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而不一样的康生:人性和党性的矛盾体

1943年4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宣布普遍开展“审干”。

1943年7月15日,在杨家岭大礼堂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康生作《抢救失足者》报告,宣称延安各机关“特务如麻”。

真实而不一样的康生:人性和党性的矛盾体
(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举行。图为六中全会主席团成员合影。前排左起,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陈绍禹;后排左起,陈云、秦邦宪、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

“审干”运动转为肃反运动,即“抢救失足者”运动,并迅速掀起高潮。“左”祸盛行,怀疑一切,残酷斗争,大批无辜的同志被无情打击为“特务”、“叛徒”和“敌探”,造成大批冤假错案。

蒋南翔对“抢救运动”从积极参与到困惑反省,再到上书质疑,有个转变过程,体现了一个追求真理和光明磊落的共产党员本色。

1943年5月,中央青委响应号召,实施审干运动和抢救运动。蒋南翔承认自己一开始的思想认识,“我完全接受当时抢救运动中所流行的那种思想和作风”,“企图用各种方法强制被抢救的对方戴上自己所凭空预制的帽子”(蒋南翔《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以下简称《意见书》)。

抢救运动造成的紧张空气,无论机关或学校,相当普遍地存在,暴露出以下消极因素:“被戴错帽子的同志们(他们在坦白分子中的百分比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的“到处发牢骚、更厉害的发展了自由主义”;有的“工作情绪更加消极、工作效率更为低落”;有的“神经受了刺激,弄得精神失常、语无伦次,以至在好长的时期内都不能恢复过来”;“有隔阂存在于‘抢’(引者注:指抢救)与‘被抢’的同志之间”。

经历许多切身体验,1943年10月、11月,蒋南翔终于确定地相信:“青委的抢救运动是根本失败了!”;“绝对(我敢于说是绝对!)不能自欺欺人地说是成绩多于缺点”;质疑“在草木皆兵的空气下,党与党员的关系不是靠近,而是更推远”。

如今官方、官媒对“一二·九”运动的定位,都是正能量的爱国学生运动,视为知识分子参加抗日救国的先声,也是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重要资历。作为此运动策源地的清华大学(另一策源地燕京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时已被撤销),年年纪念“一二·九”不遗余力,在全国高校中最为高调。

而在延安整风期间,“一二·九”运动却是灰头土脸,屡被打压,诬蔑为“红旗政策”(注:即打着红旗反红旗,详见韦君宜《思痛录:“抢救失足者”》解读)。

当时主持中央青委工作的蒋南翔“文革”后回忆,“一九四三年,在延安抢救运动中,一些因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同志也受到审查。”同住杨家岭的他想不通,找到曾任北方局书记的老领导刘少奇倾诉困惑:“怎么能把‘一二·九’运动看做‘红旗政策’呢?”刘说:“把‘一二·九’运动视为‘红旗政策’的观点是错误的,这不是中央的意见,‘一二·九’运动当然是革命爱国运动。”(吴代封、朱志良、成汉昌整理《一二·九运动中的北大》)

真实而不一样的康生:人性和党性的矛盾体

延安枣园后沟有座西北公学,培训保卫干部,隶属中央社会部。西北公学成为康生肃反的试验田。在西北公学学习的学生张克勤被康生定为特务,他不仅承认自己是特务,还到处作报告,规劝特务分子不要执迷不悟,赶快坦白认罪,重新做人。这就是著名的“张克勤事件”。张克勤原名樊大畏,19岁,1936年10月在西安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战爆发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派他到兰州做地下工作,并在兰州入党。1939年6月国民党怀疑他是共产党,中共驻甘肃代表林伯渠把他调回延安。父亲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妻子被捕后也随即叛变。整风期间延安保健药社接到重庆李某给张克勤寄来的国民党刊物《中央周刊》。西安三青团报纸刊登过共产党员自首名单,为首的便是张克勤。从鲁艺也转来了检举张克勤是特务的材料。

  康生把张克勤定为特务,理由是:1.张克勤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国民党特务容易从他下手;2.张克勤来自国统区,国统区中共组织已被国民党特务渗透;3.张克勤家庭背景复杂,父亲和妻子相继叛变,他自己可能也已叛变;4.张克勤与国统区至今保持联系;5.西安三青团报纸已刊登张克勤叛变的消息;6.鲁艺有人揭发他是特务。康生的逻辑是:如果张克勤不是特务,延安还有谁是特务?于是下令逮捕张克勤,开始昼夜不停地审讯他。向张克勤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怎么到延安的?张克勤把到延安的经过说了一遍。第二个问题是:你到延安来干什么?张克勤说自己是兰州党组织派到延安来学习革命理论的。张克勤直到这时还保持镇静,以为不过是审查他的历史,这种情况他遇到不止一次了。但第三个问题完全把他问懵了:有人揭发你到延安是搞特务的。张克勤坚决否认:“我没参加特务组织,而参加了党组织。”

  审讯人员大喊大叫:“你狡辩!比你地位高、年龄大的人都交代了,你还敢抵赖?”康生下令对张克勤实行车轮战、突击战和神经战,三天三夜不让他睡觉,十九岁的张克勤终于支持不住了,承认自己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康生初战告捷,要利用胜利的东风制造舆论。有舆论才有压力,有压力才能震慑特务分子。几天后康生召开检举坦白大会,他在大会上说:“今天召开坦白、规劝大会,现在由张克勤交代自己的特务活动!”

  脸色苍白的张克勤走上讲台,痛哭流涕地控诉国民党怎么把他拉下水,要求特务们猛醒,赶快交代问题。自己带头揭发,一口气交代了十几个特务。他还谈了自己的转变过程,衷心感谢党组织对自己的抢救,一定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张克勤事件”掀起审干高潮,从整风变成审干,从审干变成抓特务。手段从人身侮辱、恫吓、车轮战等升级到用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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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被妖魔化的康生(周英杰)

如今,康生这个已经死去多年的人,作为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内曾经祸害中国的极左路线的代表性人物,几乎成了阴谋家乃至魔鬼的同义词。用他所支持的文革期间流行的一个句式就是——他已经被人民群众打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永远不能翻身。

      然而,这种基于公愤之上的将康生脸谱化的做法,可能已经让我们失去了解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康生的机会。令人欣慰的是,以一种更加理性和客观的态度来评述康生的声音也并不是一点没有。比如,原人民出版社社长曾彦修就在几年前的《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经过李晋西整理的口述性亲历文章,为我们再现了一个既多才多艺、极端聪敏,又崇尚残酷斗争哲学,喜欢玩弄两面派的阴谋家的矛盾形象。此文虽系旧文,但其史料价值依然弥足珍贵,值得我们再三研读!

       由于曾彦修从上个世纪30年代起就开始做康生的部下,彼此交往几十年,所以和那些局外观察者的角度自然很不一样。譬如,曾彦修在文中多次以比较正面的笔触肯定了康生在国画、书法、篆刻和京剧等文学艺术领域的非凡才能,甚至说:“康生的博识、广学,懂得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共的历史上,恐怕是知道得最广博的。这方面连陈独秀、瞿秋白都不如他。” 这样的溢美之词看似很出格,其实也还是尊重事实的中平之论。

      而且,康生虽然是一个极端践行斯大林式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哲学的“马列原教旨主义者”。但根据曾彦修的个人感受,他其实也有相对宽容的一面。作者在文章中列举了这样的一个事例:1947年当康生在晋西北执行极左的土改路线,搞得当地鸡飞狗跳、人心惶惶之时,他对曾彦修所执行的比较温和的土改政策,并没有奉行其一贯的斗争哲学对之赶尽杀绝,而只是很柔和地批评曾彦修是“书呆子”。应当说,对于康生这样一个人来说,这种反常的温和行为的确有些出人意表。

      另据曾彦修回忆:解放后他曾经在路过济南时拜访过康生,而康生的接待也算尽了地主之谊。当时,已经贵为政治局委员的康生,甚至叫上夫人曹轶欧和秘书,专门陪着曾彦修去大明湖游玩了一趟。从这件事情上完全可以看出,即使是魔鬼犹如康生者,其实也有念旧的温情一面

真实而不一样的康生:人性和党性的矛盾体
康生的书法作品

       这样的一个出身于山东诸城的富贵人家的叛逆才子,一个在上海大学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理想主义者,最后竟然堕落到了一个集纳粹的希姆莱和戈培尔的诸多特点于一身的十分诡谲的人物,一个阳奉阴违、笑里藏刀的两面派,一个极其阴险狡诈且又深藏不漏的阴谋家,一个一手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面目狰狞、十足变态的迫害狂。造成这一切的根本性的驱动因素到底是什么?看来,还真是一个耐心寻味的大问题。

       要搞清楚这些问题,如果我们仅仅就事论事,就人论人,那视野就有些太“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固然,正如俗谚所云“性格决定命运”,康生之所以呈现出了这样的乖戾人生,当然不能否定其性格等自身的因素,但是从一个更为宏大的视野来看,还是应该将康生置于整个中国专制文化的大历史和大时代的背景下,从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等方面看待他的所作所为,才能看出康生这个人背后所隐藏着的一些更加深刻的东西。

        倘若做如是观,则我们可以说类似康生这样的人在中国历史上绝非是“前无古人”,很有可能也不是“后无来者”。事实上,只要我们翻一下中国的历史,必定会发现像康生这样有才气、有水平的大奸巨滑历朝历代都不鲜见。比如北宋的秦桧、清朝的和珅等等,基本上都可以和康生列为同一类人。因之,将之上升为一种“康生现象”也不为过。

       具体到康生而言,他亲身经历过无数次党内同志间的残酷政治斗争,其血雨腥风的程度,一点也不比对敌斗争逊色。在这样的类似于“丛林”的大环境里,很显然不打倒别人,无疑就等于要被别人打倒,聪敏的康生不可能不觉察到这一点。这种大环境不仅强化了他性格中残酷和好斗的一面,让他逐渐习惯并爱上了整人害人的事业,也让他慢慢地养成了“喜怒不见于色”、善于伪装、惯于从背后下毒手的阴谋家性格。综上所述,康生在这样的一个大酱缸里,纵然是一块干净的白布,也会被逐渐同化和染黑。更何况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呢?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完全可以说,制造了无数罪恶的康生实际上也是一个牺牲品。他是专制制度和专制文化的牺牲品!

       我们不妨可以假想一下:以康生这样的资质,如果他不是生活在20世纪波谲云诡、刀光剑影的革命时代,而是生活在一个类似于如今的英伦小岛那样平稳而和谐的社会环境下,那么几乎可以断定的是,他的一生必定是另外一种气象。他也许会成为一位出色的画家或者表演艺术家或者文物鉴赏家,而唯独不会成为一位满脑子都是斗争哲学、一天不整人就不自在的“变态革命狂”。这大约就是晏子所说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道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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