

彼时他是富家公子,她是知己美人,他为她一掷千金,她对他目盼流连。戏文里才子佳人的故事,就真真切地发生在李叔同的身上。

然而这份甜蜜的初恋很快就无疾而终。

杨翠喜的名气越来越大,很多京城的高官巨贾来到天津,都会去福仙戏院一睹这位名伶的风采 ,其中就包括庆亲王奕劻和他的儿子载振 。天津的地方官员段芝贵听说京城的庆亲王竟对一个戏子感兴趣,连忙巴结。

段芝贵花重金把杨翠喜从戏院里赎出来,亲自护送到北京,把杨翠喜亲手送到庆亲王父子的府上。

而这一切,李叔同毫不知情。

杨翠喜心中虽万般不愿,但却不得自由身,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

李叔同得知自己倾心的女子被当作礼物送入了豪门,伤心欲绝,终日以泪洗面。

一代名伶,就此消失。

奇人李叔同:最有才华的“渣男”

03

举案不齐眉,康梁是吾师

李叔同的母亲和二哥看到李叔同因为失恋郁郁寡欢,非常焦急,赶快托人为他物色结婚对象,希望能让另一个女人的温柔来抚慰他的心碎。很快,媒人就给李叔同物色了一个富家茶商的女儿——俞氏。俞氏比李叔同大两岁,眉目端正,知书达礼,两家又门当户对。

旧时社会,富贵人家的公子往往会娶比自己大一些的老婆。因为那时人们结婚较早,妻子年龄大些便更稳重,可以更好地照料丈夫的生活。

对于这桩婚姻,李叔同万般不愿。俞氏出身大家,贤惠恭顺,可在年少的李叔同眼中,这些优点恰恰都是她无趣的地方。他更憧憬激荡的爱情,寻求心灵的契合,像杨翠喜那样热烈的女子,才更得他的欢喜。

可是二哥李文熙却答应他,只要娶俞氏为妻,他就可以拿出30万家产给李叔同出去自立门户。母亲由于是小妾的缘故,在李家生活并不舒心,早就想出去单过了,因为孝顺,也因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可违抗,李叔同只得接受了这门亲事。

李叔同那一代文人,几乎没人喜欢原配,他们在年少时接受了家里的安排娶了“糟糠之妻”,却也不耽误爱情在别处开花。除了老实人胡适,对爱打麻将爱抽烟的老婆还不错,其他都是能休就休,不休也是冷落一旁。

俞氏空有原配的名分,与他却是聚少离多,虽为他生下三个孩子,却始终没有得到过他的心。

年少叛逆的李叔同,不仅早婚早恋,还是个愤青。

在书院学习时,虽然是学习枯燥的八股文,也盖不住他的文采斐然。写八股文有非常严谨的格式,文字必须写于方格之内,务令书写齐整干净。而李叔同每每有了灵感,文思泉涌,方格纸写不下,他就在一个格子里写两个字,洋洋洒洒密密麻麻,得了个“李双行”的外号。

甲午之后,列强环嗣,清政府无所作为。李叔同忧国忧民,他参加科举考试,一心为国,在科场上批判八股文“胸无名理,出而治兵所以无一谋”,批判大臣“不学军旅而敢于掌兵;不谙会计而敢于理财……”

这张答卷针砭时弊,直击要害,却“思想危险”、“胆大妄为”,自然名落孙山。

戊戌变法前后,李叔同深受维新思想影响,以为看到希望。他大肆褒扬维新变法,向西方学习,自学洋文。

等到光绪皇帝下达“定国是诏”,他立即刻下一枚“南海康君是吾师”的印章,公开表示对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的支持,这让一些守旧的当政者颇为恼火。

康梁倒得太快,维新变法不过百日,光绪被囚瀛台,康梁流亡日本。

这时,有传言说李叔同是康梁同伙,可怜李叔同从小没离开过天津,压根儿没见过康有为的面。为了避祸,李叔同以照料家族生意为借口,带着家人逃到上海。

反正上海也有他家的钱庄,这位大少爷依旧可以过得衣食无忧,不必像那时逃亡的其他人一般流离失所。

怀揣着“北方事已不可为”的满腔愤懑,1898年李叔同携妻带母到了这座中国最开放包容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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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休怒骂,且游戏

说是照料家族生意,可李叔同却什么正事也没干,而是把婚前的喜好全捡起来了。

1898年的上海,风气开放,诗书风流,才子佳人云集。

既然不能学以致仕,那就尽情挥洒才情吧。在上海滩的法租界,李叔同的才情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

1901年,李叔同以第十二名的佳绩考入南洋公学,师从蔡元培先生,并成为他的得意门生。在这里,他接受了较系统的儒家经典教育,还吸纳了“新学”的精华。

为了支持学潮运动,他主动退学,加入新学组织“沪学会”。在沪学会,李叔同的文章屡屡列为第一,更被上海的名士达人所青睐,他也被视为“才子”而驰名于上海滩。

他精通书画篆刻,和上海书画名家一起办《书画报》,成立「书画公会」。

他在音乐上很有造诣,主张求新求变,将《诗经》等古文填词在西洋音乐里,成为流传广泛的歌曲。

因为旧体诗词写的极好,他加入文人社团“城南文社”。时常交游宴饮,切磋文章,还和许幻园、张小楼、蔡小香、袁希濂结拜金兰,称为“天涯五友”。

作为资深票友,他开设演讲讲习班,组织学生新剧,为宣传婚姻自由,亲自编写文明戏《文野婚姻》等剧本。他还走到台上,亲自登场表演……

他的学生丰子恺后来回忆:“那时他头抬得很高,英俊之气,流露于眉目间。”

在多年以后,回顾那段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岁月,李叔同写下了这样两句词:“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

高晓松曾讲,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远方的诗歌和田野。作为巨富之子,少年李叔同的生活自然没有苟且,他和那个年代的所有纨绔子弟一样,挥洒文字,流连芳场,一掷千金。

他才华横溢,也和所有的名士一样,怀才不遇,空余报国之情,只能寄情声色。他和上海滩的交际花都混得特别熟,名妓李苹香、谢秋云等都与他有情事。

也许是在她身上看到了初恋杨翠喜的影子,也许是只有在这个温柔乡里他才能暂时忘却失意,比起家中那位贤惠温婉却不识诗书的发妻,那位勾栏诗妓李苹香显然更能博得李叔同的喜爱。

“奔走天涯无一事。何如声色将情寄,休怒骂,且游戏”。

对于丈夫在外寻花问柳,俞氏从不干涉,尽力保持家庭的平静。丈夫是卧龙,非她这一汪池所能载,她只能一心侍奉婆婆。在她看来,无论如何,丈夫还愿意回家,就是最大的尊重。

这时的俞氏已经为李叔同生下三个儿子(长子后来夭折),出于对妻儿的愧疚,李叔同对俞氏还算相敬如宾。

但这一点点的温情也在母亲去世以后被打碎了。

1905年,李叔同母亲王氏因病去世,李叔同扶柩回乡,并效仿“东西各国追悼会之例”,给母亲举行了一个既中又洋的盛大丧仪。

富家公子的任性使他想一出是一出,在母亲的追悼会上,他竟请来数百中外来宾,举哀之时,还在众人面前弹钢琴、唱哀歌。

他母亲是中国旧社会最传统的妇女,从不识西洋礼仪为何物,却在死后办了这样一场丧事。此举被人视作奇事,天津《大公报》还专门发文称其为“文明丧礼”。

他常与人讲“我的母亲很多,但我的生母过的很苦”。母亲去世以后,他顿感生活无趣,忧愁满地,浑然不知何处是岸。

但母亲的离开对他而言也是一种解脱,虽飘荡无根,但再无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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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男扮女装,另结良缘

料理完母亲的丧事后,李叔同就将俞氏和两个儿子托付给天津老宅的二哥照料,远走日本留学。

他一到日本就先把辫子剪了,改成西方最时髦的三七分,脱掉了长衫马褂,换上西装,穿尖头皮鞋,戴没脚眼镜。

当时的有志青年,无不以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为学习榜样,希望能在日本学习西方制度,回去建设祖国。

可那时大清还没亡呢,李叔同这样直接生猛剪头发的留学生,少之又少。想想那位生在南洋、母亲是葡萄牙人的辜鸿铭,直到20年后依然不肯剪去长辫,李叔同的敢做敢为可见一斑。

他衣食住行一切入乡随俗,没多久便能说一口纯正流利的日语了,彻底地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东京人”。

在日本,他先考取了东京美术学校,又兼在音乐学校学习乐器和编曲。

立志要改头换面的李叔同在日本依旧没有改掉他的少爷做派。他花巨资在上野不忍湖畔租了私人洋楼,添置钢琴和大量美术、音乐书籍,居室装扮得艺术味极浓,并取名“小迷楼”。

他花最昂贵的票价去听一场音乐会,自费出版并发行了中国近现代第一本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还和同学一起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

他对戏曲的热爱是从童年就深种的,到了日本以后,接触到日本的“新派剧”,从此对西洋话剧产生兴趣。

即便身在日本,李叔同仍然关心国内。1907年春节,中国淮北发生百年不遇的水灾,春柳社决定举办一次义演,定的曲目是名剧《茶花女》。

这是春柳社的第一次公演,其时,春柳社成员也没有几个,而且都是清一色的男性,到哪里找最重要的主角玛格丽特呢?李叔同突然灵机一动——京剧的花旦就由男性来扮演,这个戏为何不试试反串呢?于是,他自告奋勇扮演女主角。

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他特意节食,瘦出了杨柳细腰,还花重金定制女式礼服,剃掉留了好久的小胡子。

为了演好角色他节食减肥,饿出了芊芊细腰

第一次公演《茶花女》,就造成了轰动。

由于李叔同的影响,大批的中国留学生开始接触话剧,将话剧带回国内,成为中国话剧史的开端。

他在日本学习西洋绘画,需要人体模特,那个时候日本的风气也不够开化,模特儿不好找,裸体的女模更是重金也不可求。他便厚颜地去问房东的女儿:你愿不愿意当我的模特?没想到对方一口就答应了。这位房东的女儿后来成了他妻子。

这位日本妻子,有人说叫“枝子”,也有人说叫“诚子”。据李叔同的孙女李莉娟回忆:具体叫什么还真的不确切,也曾到日本找过,却未找到,但是,(祖父)日记中多次提到“福基”这个人,每当提及,讲到的事件都是私人问题,比如给我送棉被之类私房话。于是,大家揣测,“福基”可能就是他日籍夫人的名字。

李叔同没有向她隐瞒自己已婚有子的事实,但她仍不在意,死心塌地。

2011年,中央美院美术馆在仓库里,发现了一幅半裸女性的画像,编号居然就叫“2011-甲”,一研究染料的构成发现,成画于1909年前后,十有八九是李叔同画的日本妻子。

在日本成婚不久,李叔同得了肺病,回到天津养病。

发妻俞氏等到丈夫归来,万般欣喜。他竭尽全力照顾丈夫,给予他最无微不至的关怀。

独自在日本漂泊太久,老宅的热闹和亲情让他体会到不同的温暖,对于俞氏的愧疚涌上心头。已在日本成婚,意欲与她离婚的话便怎么也说不出口 ——这段时光成为了俞氏生命里最幸福的时候。丈夫归家,因生病而处处依赖她,身边也没有那么多红颜知己,反而对自己亲昵有加。

俞氏觉得,丈夫终于浪子回头了,生活终究有了盼头。

但是她没有想到,丈夫大病痊愈之际,却也是夫妻别离之时。李叔同再次毅然决然地去了日本。

再次回国已经是1910年,这一次,他还带回了日本夫人福基。

俞氏以为,男人青年时求学、贪玩、风流都是常事,只要愿意回家,夫妻关系就总有转圜时。可是这一次,他不仅带回了一个与自己一样名正言顺的妻子,还跑去苏杭上海居住,只留她一人带着孩子在天津独守空房。

那个女人对他也是一片痴心,为了她千里万里地跑来中国,俞氏不忍再说什么,只好摆出正房的大气模样。

在天津老宅虽然衣食无愁,等待却似乎永无尽头。

奇人李叔同:最有才华的“渣男”

06

夏丏尊,你自杀吧

李叔同回国后,已经到了三十左右的年纪,身上少年名士的气息剔尽,富家子弟的风流也被日本妻子收了性,倒是急切地想在教育上做些实际功夫。

他先在上海太平洋报社当编辑,不久便被南京高等师范请去教图画、音乐,后来又应杭州师范之聘,同时兼任两个学校的课,每月中半个月住南京,半个月住杭州。

那时的学校和今天一样,最重要的科目是语数英,所以这些课的老师最有权威。但是在杭州师范学校,最有权威的是教绘画的李叔同。因为他凡事认真、严肃,而且“他有人格做背景,犹如佛菩萨有光”,学生们都敬重他。

他当上老师,便要有老师的样子,于是不再穿漂亮的洋装,而是换上了灰色粗布袍子、黑马褂、布底鞋。

学生以为他是古板木讷之人,他却教学生画石膏像,将裸体模特带到写生课上,假日里跑到野外写生,大开学风,成了社会上的一道新景。

他的学生丰子恺说:“凡做人,当初,其本心未始不想做一个十分像人的人,但到后来,为环境、习惯、物欲、妄念等所阻碍,往往不能做得十分像人。其中九分像人、八分像人的,在这世间已很伟大,七分像人、六分像人的,也已值得赞誉;就是五分像人的,在最近的社会里也已经是难得的‘上流人’了。像老师那样十分像人的人,古往今来,十分少有。”

李叔同的另一位学生、后来成为著名音乐教育家的刘质平,从浙一师毕业后留学日本,后来留学经费出了问题,急得差点在日本自杀。李叔同知道后,不惜违反他一贯的做人原则,找各种关系求助但均告无果,于是决定从自己的薪水中每月抽出一部分资助刘质平。

他虽出身富家,但家族生意一直是二哥打理,自己早出来自立门户,因此便不愿再像从前那样随意支取钱庄里的银子。

当时李叔同的薪水是105元,还要照顾天津、上海两地的家人,于是他将之分成了四份:上海家庭40元、天津家人25元、自己和刘质平各20元。李叔同后来出家,仍在出家前准备了一笔钱寄给刘质平,供他直到大学毕业。

一次,学校的宿舍发生失窃,时为舍监的夏丏尊自觉管理不力,破案无方,陷入苦恼,来求助李叔同。李叔同却说:这事好办。

好办?怎么办?夏丏尊连忙问。

“你既无法破案,自杀谢罪就是。”李叔同笑嘻嘻地说。

夏丏尊一惊。

李叔同认真道:“你若出一张布告,说做贼者速来自首,如三日内无自首者,足见舍监诚信未孚,誓一死以殉教育,果能这样,一定可以感动人,一定会有人来自首。——这话须说得诚实,三日后如没有人自首,真非自杀不可。否则便无效力。”

夏丏尊再惊,他承认李叔同说得有道理,可是他没有实行的勇气。也许,换成李叔同,他真的会那样做,而且若真不能破案,他一定会自杀。

当然,如果是李叔同这样说,学生一定会来自首——他有这样的感召力和公信力,可是夏丏尊自忖没有。

李叔同对学生很严,更严于律己。

他在南京杭州两地授课,虽然时常由于日程冲突请假,却绝不会浪费课堂的一分钟。上课需要的板书,他一定提前写好两黑板,早早坐在教室里等学生。

漫画家丰子恺、国画大师潘天寿、音乐教育家吴梦非、书画家钱君陶、著名音乐家刘质平、画家李鸿粱……有师如此,江浙人才辈出,几乎撑起民国文艺界的半壁江山。

李叔同是个想做就做的实践派,少年时的那份冲动任性仍未改,有时兴致起来,便不顾后果,更毫无顾忌。

一日有名人来学校讲座,校园里人头攒动,他和同事夏丏尊躲到凉亭里吃茶,夏丏尊打趣说:“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挺好的。”没成想,这句玩笑话却触动了李叔同的神经,他竟真的跑到西湖边的广化寺体验了几天和尚的生活。

又有一次,夏丏尊提起日本杂志上有篇介绍“断食”修养的文章,两人一起找来资料来研究。夏丏尊自己没有当真,李叔同却在新年假期十几天里,在虎跑寺实践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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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我们不去,因为他是不回来的

杭州与南京自古就是佛土,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杭州的寺庙则更多了,大小两千余所。

作家郁达夫就说过,杭州最多的东西有两样,蚊子跟和尚。

佛寺多在风景名胜处,李叔同长年在这两地任教,也没少逛。

自古文人都把西湖比西子美人,李叔同却在西湖的氤氲朦胧的雾气里感受到了佛法空灵。

其实,文艺人士出家在民国并不罕见。苏曼殊就曾以“自刎”要挟住持为其剃度,声称要“扫叶焚香,送我流年”。可他三次出家,三次还俗,情根仍在红尘中,忍不了佛教的清规戒律,只落了个“风流和尚”的称呼。

而李叔同,却是个有了想法一定会去付诸实践并且做到极致的人。

1918年春天,那名叫福基的日本女人从上海匆匆而来,寻遍苏杭两地,终于在虎跑寺找到出家的丈夫,这是两人相识的第11年,在这以前,两人恩爱有加,相濡以沫。

她为他放弃家乡,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为她冷落发妻,千里迢迢定居江南。可是在古旧寺院门前,这位曾经的丈夫却连门都没有让妻子进。

她问他什么是慈悲。他说,爱,就是慈悲。

福基无奈对着关闭的大门悲伤责问:慈悲对世人,为何独独伤我?

关于和福基分别,李叔同的同学黄炎培曾在《我也来谈谈李叔同先生》一文中写道:“船开行了,叔同从不一回头,但见一桨一桨荡向湖心,直到连人带船一齐埋没湖云深处,什么都不见,叔同最后依然不一顾,叔同夫人大哭而归。”

李叔同写给福基的信里,这样说:“但你是不平凡的,请吞下这苦酒,然后撑着去过日子吧,我想你的体内住着的不是一个庸俗、怯懦的灵魂。……为了不增加你的痛苦,我将不再回上海去了。……人生短暂数十载,大限总是要来,如今不过是将它提前罢了,我们是早晚要分别的,愿你能看破。”

从这封信里,你读出了“慈悲”吗?或许,字里行间去意已定的“决绝”,远远超过“慈悲”。曾经如何深爱,这份离去的决绝便如何伤人。

关于这一点,原配俞氏倒是更懂得一些。李叔同的二哥让她去寺院寻丈夫回来,她平静地说: 我们不去,因为他是不回来的。

旧时女子,很难活得像她那么清醒明白,也许,是她早已习惯了等待和失望。

弘一法师用了大约半年的时间去整理自己的财产和私物,将自己多年来视若珍宝的书籍、字画、折扇、金表都赠送给了友人,就连衣服也一件不留。

在天津的祖产、在上海的房子,一桩桩一件件他都安排妥当。这位慈悲的丈夫在出家前曾预留了三个月薪水,分为三份,其中一份连同自剪下的一绺胡须托老友转交日籍妻子,并拜托朋友把她送回日本。

就算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刘质平,他也不忘安排好继续接济他在日本求学的事情。唯独对于俞氏,他始终没有一言。即使多年以后,俞氏去世,他也没有离开青灯古佛去看她一眼。

曾经的风流公子,如今的慈悲法师,竟对结发之妻绝情至此。

1922年正月,新年的爆竹声还未歇,俞氏却撒手人寰。45岁,并不算太大的年纪,她生命的大半都是在漫长的等待中度过,这个冬天似乎也没有比往常更冷一些,可是她熬不过去了。

家族认为她一生勤勉贤惠,为李家绵延香火,弘一法师无论如何都应该回家送俗世的妻子最后一程。报丧的书信传到杭州,弘一正在庆福寺编著《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

无常的是,那时赶上京绥铁路工人大罢工,杭州到天津的交通被阻断,弘一没有成行,继续编写他的佛学著作。

俞氏凄凉入土,独守空房了一世,死后仍要独居一穴。

李叔同出家的消息在当时引起了轰动和诸般猜测,新闻的爆炸性远远超过同年段祺瑞当上国务总理、孙中山辞去大元帅一职。

世人大多无法理解,这位名满天下的文坛大佬,只是一时兴起吧?这个任性妄为的富家公子,如何受得了佛门清苦?

“研究佛法不一定要出家的。”夏丏尊劝过他;“在家修行也是一样的。”马一浮也这样劝他;有一位女读者,更是在他剃度之后,天天来寺里找他,求他还俗。

可是李叔同却是认真的。

在此后二十六年的时间里,弘一法师逐渐断绝了俗世的往来,及至去世。每天只食一餐,除了留下少量衣被和雨伞,俗世里的一切他都舍弃了。

奇人李叔同:最有才华的“渣男”

08

半世文人半世僧

弘一法师没有正面向身边人解释过自己出家的原因。无论是他旧日的挚交好友,还是他的日籍夫人看来,这个转变都有点无法捉摸。

众说纷纭中,丰子恺的解释较为中肯: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有的人做人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还必须去探求人生的究竟。

李叔同曾撰文《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讲到1918年某日,夏丏尊看见李叔同住在寺庙里,就随口道:你不如出家得了。

本来只是无心的一句戏言,李叔同一想,对,那就出家得了。

也许,这份执着,在他极幼的时候,披着被罩扮僧人做法时就已经种下了。也许,他只是一时兴致到了,正如从前一时兴起在科场上批评时政,一时兴起去了日本,一时兴起跑去断食,而他一向是一时兴起做的事情,便一定要做到的那种人。做佛法,他也要做到极致。

李叔同出家,好友经亨颐告诫学生,此举“可敬而不可学”。

他出家,怎么看都应该选择轻灵的禅宗,禅宗讲究顿悟,最适合李叔同的性子。可是他却选了戒律最严谨最刻板的律宗,不做住持,不开大座,谢绝一切名闻利养,以戒为师,粗茶淡饭,过午不食···

弘一出家的时候,律宗已断绝了700余年。所以他只有自己潜心研究。为了弘扬律宗,他四处奔波,编修佛典,一边讲学,一边云游,他在佛法上的造诣越来越深,被尊为律宗第十一世祖,声名甚至超越当年文人李叔同。

可惜世间已无李叔同。

赵朴初评他是“深悲早现茶花女,胜愿终成苦行僧,无尽奇珍供世眼,一轮圆月耀天心”。

其实他才不要当什么奇珍和明月,也不是为了挣一个苦行的虚名。他出家既不是为了当律宗第十一世祖,更不是为了能和虚云、太虚、印光并称“民国四大高僧”。

他的昔日同事、终身好友夏丏尊,曾邀请弘一法师去家乡上虞做客,并安排他在自己执教的春晖中学一间宿舍里住下。他自带铺盖卷而去,只有一床破席子,一副旧被褥。

弘一拿出一块破得像抹布的毛巾去洗脸,夏丏尊终于忍不住了,要给他换一块新的,弘一却说:“哪里,还受用着哩,不必换。”

夏丏尊几乎落泪:这还是那个一掷千金、生活放荡的李叔同吗?

他出家24年,生活用品绝大多数都是出家前带去的,一件僧衣缝缝补补穿了十数年,布丁还都是从垃圾堆里捡回去的破布条。丰子恺请老师提笔写字,他写完后还把剩下的几张宣纸一并奉还,只将裁剩下来的碎纸条留着,一点不肯浪费。

弃家毁业,恪遵戒律,清苦自守。按照学生丰子恺的说法,他遁入空门,是因为这位才子物质和文艺之中,都玩够了,生命力又旺盛,必须去探索灵魂生活。

1942年秋,弘一法师或许提前预知到了自己的死期,他提前写好了遗嘱,从容不迫地安排好后事,与刘质平、夏丏尊等一一道别,尽而断食,并谢绝医疗探视,口诵佛号,写下“悲欣交集”四字。

弥留之际,他对随侍的妙莲法师说:“你在为我助念时,看到我眼里流泪,这不是留恋人间,或者挂念亲人,而是在回忆我一生的憾事。”

他还特别叮嘱:当我呼吸停止时,要待热度散尽,再送去火化,身上就穿这破旧的短衣,因为我福气不够。身体停龛时,要用四只小碗填龛四脚,再盛满水,以免蚂蚁爬上来,这样也可在焚化时免得损伤蚂蚁。

1942年10月13日晚,弘一法师圆寂。

奇人李叔同:最有才华的“渣男”

09

舍利

张爱玲说: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我从来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围墙外面,我是如此谦恭。

林语堂说:李叔同是我们时代最有才华的几位天才之一,也是最奇特的一个人,最遗世独立的一个人。

世人对他的评价如此之高,事实上,伟人的传奇,往往是常人的心酸铺就。

都说他慈悲,坐摇椅前要先晃一晃怕碾死小虫,临终还怕烧死蚂蚁,可他却客观上伤害了两个女人的一生。

那位著名的情僧仓央嘉措说: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佛与情在别人那里是两难,弘一法师却从未有过犹疑。

某种程度上,他始终是那个津门巨富之家的纨绔公子,无论如何老成持重,如何清苦自俭,做事都只循着本心,他想留洋便留洋,想恋爱便恋爱,想出家便出家。

虽有时移世易的种种无奈,到底是他的选择。

世人不解,他最不愿亲近的发妻俞氏却懂他,所以她说:“我们不去,因为他是不回来的。”

如果不是清末传统日渐崩塌,李叔同参加科举,进可成一方豪杰,济世造福;退可研究诗艺,流芳千古,做个像苏轼一样千年难见的才俊,超脱俗世时写上一句“竹杖芒鞋轻胜马”。

他这遗世独立的风骨,那恣意妄为的心性,却是年少时的殷实家底带给他的习惯。

民国风烟里,弘一法师是活得最恣意潇洒的一个,虽然人命玩不过时代,可他是唯一一个不必为生活奔波所苦,不必为时局艰难所限,不必蝇营狗苟于乱世的人。日本入侵期间,他还写下“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

半世风流,半世为僧。电影《一轮明月》的最后,弘一法师走上一座石桥。桥下是人群熙熙攘攘,桥上是一稚童玩着陀螺,专心致志,仿佛周围的喧闹全与他无关,弘一正瞧得出神,远处忽然传来一声呼唤:“三郎,回家吃饭啦。”

弘一回头,仿若年少时,母亲含笑立在门口,招手轻唤:三郎,回家啦。

传说弘一法师吉祥圆寂,右肋而卧,神态甚是安详,令人不胜景仰。火化时,众人均看到棺内有多色猛烈火光在闪烁,检出舍利子一千八百余颗,舍利块六百颗。

关于舍利的传言不知真假,只知他这样的人,世间罕有。

生逢乱世,每个人都被时代的洪流裹挟而下,偶有逆流而上的,便发出一声两声怒喊,得以名垂青史。

一开始,李叔同是属于后者的,新青年们追逐着时代的浪潮奔跑,而李叔同就是那批在浪花前头领跑的人之一。

跑着跑着,也许是累了,也许是厌了,他一拐弯,上了岸,从意气风发的文人李叔同变成了律宗祖师弘一。红尘滚滚,他再没有回身去望。

高山仰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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