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2023年3月15日报道——

中国沙斯（SARS）疫情“吹哨人”、退休军医蒋彦永，于3月11日病逝，享年91岁。综合消息人士报道，蒋彦永3月11日下午因肺炎等疾病，在他工作了几十年的解放军总医院（也称“301医院”）病逝。不少网民在网上自发表示哀悼。

沙斯疫情于2003年在中国暴发，时任中国卫生部长张文康当年在4月3日的记者会上称，北京市病例“只有12例，死亡三例”。

据报道，蒋彦永认为信息不准确，并将掌握的信息交给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与凤凰卫视，但未被采信。他过后通过美国媒体《时代》杂志揭露患者人数与疫情实况，引发舆论重视。世界卫生组织（WHO）专家赴中国调查疫情后，发现病例数字与蒋彦永掌握的信息基本吻合。

中国中央政府随后也介入防疫，张文康以及时任北京市长的孟学农被免职。
2004年接受中国大陆媒体访问时，蒋彦永说他披露疫情真相，是因为“我一定坚持要讲真话。讲假话、讲空话最容易，但我要做到绝不讲假话”。

蒋彦永1931年10月生于浙江杭州，曾担任解放军总医院外科部主任。因沙斯事件，他获得“良心军医”“中国良心”等美誉，并曾被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办的《中国妇女报》旗下杂志列入抗沙斯英雄榜。他在2004年获得有“亚洲诺贝尔奖”之誉的麦格塞塞奖（Ramon Magsaysay Award）。

 《南方都市报》2003年05月21日报道——

《写署名信揭露疫情被隐瞒的事实诚实军医蒋彦永》

蒋彦永祖籍杭州，出身望族世家，祖父是浙江兴业银行的创办人，父亲是银行家。1949年蒋彦永考入燕京大学医预系，1952年又进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学习，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工作。他在“文革”初期被打成“反革命”，平反后重返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工作。蒋彦永退休前是301医院的外科主任、全国肿瘤学会全军肿瘤专业组副组长。

　　5月初，记者与蒋彦永联系，电话里，他重复了此前可能已对不少记者说过的话：他接受采访要经过院方的同意。

　　此后的1周内，记者与301医院宣传处沟通了多次，甚至提出在采访中可以回避院方认为敏感的问题，比如那封使蒋彦永在海内外知名的信件，但还是被“经请示”后客气地拒绝。

　　如果给抗击ＳＡＲＳ列一个“人物谱”，这位301医院的退休军医可能是目前媒体曝光率最低的一个，但也是最不能回避的人物之一。

　　署名信的轩然大波

　　4月3日，时任卫生部部长的张文康对媒体称“疫情已经得到控制”，并公布北京的非典疫情为“患者12例，死亡3例”。蒋彦永看到了这一数字，“看了后简直不敢相信”。

　　4月4日，蒋彦永写了那封对于中国抗击ＳＡＲＳ的进程有标志性意义的署名信，信中写道：“今天我到病房去，所有的医生、护士看了昨天的新闻都非常生气。”信中，蒋彦永对张文康有很激烈的斥责之辞，说他“说假话”。

　　根据蒋彦永在信中的描述，他看了新闻后就打电话向309医院咨询，了解到309医院已经收治了60例ＳＡＲＳ病人，到4月3日已有6人死亡，到4月5日已有7人死亡。因309医院的病房已满，总后勤部又让302医院再收治。另外，在武警医疗系统中数十名ＳＡＲＳ病人中，病情较重的5例也转到302医院治疗。

　　蒋彦永称，今年“两会”刚开始时，就有一位老人来301医院看病，他的病情相当重，因疑为ＳＡＲＳ，就转到302医院去治疗。当时302医院也没经验，在对该病人诊治过程中就有近10位医生护士被传染。那位老人因病太重，入院两天就病故了，他的夫人很快也进了302医院，但也在短期内病故。

　　不久，301医院的肝外科收了一个病人，人院后表现出ＳＡＲＳ的症状，转309医院后不治身亡，肝胆病房有2位医生、3位护士也被传染，肝胆病房被迫关闭。301医院还有其它几个病房也有类似情况，有些医护人员被传染。

　　蒋彦永的这封信先是在4月4日、5日两天内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分别发给了两家媒体，但没有得到回应。他在信中希望新闻媒体“用新闻工作者的正直呼声，参加到这一和ＳＡＲＳ斗争的行列中来”。

　　美国《时代周刊》在4月8日《北京遭到ＳＡＲＳ袭击》的文章中，引用了这封信，国际舆论大哗。世界卫生组织以这封信为线索之一，加紧了对北京的考察。4月11日，此前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排除出疫区行列的北京重新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为疫区。

　　4月20日下午，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ＳＡＲＳ问题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4月20日公布的数字是，北京共确诊ＳＡＲＳ病例339例，有疑似病例402例。5天前，官方公布的北京ＳＡＲＳ确诊病例只有37例。高强解释“数字变化很大”的原因时，承认“由于有关部门工作机制不健全，疫情统计存在较大疏漏，没有做到准确地上报疫情数字。”随后，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被免去党政职务。

　　“不说真话国家要吃亏”

　　“早晨7点起床，然后骑着自行车到医院转转，买点菜，回来在家里上上网，看看书，除了每星期一要参加医院科里的病房查房，平时的日子就是这样过的。”蒋彦永向媒体这样描述自己的近况。

　　10多年前退休的蒋彦永现在仍是301医院专家组成员，还带着两名博士研究生。

　　他的儿女都不在身边，远在美国工作的女儿每天都会打电话问候他。160平方米的大房子，只有他和老伴、孙子住。蒋彦永现在仍非常关注防治非典的最新研究进展，并将这些资料制成录像，送给科里的医护人员。

　　“我觉得医生不说真话，死人要多，国家要吃亏。”蒋彦永写那封署名信的原因非常简单。《财经》杂志认为，中国ＳＡＲＳ疫情信息披露日益透明化，蒋彦永功不可没，并称他为“诚实的医生”。记者认为，蒋彦永所做的贡献并不仅仅限于一位医务工作者的范畴。他首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位公民，而且是位诚实的公民，承担起了公民应尽的责任。

　　本报驻京记者　李鑫旁白：

　　诚实不能成为稀缺资源

　　蒋彦永作为一个诚实的医生赢得了广泛的尊敬。说谎的人们总在为自己的假话寻找着种种理由。

　　“我觉得医生不说真话，死人要多，国家要吃亏。”蒋彦永这句话字字朴实，却蕴含着巨大的勇气。在所有人都沉浸在形势大好的喜悦中时，蒋彦永的话使人们猛然醒悟，政府以前所未有的高效率进入危机状态；他的话打乱了老百姓悠闲的都市生活，对死亡的恐惧迅速蔓延。但与此同时，铺天盖地的信息汹涌而来，感染数字、死亡数字不再成为禁忌，公众的知情权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尊重，一个普通老人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如此巨大的推动力，这听起来有点像传说中的故事。

　　许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我不给谎言做帮腔，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不能发出良知的声音，那我只好不发言，我的内心仍然是诚实的。用一句话来总结这种现象那就是：沉默是金，自保当紧。当一个人这样做时可能会凸显出一种独特的个性，当一群人这样做时就会出现沉默的群体，当所有的人都这样做时，那就会导致一种非常可怕的景象———集体性的失语！

　　蒋彦永的经历告诉我们，个体变得无力或许并不是缘于他的渺小和脆弱，而是因为他正逐渐失去了一种可贵的品质，那就是诚实。

附录（公开资料）——

蒋彦永1949年考进燕京大学医预系，1952年又进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工作。因率先披露北京“非典”疫情，而受到媒体广泛关注。

蒋彦永出身于杭州的金融世家，祖父蒋抑卮曾留学日本，是当年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为主的商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的创办人。父亲继承祖业，成了银行家。

1949年进燕京大学医学系预科，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转至协和医学院（燕京大学医学系系并入协和），1957年毕业后分配到解放军总医院工作，文革时（1967年12月）遭下放到青海军马场劳改直至1971年10月，1972年重返中国人民解放军301医院，1980年代出任外科部主任，擅长腹膜后巨大肿瘤手术，曾为高官和平民动手术治疗癌症﹐以其精湛医术与拒收红包赢得“清廉医生”美誉。其后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01医院院长，1993年退休。

2003年初第一个揭露了SARS疫情，在依次向上级主管、国内媒体、香港凤凰卫视反映未果情况下，向海外媒体<华尔街日报>通报了真实疫情，从而引发舆论之重视，最终中国政府和其他亚洲国家及地区开始积极研究救治方法，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2004年8月，蒋彦永荣获菲律宾的麦格塞塞公共服务奖。据官方网站报道，蒋彦永“勇于揭露SARS疫症真相，从而拯救了不少生命”。

另外，他担任全军肿瘤专业组副组长和中华医学外科学会北京分会委员。蒋彦永学术著作甚丰，发表过《原发性腹膜后肿瘤的外科处理》等40多篇论文，并有《胃肠病学手术》、《普外手术并发病与局部解剖关系》等专著问世。

据外媒报道，蒋彦永2023年3月11日因病逝世，享年9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