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有名律师“与人谈话两个小时可得一根金条，办两件小案可购一辆汽车。”

这位大律师是史良吗？史良声名鼎沸，当年是“七君子”之一，后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司法部部长。

尽管史良与他同龄，然而史良是他的学生。

他是民国时期在上海滩曾名噪一时的大律师吴凯声。

少年求学路

吴凯声号丹农，生于1900年11月12日，出身自江苏宜兴商人之家，到了他父亲这一代已家道败落。

在18岁的时候，吴凯声从宜兴来到上海，进入仓圣明智大学学习。这个仓圣明智大学鲜为人知，我因为采访乒乓名将庄则栋同父异母的姐姐庄则君得知，仓圣明智大学在哈同花园爱俪园（原址位于今日上海展览馆），是犹太裔上海房地产大亨哈同在1915年创办的，设在哈同花园里，庄则栋、庄则君的父亲庄肇一就是这所学校的教务主任。所谓仓圣，即仓颉，传说中的汉字创造者，仓圣明智大学奉仓颉为先师。虽说号称“大学”，实际上没有正规的大学课程，只是学生均由哈同免费提供食宿以及学费，算是哈同的一项“善举”。正是这所免费的学校， 使吴凯声打下学业的基础，尤其是学习了英语。

当时，著名学者王国维也是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吴凯声曾师从王国维学习《人间词话》，钻研诗词。后来吴凯声有所感便写下诗词，竟然达484首之多，被誉为“法界诗人”。

吴凯声的运气不错。当他在仓圣明智大学学习了三年后，遇上同盟会元老吴稚晖在法国里昂创办中法大学，招收官费生。吴凯声考上了。1921年7月，吴稚晖带领120多名官费生乘船前往法国留学，21岁的吴凯声是其中的一个。中法大学当时正处于草创时期。吴凯声在中法大学读了一段时间，便转往里昂大学攻读法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宪政史》。这时候，他失去了“官费”资助，便兼任上海《申报》、新加坡《新国民日报》驻欧特约通讯员，以稿费维持生活。1924年，24岁的他在法国里昂大学法律系获法学博士学位，奠定了这位“民国大律师”一生的事业基础。因博士论文《中国宪政史》受到好评，当年就由巴黎齐亚法律出版社出版。

在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之后，吴凯声前往巴黎，任巴黎大学最高国际法学院研究员、巴黎比较法学院通讯研究员，世界比较法的权威华特·龙培儿成为他的导师。他的研究从法学兼及政治、外交、经济，开始写作论著《中国不平等条约史》。

1925年至1926年，吴凯声任英国伦敦大学校外研究员，并在巴黎圣拉萨中法银行任高级职员，同时又到巴黎最高国际法学院研究外交。

1926年末，在法国求学五年，拿到法学博士学位，携着在法国出版的《中国宪政史》《中国不平等条约史》两本专著，戴着一副圆形近视眼镜，留着小胡子，穿一身笔挺西装的吴凯声回到上海。

崭露头角的“陈阿堂案件”

吴凯声在上海租界开办了律师事务所。虽说吴凯声初出茅庐，但是那时候“留法法学博士”寥若晨星，何况他是当时能用英语、法语出庭辩护的第一位中国律师，且兼任上海法科大学教授，使他的律师事务所名声响亮。

吴凯声作为律师，第一次在上海崭露头角，引起广泛注意，是1926 年的“陈阿堂案件”。陈阿堂是一位人力车夫，某天一个日本水手喝醉了酒，要陈阿堂拉他到十六铺码头。达到后，日本水手不付车费，陈阿堂向他讨要车费，日本水手竟然恼羞成怒，动手殴打陈阿堂，以致陈阿堂被打成重伤，送往医院之后死去。

吴凯声闻之，立即挺身而出，免费为陈阿堂家属打官司，并出面与日本驻沪总领馆交涉，要求严惩凶手，给予赔偿。吴凯声的义举，受到上海媒体的关注与赞扬。日本长崎法庭最终判肇事的日本水手有期徒刑三年，并给予陈阿堂家属以经济赔偿。

“陈阿堂案件”之后，吴凯声的律师事务所在上海滩很快就风生水起。这一案件恐怕也表明，吴凯声是一位具有政治眼光的律师。1928 年，他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 兼任外交部、中央银行法律顾问，使他的律师事务所声望倍增。

职业生涯的辉煌时期

此后，吴凯声走上仕途。1929 年夏，他离开上海前往瑞士日内瓦，出任国际联盟中国代表办事处秘书长，兼任中国驻瑞士特派全权公使。在相关的国际会议上，吴凯声先后提议并通过了《外国在华设厂应受华人检查案》《华人海员在外籍轮船八小时工作案》等法案，并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国际国籍法》《国际海洋灯塔公约》和《禁烟条约》等。

吴凯声在瑞士工作了三年，于1932年回国，在上海黄金地段——南京东路36号——开办“吴凯声法律事务所”，成为当年上海滩规模最大的私人律师事务所。他又兼任国民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上海法学院、东亚大学等校校董及教授，并任中外文化协会理事长。

这时候的吴凯声，亦官亦律师，声名鹊起，成为上海滩最有名的律师，他担任了几十家单位的法律顾问，其中包括中央银行、哈同洋行、上海工商联合会、码头工会、印刷工会、电车工会等法律顾问，还值得一提的是吴凯声还担任明星电影公司法律顾问以及胡蝶等著名演员的私人法律顾问，他的名字不断随明星的绯闻、离异之类案件而见诸媒体。

吴凯声进入了他律师生涯的顶峰，所谓“当年他与人谈话两个小时可得一根金条，办两件小案可购一辆汽车”，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大把大把赚钱，在上海市中心霞飞路（今淮海中路）附近的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612号购置了一座很大的花园洋房，内有亭台楼阁，还有一个网球场。吴凯声周旋于三教九流之中，吴公馆成为上海达官、富贾、名流以及青红帮头目出入之处。另一方面，吴凯声的专业能力也被中共地下党所认可与看重，以拯救被捕的中共干部。

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廖承志案”

接下“廖承志案”

1933年3月29日，吴凯声公馆来了一位江西口音，留着小胡子，穿一身西装的中年男子，此人便是杨杏佛。杨杏佛曾担任过孙中山先生的秘书。1932年，他与宋庆龄、鲁迅等发起和建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他担任副会长兼总干事，主持日常工作。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曾多次营救遭非法遭捕的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

吴凯声跟杨杏佛早已相熟，此前吴凯声已受宋庆龄之邀，担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义务法律顾问，并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政治犯五人委员会（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沈钧儒和吴凯声）委员。

吴凯声记得，杨杏佛当时十分郑重地对他说：“我受何香凝、孙夫人、蔡元培先生的委托，聘请你为廖公子的律师，出面营救廖公子。”

吴凯声当即慨然允诺。

廖公子，即廖承志。廖承志之父廖仲恺，乃国民党元老，曾是孙中山的左臂右膀，1925年8月20日在广州被右派势力所暗杀。廖承志之母何香凝亦为国民党元老，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廖承志是廖仲恺、何香凝之独子，1908年9月25日出生于日本东京大久保。

1925年，17岁的廖承志加入中国国民党。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之后，19岁的他脱离了国民党。1928年8月，20岁的他在上海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夏，廖承志在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此后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与蒋经国成为同学。1931年春，廖承志到荷兰鹿特丹，建立中华全国总工会西欧分会，组织并领导那里的中国海员。

1932年，廖承志回到上海，担任了中国海员总工会中共党团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部长。他身穿旧西装，在上海工人中间奔走，从事秘密工作。

但是，这个短发、八字眉，28 岁的小伙子，也引起国民党密探的注意。

1933年3月28日下午，当他走进上海市中心山西路五福弄9号秘密联络处时，猝不及防，便被一群密探抓获。那密探是国民党的“老闸捕房探员”和法租界的“法捕房探员”。

在当时，这样的秘密逮捕是要严格封锁消息的。可是，翌日上海各家报纸却醒目披露了这一新闻：

老闸捕房搜捕共党

廖仲恺子承志被逮

罗敦贤余文化同被捕

何香凝致电中央营救

标题中“廖仲恺子承志被捕”字体格外粗大。上海滩马上被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惊了：国民党政府居然逮捕国民党先烈遗孤，岂有此理！

这一消息怎么会走漏的呢？

廖承志颇为机智，他在上海，并未与母亲何香凝同住。他突然遭捕，母亲并不知道。怎么办呢？他在被捕之后，假称“有一伙计，住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密探们大喜，以为廖公子愿供出同伙。于是，就在廖承志被捕的当天夜里，由“三名西捕、两名华探”陪同，前往“伙计”家中。

廖承志把国民党密探带到辣斐德路辣斐坊8号楼上。原来，那里是他母亲何香凝的住所。何香凝见儿子戴着手铐，顿时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廖承志巧妙地把“绝密”消息外泄。就这样，廖承志被捕的消息，当夜便传到新闻界。翌日，报纸飞入千家万户，上海哗然……

首先闻讯赶来的是杨杏佛，他向何香凝表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将着手营救廖承志工作。而营救廖承志，需要聘请一位律师出庭辩护，伸张正义。杨杏佛与何香凝商议，定下了律师人选——吴凯声。

当晚，杨杏佛即拜访吴公馆，与吴凯声商讨如何营救廖承志。

当时的形势十分严峻。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加紧了对共产党人的搜捕。当时上海市公安局的捕房律师声称：“本案（指廖承志等三人）为危害民国之案件，依法可处死刑。”

廖案既已披露于报端，万众关注，捕房便把此案交“江苏省上海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当时简称“高二分院”）审理。“高二分院”的院长郁晔宣布，3月31日下午2时，开庭公开审理廖案。郁晔又名郁华、郁曼陀，即郁达夫之兄。

营救廖承志

作为律师，吴凯声到河南路老闸捕房看望了廖承志，很详细地听取了廖承志的诉说。廖承志虽然身陷囹圄，却镇定自若，很有条理地叙述着案情，并签署了委托书交给吴凯声。

3月31日午后，位于四川北路的“高二分院”尚未开庭便已座无虚席，旁听席上坐满上海各报记者、各界代表、廖的亲属及关心此案的群众。最引人注目的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柳亚子带着女儿柳无非，也坐在旁听席上。柳亚子是廖仲恺、何香凝挚友，正在为营救廖承志奔走。

2时整，法庭宣布开庭。法警带出廖承志、罗登贤、余文化三人，全场注目。

第一个发言的是捕房律师甘镜，他称廖承志等三人都是共党，“危害民国， 应解往南京，依法制裁”。接着，“上海市公安局”法律顾问詹纪凤律师又对廖承志一案的严重性论述了一番。不过，即便如此，也不得不说：“因廖君是先烈廖仲恺先生之子，在理论上想似不至有反动行为。”话毕，有“证人”出庭作证，一口咬定廖承志等三人都是中共党员。会场气氛变得紧张起来。

终于轮到吴凯声发言了。吴律师言词恳切，为廖承志辩护道：“廖公子为先烈仲恺先生之嗣，且仅此一子，自被捕后其母何委员思念异常，致旧疾复发，昨已晕迷一次，今仍卧床，忍泣以对。党国有殊勋之人，而使其后嗣遭此牵累，能不痛心？”

由于吴凯声事先晤访过廖承志，预料到有共产党内的叛徒出庭作证，便作了准备，当场驳斥此人：“王其良因在经济上与廖公子有私怨，竟诬告廖公子是共党。王其良空口无凭，焉可做证？只有拿出十足证据，才令人信服。如今，王其良一人作证，又无实据，绝不可信。”

接着，吴凯声拿出何香凝当天上午在病榻上写的亲笔信，当众宣读，驳斥捕房律师甘镜提出的问题。

吴凯声念毕何香凝的信之后，逐条加以说明，指出关于廖承志的种种“共党嫌疑”并不存在，廖承志确实是“奉母命为东北军采购茶叶”。他还严正指出：“犯罪者必有犯罪行为，始可定罪。即使被告为共产党或曾参加反帝或工人运动，亦法律允许，苟无特别行动，应立即释放……”

吴凯声一席言，讲了一个多小时。

法庭辩论进行到下午5时。庭长宣布休庭片刻，与推事、检察官磋商，然后宣布：“罗登贤、余文化、廖承志三犯移交市公安局。”

廖承志等随即被押入“上海市公安局”的一辆红色汽车。这时，吴凯声急忙跳入自己的黑色轿车。轿车里除了他的司机外，还坐着他的保镖赵志和，以防万一。当红色汽车扬长而去，黑色轿车紧紧尾随。

吴凯声为什么要紧盯那辆红色汽车呢？因为何香凝、杨杏佛和他曾一起分析过形势，最担心的是廖承志等人会被秘密押往南京。一旦到了南京，连个下落都弄不清，营救就困难了。总算还好，那辆红色汽车兜了一个大圈，并未驶往南京。

吴凯声进入“市公安局”之后，当即去找该局局长。这位局长姓文，他的哥哥跟吴凯声在法国留学时是同学。吴凯声要文局长给市长吴铁城挂电话，明确给予答复：“放，还是不放？”

大约晚7时，吴铁城在电话里告诉公安局长：“廖承志可以‘责付释放。罗登贤、余文化仍旧看押。”所谓“责付”，即由律师负责，保证在被告保释之后随叫随到。

“由我‘责付。”吴凯声说道，“另外，中委何香凝、柳亚子两人愿做廖公子担保人。”

大约到了夜11时，总算办毕有关手续，从狱中解出廖承志，当即由吴凯声陪同，驱车前往廖承志母亲何香凝的住处。

何香凝见儿子回家便翻身下床，病容顿消。

翌日，就在何寓一片宽慰之际，突然又传来紧急消息：下午有记者在上海火车站见到罗登贤、余文化以及另两名政治犯被秘密押上火车，前往南京。那另两名政治犯，即不久前在沪被捕的红军军长陈广（陈赓）及其妹陈淑英。记者迅即赶往“市公安局”，该局守口如瓶，对此只答“无可奉告”。

然而，何香凝并不因爱子获释而停止斗争，她决心为解救“罗、余、陈、陈”而继续与国民党当局周旋。

两月之后，6月18日，为了营救别人四处奔走的杨杏佛，倒在国民党特务的枪口之下。吴凯声冒着生命危险出面处理杨杏佛身后事宜，并在法租界巡捕房找回杨杏佛记录众多民主人士名单的笔记本，转交给蔡元培，保护了许多的民主人士。

同年8月29日，罗登贤牺牲于南京雨花台……

陈赓因当年救过蒋介石一命，经中共地下组织和宋庆龄等营救，终于获释。

何香凝为了表达对吴凯声律师的感谢之情，当年曾亲笔作《猛虎图》相赠，赞许他在法庭上勇猛如虎。

人生转折：失足与入狱

吴凯声在“红得发紫”、如日中天之时，却似乎晕头转向，一失足成千古恨。吴凯声受到汪精卫的赏识，邀他加盟汪伪政府，他竟然答应了。在1939年至1945年期间，吴凯声曾出任汪伪政府外交部次长、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最高国防会议副秘书长等职。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吴凯声被国民党当局投入了监狱。这位大律师从云端摔落地下，偌大的吴公馆也不再姓吴。

吴凯声入狱之后，婚姻也宣告破裂：吴凯声的第一位夫人是一位留日的新女性，后因个性不合与吴凯声离异。此时，上海名医杨妙成与妻子爱伦离异，爱伦嫁给了吴凯声，生下吴立峰、吴立岚、吴立岗三子。在吴凯声被捕之后，爱伦在上海江苏路另购花园洋房，带着三个儿子在那里生活，宣布与吴凯声脱离关系。此种举动应是无奈之举。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上海，吴凯声依旧落寞，再度入狱。1951年，吴凯声被送到江苏盐城大丰农场劳改。

1955年，当陈赓视察上海时，得知吴凯声关押在大丰农场，说道：“在30年代初期，上海有位大名鼎鼎的律师，叫吴凯声，他身为国民党党员，却能在国民党的法庭上维护正义，为共产党人辩护……我见此人在法庭上义正词严，实为敬佩。”

不久，吴凯声得以获释。

出狱之后的吴凯声无法重操旧业当大律师，而是在上海外国语职业学校担任法语教授，算是发挥他的一技之长。

然而，在“文革”期间，吴凯声作为“历史反革命”再度入狱。后来由于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批示，吴凯声得以出狱。出狱之后，吴凯声仍被强制劳动，每天扫大街。

吴凯声生活困苦，曾写下《穷愁诗》：

萧萧雨雪满窗前，

斗室寒寒孰为怜；

三十年来无别物，

只有白发与残篇。

“文革”之后，吴凯声的境遇得到改善。他受聘为外国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特邀研究员、中国国际文学研究员、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顾问。1982 年，吴凯声被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

由于早年吴凯声在法国求学和工作的经历，他曾与许多法国名人渊源颇深。比如1984年11月，法国总统密特朗和夫人访问上海时，就曾在法国驻沪总领事馆特地宴请吴凯声及家人，这使吴凯声再度出现在大众的视线中。对于往事，吴凯声侃侃而谈，但是对于他在汪伪政府中的经历，则讳莫如深。

1997年8月27日，吴凯声在上海辞世，享年97岁，接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往事就此落幕。

摘编自《历史的绝笔》，作者叶永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