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失足成千古恨:顾颉刚与九鼎铭

所谓“九鼎”,在中国历史上一向是象征国家政权的重器,所谓“九鼎之重”,《史记》有云:“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此后,又有一个“楚王问鼎”的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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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的条约》(即“中美新约”),同时,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也和英国驻华大使、印度代表在重庆签署了《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即“中英新约”),受之影响,中国又先后与比利时、加拿大、荷兰等签定了条约,分别宣布废除各国在华特权。客观地说,当时几个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在某种程度上洗刷了中国百年余来的外交屈辱,是中国在抗战中取得的一个重大成就,也是作为世界反法西斯盟国之一的中国坚持抗战所获得的应有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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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

不过,当时国民党当局却有人意在应景搞些名堂,这就是一出向蒋介石“献九鼎”的闹剧,至于何以用人们一向敏感的所谓“九鼎”来作道具,那意思显然有“劝进”的味道,也正合彼时国民党“三个一”(即“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宣传需要,于是,国民党中组部正式组成了“献九鼎”的筹委会,让厂家铸了鼎(由民生机器厂负责铸造,费用由各工矿国民党党部平均承担),至于设计和监制人,则是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1944年9月,“九鼎”铸成,只是还少了一篇铭文,据程千帆先生《书绅杂录》的回忆:铭文,其时四川有许多老先生擅长此道,但都不愿出面“献丑”,最后请来了史学家顾颉刚,“他大概迫于压力,答应了。”又据当时负责寻觅作者的国民党中组部普通党务处秘书陈道毅的回忆:其时,祝词、鼎铭原是请专门委员杨佛士写的,“我当时想到鼎铭应由文史名家来写,恰好那时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部里主持把《三民主义》译成蒙古文的工作,也做过朱家骅的学生(?),我便请他老人家作鼎铭,他慨然同意。顾先生一生不参加政治活动,是纯学者。他写了一篇高古典雅的铭文,我请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先生用钟鼎文写出来。就是这篇鼎铭,害得在顾老在解放后作了自我检查。当时杨佛士先生对我很不满,说顾颉刚这个人在五四时代考证大禹是条蛇,怎么能把禹受九鼎让他来写!”(《一幕向蒋介石献鼎的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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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陈的回忆,都说顾颉刚应邀写了铭文,据《顾颉刚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1943年1月11日,中英、中美另订新约废除百年来的不平等条约,这是抗战以来第一件可喜的事,我们精神都为之一振。全国大学党部和工矿党部议决庆祝,并由民生厂铸铜九座献给蒋氏致敬。因为我在中大(中央大学。笔者注),所以由中大的同学邀我撰鼎铭,适有历史系学生刘起釪曾作文言文,我交给他做了。铭文中有‘亲仁善邻,罔或予侮。我士我工,载欣载舞’的话,也是实在的情形。我把刘君所拟的送去,说明不是我做的,但过几天报纸上登出来,仍写了我的名字,这是他们要引我的名以为重的意思。这献鼎的事既不出于我的提议,又不出于我的设计,制成之后我不但未见实物,连照片也没有见。哪知隔了六年,忽然旧事重提,说我献鼎。我哪里来的铸鼎的工料钱?倘使我存心迎合,我定不是早做了官了?再说,当时国共合作尚未决裂,共产党尚喊‘拥护蒋委员长’的口号,而废除不平等条约也未始不是共产党该庆幸的事,这鼎即使是我做也并不在今天犯罪。拿这件事来攻击我,并不能使我‘内疚神明,外惭清议’。”

可见,所谓顾颉刚撰写“九鼎铭”是有误会的,不过,即使如此,顾颉刚也曾以为没有什么,然而陌生于政治的他毕竟是大意了。

果然,不久之后,顾颉刚因此染了一身腥膻,使得他“一失足便成千古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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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月10日,在重庆“纪念中美中英条约签订一周年大会”前夕,在一次“恭献九鼎”的预演会上,蒋介石终于发觉出这是一场闹剧,他当场大怒,训斥主持者的朱家骅说:“今天这种行为是给我的一次侮辱!这种作法不仅是给我的侮辱,也是给党的侮辱!这怎样对得起总理在天之灵?”(时国民政府铨叙部次长王子壮在日记中记述说:原拟中训团开学典礼与献鼎典礼一并举行,但蒋“见鼎为正式之铜鼎,即召朱部长至主席休息室,高声斥责不应如此。谓作事须有意义,符合时代潮流,而此举既无意义,又未合潮流……殊为不当。旋出而行开学礼,言及党员应知耻,则指献鼎为不知耻,并声言不用再献,我接受各位的意思好了。此事予朱骝先部长以当面责斥于大庭广众之中,至使人难堪,故朱氏有不愿干之表示。”“总裁以雄才大略,本不免英雄自喜之心,近年以总裁身旁至少诤言,且往往蒙蔽事实以饰非……献鼎之动机实难逃此种责备。”“朱氏之出此,事前曾有报告请示,献鼎时则指定于训练团开学之时,彼并未有何反对之表示,在签呈上批一‘阅’字。其意盖谓‘知道了’,何以突然来此打击?谓其心绪不好亦不应前后判若两人”等等。)蒋介石还在当天的日记中说:“中训团”开学典礼,“本拟准予同时举行党员献鼎典礼,以志本党取消不平等条约之永久纪念,惟见报载,该鼎耗费金钱二百万元,为时一年有余,且需用数人抬杠,殊甚骇异!今晨到党训班时,正实习献鼎典礼达二十分钟之久,此种耗钱费时,无益于党国抗战与民生之事,在此战危时困,军民穷乏之际举行,可谓无聊已极。乃令作罢,故仅举行开学典礼而已,至对于为献鼎而来之五百余人,在开学致词时,乘便训导,并说明作罢之理由,使一般党员亦能多得一层教训,并使之务实而不尚虚文也。”而彼时国民党党内朱家骅的政敌正在挑拨生事,同时也有许多人看不惯“献鼎”的闹剧,如国民党军委军令部长徐永昌在日记中说:“今日献九鼎,蒋先生应却而不之却,徙损其大。献者不以德爱人,徙增国家之陋。”他还说:“蒋先生在中训团却朱骝先等所献九鼎,此事关系太大”,即“民四初闻‘筹安会’之名词,以为袁总统会将赫然震怒……不意其渐至于自谋之。张勋复辟前,余亦以为断不会再有此胡涂事,卒至龙旗通衢,方觉果有此笑话出现。九鼎固微,然献者之心至危。”蒋介石的侍卫长陈布雷也以为:“古人说鼎革,是先革而后有鼎,现在国家仍多难,暴日入侵,以鼎为献,非其时也,且易引起陈旧意识。”至于对传说中的铭文作者顾颉刚,国民党大佬李石曾谓其“曾指大禹非人,遑论舜尧,但朱骝先在重庆拟献九鼎之文,却由顾颉刚执笔,学人而不管事实的好出风头,亦小之乎为学人矣。”民间人士更是视为怪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陈寅恪对于朱骝先等发起献九鼎、顾颉刚为九鼎作铭,惊怪不已。谓颉刚不信历史上有禹,而竟信有九鼎。”陈寅恪当时在桂林有诗纪之:“九鼎铭辞争颂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他还感慨“读书渐已师秦吏,钳市终须避楚人。”(《癸未春日感赋》)陈寅恪的这首诗刊布之后,影响甚广,许多人是通过它来惊听回视“九鼎铭”一案的,以至多年后的1954年,其时顾颉刚应邀北上中科院历史所,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仍在日记中写道:“余告张稼夫以顾颉刚在蒋介石时代曾献九鼎媚蒋,何以历史所罗致其来院,当时陈寅恪曾为诗嘲之。张以为目前政府宽容,如张国淦为北洋军阀时代红人,亦受邀请”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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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组织部长的朱家骅

对于外界的非议,当时顾颉刚不以为然,1943年5月13日,他在日记中记述傅斯年的口信,所谓“孟真谓予作九鼎铭,大受朋辈不满,寅恪诗中有‘九鼎铭辞争颂德’语,比予于王莽时之献符命。诸君盖忘我之为公务员,使寅恪与我易地而处,能不为是乎!”他是以自己系重庆当局的“公务员”(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手下的“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大学教授等),不得不如此为由,因而调侃陈寅恪处于其地位也不得不如此。(顾颉刚的女儿顾潮在《顾颉刚年谱》中记录其父与朱家骅的关系,谓其在抗战中应朱家骅之请赴重庆办《文史杂志》,乃“父亲因感念过去朱氏在中山大学与自己的交谊,以及对自己通俗读物和边疆研究两项工作的支持;且十年来已不专治学,为时代需要而牺牲自己亦无不可,便同意了”,等等)。然而,正是此前一日的5月12日,顾颉刚尚在日记中记述了沈兼士口述的一条歌谣,其云:“刚到重庆,昏天黑地。到了重庆,上天下地。住在重庆,怨天恨地。离开重庆,欢天喜地。”顾颉刚还注云“此足徵重庆住民之咒诅”,那么,如何又甘受人摆布去搞什么“九鼎铭”的把戏呢?对此,笔者曾以为顾颉刚的此举,当时谅有其难处,对此似不宜仅局限于“泛道德主义”的谴责,但这毕竟是他的一个暇疵,而所谓“暇疵”,是以一贯保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陈寅恪先生为标杆的,如此,则顾颉刚容有不逮。

当然,到了沧桑鼎革之后,特别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前后,顾颉刚的这桩旧案,可谓避之不遑矣。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这都是让他费尽口舌的伤心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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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2月19日,顾颉刚在给弟子刘起釪的信中记述自己在思想改造及肃反运动中的反省,即“关于九鼎铭辞一事,刚自认对于政治认识不足,致不能坚却,而又不愿自为,玷污及兄,犯两重之错误。惟刚对于蒋贼,宿所厌恶,故彼来作中大校长,刚即去职。以彼时学界不可复留,迫致投身商界。此在当时固出于自好之心,而在今日看来,依然是个人主义之中间路线也。”这种说词到了后来当然不能作数了。“文革”前夜的1965年8月18日,他在日记中又写道:“‘献九鼎’一事,系1943年国民党工矿党部与学校党部所合为,起釪撰文,予所点定者。此事一经宣传,便说是予所献,并譌为蒋介石作寿时所献,为予向蒋贡谀之证。按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后,(19)42年中、美、英、苏等二十六国即声明联合作战,是年十月,美、英、加拿大、巴西、荷兰均放弃在华治外法权,中国境内之租界尽行收回,(19)43年1月,中、美与中、英并订新约,一时人心振奋,国民党因有借此宣传、炫耀其胜利之献鼎事出现,九鼎铭词中遂有‘亲仁善邻,罔或余侮’之句。我固不能韬晦,被迫为蒋介石服务,然其事则非我所发动,并非向蒋贡谀,且以我之贫(是年五月,履安病没,丧葬费须二万元,我四处张罗,仅乃成事),力不足以献九鼎,则断断如也。因于会场中自我批判中将此事揭出,以释群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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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几,“文革”炽热开展,顾颉刚不可避免,陷入身心大苦。1966年8月15日,他在日记中记述:“予罪状之大者,如亲胡适、反鲁迅、献九鼎等事俱在解放前,惟为修房屋花公家一万二千元,则为近年事。”甚至,他的夫人张静秋也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一再要求他交代那件“罪状”的前前后后及动机等等了,是为其1967年5月4日日记所云:“静秋要我将为蒋匪作《九鼎铭》事写出我内心的希望。然彼时我对蒋匪实已稔其恶迹,绝不存私人希望,不过却不过孔祥嘉之话,做一篇应酬文章而已。”

书生卷入现实政治,往往狼狈不堪。一篇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九鼎铭”,让堂堂史学家顾颉刚“一失足便成千古恨”,以及“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从中自可以折射出许多耐人寻味的东西。

散木,原名郭汾阳,1956年生于山西定襄。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现在浙江大学法学院任教。长期致力于中国近现代史、现代文学史、地方史、中共党史等研究,著有《鲁迅与山西》、《书局旧踪》、《旧日子,旧人物》、《灯火阑珊处——时代夹缝中的学人》、《浙江历代文化名人合影》等。

民国君附注:文中所说的“九鼎”据时任组织部秘书的庞镜塘记述是“经中央大学美术系和美术学院两位教师画出几种图样,最后送朱家骅审定为圆形三足的一种,并决定用最好的铜合金铸造成坯,然后饰以浮雕,花纹略仿三代彝器的旧图案”,没几个人见过实物,后来被蒋拒献后,“朱家骅即刻派人把这九个鼎送交中央图书馆暂行代为保管,以后便不知下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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