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有刚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廷迟至10月12日接到湖广总督的电报才知此事，并迅即于当日发布谕旨，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兵南下镇压。考虑武汉三镇毗邻长江，又加派萨镇冰的海军和程允和的长江水师开赴武昌，由荫昌统一指挥。10月13日，荫昌所带部队从北京出发。与此同时，清廷下令掌管全国财政的度支部负责筹饷。 　　

打仗无疑是一项烧钱的事业。因此出发前，荫昌先去拜会度支大臣载泽。很明显，商谈的结果让荫昌十分失望。10月17日，荫昌给下属写了一份手谕，说现在国库的存银只有数百万两，但他估计，要想平定武昌兵变，至少需银上千万两。 　　

清廷借洋款四处碰壁 　　

荫昌拜会载泽时，后者当时曾告诉荫昌，度支部正准备向外国银行借款作为军费。 　　

清廷最初计划先借银500万两。按照清廷的设想，借洋款应该不是难事，因为也就在不到半年之前的5月，外国银行刚刚与清廷签了协议——借款600万镑。而且，这次借款，还是外国银行主动或者说逼迫清政府借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1909年6月，张之洞代表清廷与英、德、法三国签订借款合同。当时的合同规定，三国平摊，借给清政府550万镑，用以修筑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的粤汉铁路和湖北境内的川汉铁路。550万镑是什么概念呢？当时英镑和白银的汇率比大约为1：8，也就是说，此笔贷款折合成白银不低于4400万两。 此合同草签之后，由于铁路建设在当时是高回报项目，美国政府不肯放过此“肥肉”，便向清政府抗议并要求加入借款阵营。如此一来，三国借款变成了四国借款，借款额度也增加到600万镑，折合银4800万两。 　　经此事件，清政府自然有理由相信，区区500万两借款应当是手到擒来的。但向外国银行借款的设想最终落空——因为武昌起义之后，经美国动议，英法日德等国曾有保持中立之说，也就是既不支持清廷，也不支持民军。 　　

为什么呢？原来，当时想向外国银行借款的，不仅是清政府，还有武昌的民军政府。1911年12月12日，代表袁世凯南下与民军谈判的唐绍仪就报告：民军政府准备以苏沪铁路作为抵押，向美国借款700万元；又想以浙江盐税作抵押借款800万元；此外还有以招商局轮船作抵押向日本公司商借白银1000万两等设想。 　　

但这些动议都遭到美国政府的反对。而且，由于美国的反对，其他各国也向清廷关上了借款的大门。根据当时清廷驻英公使刘麟的转述，英国政府规定，无论是清廷还是民军，要向英国银行借款，须同时得到清廷、民军双方同意。英国政府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保护英国在华人员和财产的安全，以免得罪一方而招致不测。但清廷和民军此时正处于交战状态，岂能同意对方借款？ 　　

为了能借到钱，清廷当时甚至想到了所罗门这样的小国，但最终也没成功。12月29日，驻美国使馆代办容揆报告清外务部，他与前驻美大臣亲自出马，多次和所罗门政府商量借款之事。所罗门虽愿意借，但害怕美国指责，也不敢借款给清政府。 　　

外求不成，只好内顾。财政山穷水尽的清政府开始另想他辙。变卖大内瓷器以充军费，就是其中一条。 　　

以往的史书，大多只记载袁世凯请求变卖大内瓷器一事，但是否变卖等后续进展，则语焉不详，以致不少人直接就给袁世凯扣上了盗卖大内瓷器的帽子。历史真相究竟如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相关档案，解开了这一谜团。 　　

袁世凯提出变卖大内瓷器充军费 　　

10月14日，清廷起用袁世凯，任命其为湖广总督，节制湖北兵马和各路援军。但袁世凯并未立即答应出山，他先以旧伤“足疾未愈”、又新添“左臂时作剧痛”为由婉拒，继而又向清廷提出八项要求。得到满足之后，才于10月21日正式出山。 　　

袁世凯所提的八项条件之一，是筹措银三四百万两作为军费。为了表示对袁世凯的支持，隆裕太后先于10月17日拨内帑银20万两交袁世凯赈济湖北灾民，又于10月27日，拨内帑银100万两给袁世凯作为军费。 　　

但面对各省、各处纷纷伸出要钱的“手”，支撑财政数月之后，隆裕太后再也无能为力。 　　

外借洋款不成，内帑银又告罄。如此一来，清廷财政“库空如洗、军饷无着”的局面，愈发严重。这样的状况，直到11月9日袁世凯就任内阁总理大臣之后，也无改善。 　　

无奈之下， 11月30日，袁世凯、绍英（时为署度支大臣，相当于代理财政部长）奏请将盛京大内、热河行宫旧存瓷器发出变价出售，以救目前之急。 　　

盛京大内就是今天的沈阳故宫，从1625年努尔哈赤决定迁都沈阳开始，直到1644年顺治入关迁都北京，将近20年的时间，—直作为大金和大清的都城；热河行宫就是今天的承德避暑山庄，自康熙朝起就成为清代皇帝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场所。究竟是谁向袁世凯提出的如此建议，目前已不可考。为何选中这两地呢？首先是它们不如紫禁城那样引人瞩目，另一方面这两地“旧存上等瓷器多件，均属稀世奇珍、全球罕见”。 　　

11月30日袁世凯上折，第二天，袁世凯接见了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在北京的代表，告知隆裕太后已经批准变卖盛京大内瓷器的计划，并表示由于他本人远在北京不易办理，希望赵尔巽在沈阳大力襄助。 　　

1912年1月5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就此事第一次电奏内阁，提出将瓷器运送到京困难不少，希望在沈阳进行登记和变卖等工作。在电报中，赵尔巽还说，盛京所存大件瓷器并不多，即使全部变卖了，也筹不到多少钱，进而提出将其他宝物也变卖的建议。从电报中可知，赵尔巽此时已经派人开始查验盛京大内藏品，而且查验的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袁世凯在奏折中所说的大件瓷器，还包括其他藏品。 　　

盛京大内瓷器不多，这可能让袁世凯深感失望。但接下来的一封电报估计会让袁世凯喜出望外。它也表明，赵尔巽积极进行变卖准备，已经开始清点和估值。 　　

1月9日，赵尔巽进一步报告了盛京大内所存宝物的数量和价值——数量超过万件，价值3000万两左右。为了变卖方便，赵尔巽还让人编写了一部藏品目录。 　　

清帝逊位，袁世凯叫停买卖 　　

获悉清廷要变卖盛京大内藏品后，外国商人十分感兴趣。 　　

第一个表示出购买意向的，是法国商人李那儿。在法国驻沈阳总领事贝铎的陪同下，李那儿亲自到沈阳故宫参观查验，并请贝铎从中说项。 　　

李那儿不愧是精明的商家，虽然时间仓促，未能仔细验看，但他还是统计出沈阳故宫所藏各种瓷器约有十万零三千件。根据贝铎给赵尔巽的信函，李那儿表示愿出价40万两，将此批瓷器尽数购买。同时提出，如果双方同意成交，等瓷器运到天津交割完毕后，立即在天津付款。 　　

接踵而来的法国商人魏武达的准备工作明显不如李那儿，他没能统计出沈阳故宫所藏瓷器的数量，只好转而请赵尔巽将瓷器逐件开列详单以便开价。不过，魏武达同样表示要将这批瓷器全部购买。 　　前文已述及，赵尔巽对这批瓷器等大内藏品的估价是3000万两，而法国商人只肯给40万两。这种过于露骨的趁火打劫行径，让赵尔巽无法接受，于是他复电拒绝。至于魏武达想要藏品清单的要求，赵尔巽则予以满足，给贝铎送去了沈阳故宫所藏瓷器清单。 　　

1912年2月12日，清帝颁布退位诏书，“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袁世凯出任临时总统，成为这个国家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原来主张变卖瓷器的袁世凯立即转而反对售卖这批瓷器。 　　

刚刚担任临时总统第四天，日理万机的袁世凯即追问沈阳故宫这批藏品的下落。在听说有人想私下将这批藏品卖给外国人的消息后，袁世凯给赵尔巽发去紧急电报，表示“此事关系甚巨”，要求赵尔巽迅速查明究竟有无其事并立即回复。 　　

接到袁世凯的电报，赵尔巽不敢怠慢。当晚给予了回复，表示如此重大的事情，谁敢自作主张就卖给外国人，“安有私人敢主？外人从何至受？”同时，赵尔巽要求袁世凯告知要私下卖这批瓷器的“有人”究竟是谁，以便追查。 　　

得到赵尔巽并无此事的答复后，袁世凯回电表示，既然没有此事，那就不再追究了。 　　

发电追问沈阳故宫藏品下落，或许只是精于权术的袁世凯试探赵尔巽的虚晃一枪。但袁世凯的追查意味着叫停了关于大内瓷器的买卖。 　　

不晓内情的美国人，还继续打着购买的念头。1912年4月19日，美国驻奉天总领事给赵尔巽写信，说远在日本的美国驻日大使欧布贲获悉盛京大内的皇宫宝器要变价出售的消息，如今欧布贲奉命要从日本调驻意大利，离任之际，他也想买这批瓷器。 　　

和法国商人尽数购买的大手笔相比，欧布贲的胃口要小许多，他只希望赵尔巽能帮忙留意，拣出两三件上好瓷器。袁世凯已经不准售卖这批瓷器成了赵尔巽拒绝美国人的最佳理由，他明确告知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变卖宝器的计划现在已经作罢。 　　

之后，沈阳方面变卖大内瓷器的工作再无下文。 　　

承德避暑山庄是否也进行了类似的清点工作，目前没有查到相关档案。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这批《赵尔巽全宗案卷》至少说明:简单而武断地将袁世凯定为大内瓷器盗卖者，并不准确。身为清廷内阁总理时，袁世凯“崽卖爷田心不痛”，提出售卖大内瓷器；摇身变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就主动叫停售卖大内瓷器。

其实，不论是昔日的晚清还是斯时的民国，财政依旧还是那个紧张的财政，人依旧还是那个人，身份的改变却带来截然不同的政策。个中的反差，令人深思。但无论如何，这些无价之宝没有流出国外总是值得庆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