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辞书编纂与社会文化互动

【摘 要】伴随着晚清以来西方势力的入侵、封建统治的松弛、外来新学的传入和新式辞书编纂的开展等因素,我国现代汉语语文辞书在字词兼收、不避新俗的理念下完成了字典和词典的现代类型划分,为后世辞书编纂奠定了坚实基础。《新青年》的创刊和五四运动将新文化运动推向高潮,思想的空前解放、语文运动的推进、军阀混战的结束、国民教育的改革等因素促使现代汉语语文辞书在类型、数量、体例等方面有了更加完善的发展,但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和内战的进行,良好的发展态势陷入踡伏困顿的窘境。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梳理现代汉语语文辞书的产生和发展,能够为当前的辞书编纂、辞书规划和“辞书强国”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词】社会文化背景;现代汉语;语文辞书

【作者】刘善涛,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王晓,曲阜师范大学国际交流学院讲师。本文刊于《中国出版史研究》2020年第2期。

辞书是社会的一面镜子,社会为辞书编纂和辞书研究提供强度不等的“光”,辞书则记录和反映社会各层面发展样貌的“影”。我国古代社会的王权统治、“小学”教育和以“字”为主要表达单位的语言实际决定了传统字书的兴起和繁荣,同时古代字书的编纂也为古典文献的训释、封建思想的阐发提供了有效工具,集大成之作便是由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开创、累积1600年至清代编纂的钦定字书《康熙字典》,其“善兼美具,可以奉为典常而不易者”(《康熙字典》序)的至高地位使后世二百余年无人僭越,严重阻碍了汉语辞书的编纂和现代化转型。清末,我国汉语语文辞书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积淀后,在古今中外复杂因素的推动下开启了现代化发展的历程,现代汉语语文辞书的产生和初步发展是在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模仿与完善的反复调适中逐步发展起来的,近人辞书观和辞书编纂实践(方法、技术等)的变化与国家民族的发展和现代知识过载息息相关,其间蕴涵着复杂的历史因素,梳理这段历史有助于全面把握现代辞书发展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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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风席卷、穷则思变

(1911年之前)

受地理大发现的影响,伴随着明末清初第一次西学东渐,汉外辞书编纂率先开启了现代化历程,该时期以天主教为主体的西班牙、葡萄牙传教士编纂了“60多种汉语或汉外对照类辞书”,为辞书注音、收词和释义带来了一丝微弱的现代气息。但是,受封建体制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辞书交流是缓慢的、短暂的,主要限于上层社会,影响范围有限。尤其是在“礼仪之争”和清廷闭关后,“西学已被整个社会(包括帝王在内)遗忘得一干二净”。

清末,伴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相互竞争、两次工业革命的胜利和基督新教在世界的传播,欧日新学在坚船利炮的掩护下浩浩荡荡地涌入我国,不断冲刷着旧有的社会体制和知识体系。前有天主教传教士成功的传教经验和汉语研究成果,再加之新教徒们灵活的传教方式和创新精神,以及英美国家工业的发展、印刷工具的改进和国内新型辞书的编纂,这一时期传教士汉外辞书的编纂数量和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马礼逊编纂的《华英字典》(1815—1823)是我国第一部汉英字典,《广东土话字汇》(1828)则开汉英方言辞典之先河,为后世辞书编纂,乃至日本和英辞书的编纂提供了典型的参考蓝本。同时,由于国门的被迫开放,洋务运动的兴起,国人对西学的逐步重视,以及一些官办和民办出版机构的创立等因素,国人在西学译介的基础上开始编写一些西方科技器物类汉外词表,如《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金石识别表》《汽机中西名目表》等。

以甲午战争和维新变法为标志,汉外辞书编纂实现了由以新教传教士为主、中国人为辅到以国人为主体的转变。甲午战败不仅从政治军事上标志着清廷的失败,也从思想文化上彻底击碎了清廷“天朝上国”的美梦。随后,资产阶级掀起的维新变法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对社会进步和思想启蒙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自此以后,以日为师、求学日本的思想逐渐兴起,据统计,这期间中国人翻译的日本著作约有千种左右。辞书作为汇编各种新学知识的载体得到国人的普遍重视,日本近代辞书的新式编纂理念以及辞书中所收录的新词新语被大量输入到中国,丰富了辞书的品类,如汉日辞书,《汉释日本辞典》(1906)、《汉译日语大辞典》(1907)、《东中大辞典》(1908)等;百科辞书,《新尔雅》(1903)、《博物大辞典》(1907)、《普通百科新大辞典》(1911)等;语言类专项辞书,《东文动词汇》(1902)、《和文奇字解》(1902)、《东语异同辨》(1906)、《标品字典》(1906)等。中国学者在清末民初时期的辞书编纂呈现日本辞书、欧美辞书和传教士辞书等多蓝本参照的阶段特征,同时也由于汉日两种文字上的相似性,中国的辞书编纂理论和实践在参照日本辞书的基础上逐渐趋于完善,“辞典”的概念在《英华大辞典》(1908)中被正式使用,并由此推广到新学国人的辞书编纂活动中,最终实现了汉语语文辞书在20世纪初的现代转型。

由上可知,自《康熙字典》后二百余年的时间里,汉语语文辞书的编纂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但受西方殖民势力的影响,我国辞书编纂首先不受中国传统思想束缚,追求简便、实用、易学的传教士身上发生转变。之后伴随着封建体制日趋瓦解,改良思想逐渐盛行,在欧日新学的影响下,晚清进步学人在模仿借鉴的基础上逐步丰富完善了我国现代汉外辞书、百科辞书、专科辞书等不同类型的辞书编纂,逐步实现了辞书编纂队伍由外来势力到本国人群的转变,为现代语文辞书的编纂积蓄了充分的经验、素材和力量。但是,上述辞书的读者对象多为上层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而“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若欲国强,必先“广开学校,以养人才”“使全国四万万之民,皆出于学”。在经历了一番艰辛探索之后,“教育”成了挽救国运的良方,民国成立后孙中山明确指出“教育为立国之本,振兴之道,不可稍缓”,而“欲求文化普及,亟应创编辞书”“吾国编纂辞书,普通必急于专门,社会所需之常识,纷错繁赜,非可以学术门类为之区分”,普通语文辞书作为反映社会语言状貌的全民查阅工具,为教育普及、民众学习、百姓自修构建了一套方便易检的知识系统,语文辞书的现代化也就被提上了日程。

二、初创即成、以启辞林

(1912—1918)

现代汉语语文辞书的转型是在古今中外多种合力的推动下完成的,归纳起来包含三个大的方面:(1)自工业革命和鸦片战争以来所引起的世界格局和中国社会的变化,殖民入侵、新学涌入、改良图存、国人渐醒,现代政经科技、文化出版、教育学术逐渐形成,封建统治日趋式微而至覆亡,为现代汉语语文辞书的转型提供了适宜的外部环境;(2)伴随着外在世界的变化,“社会人”的自我担当意识在士大夫、进步学人和普通知识分子间逐渐觉醒,人们改良国运、参与变革、启蒙大众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逐渐增强,进一步推动了现代文化教育的发展和新兴知识体系的构建,成为推动现代汉语语文辞书转型的直接动力;(3)语言学和辞书学的发展是促使现代汉语语文辞书转型的根本内因,西方语言学理论的传入和“语言文字之学”概念的提出使语言学独立为专门学科,为辞书选词、注音、词性标注和义项设置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我国自身积淀了千余年的辞书编纂传统,传教士入华和鸦片战争后新型辞书(双语辞书、专科辞书、百科辞书等)编纂成果的涌现,以及国外发达国家优秀现代语文辞书的出版为汉语语文辞书编纂提供了选词来源、参考蓝本和编修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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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教科书和工具书的编纂出版是清末民初文化教育建设的主要需求,也是推动商务印书馆由作坊印刷间迅速发展为我国第一家现代出版机构的主要动力。“辞书之应用,较教科书为尤普”,我国汉语语文辞书的现代化转型是由商务印书馆率先实现的。张元济“早年在学习英语之时就注意到西欧各国都早有辞书之类的出版发行,而我国尚无这类辞书。他任商务编译所长后,高梦旦先生亦提及此事,两人不谋而合。于是大家合议关于编纂我国自己的辞书之事,并取名为《辞源》,这是为兴办教育所迫切需要之工具用书”。1908年,商务印书馆创设辞典部,陆尔奎任部长,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位辞书编纂家”,其主编的《新字典》(1912)被称作“《康熙字典》问世250年后最早的、第一本革命性字典”,“我国第一部收有现代科学新字的字典”;其主编的《辞源》(1915)被誉为“我国第一部兼收语文、百科的综合性新型大辞典”,首次明确区分出字典和词典两种辞书类型,使辞书从经学的附庸向现代查检工具的独立地位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新字典》和《辞源》的编纂恰逢时代所需,同时也引领时代学术浪潮,在与商务印书馆的竞争中,中华书局编纂出版了《中华大字典》(1915),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前收字最多的汉语字典,它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旧字书的终结,宣告了我国辞书编纂已步入现代字(词)典时期”。此外,因大型辞书的编纂要受到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各方面的限制,编纂周期长,投资风险大,创新难度高,读者购买力有限,两家出版社在原有辞书的基础上删减增补,陆续出版了《(缩本)新字典》(1914)、《学生字典》(1915)、《实用学生字典》(1917)、《(缩本)中华大字典》(1915)、《实用大字典》(1918)等,数量有限,基本上构成了这一时期现代汉语语文辞书的全貌。

反观该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和辞书编纂实践,梳理学者们对辞书理论的阐释,可以看出辞书与文化的关系被提到了突出的位置,这种文化是与现代社会接轨的新文化、新思想、新知识系统,普及文化、恶补新知、革新思想、辅助教育、改良社会成为当时语文辞书编纂的上层目标,此目标愈急切,首创期的辞书愈大而全。清末民国之际,“社会口语骤变,报纸鼓吹文明,法学哲理名词,稠叠盈幅,然行之内地,则积极消极,内籀外籀,皆不知为何语”,新学背景下新概念新名词的涌入导致社会交际的困难,传统知识体系已无法满足人们求知的需求,“由是欲毁弃一切,以言革新”,而“所以充补知识者,莫急于此(新式辞书)”,因此不同学者便在同一时期发出了“一国之文化常与其辞书相比例”“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也”,“世界愈文明,字典之需要愈急”,“一国文化愈进,其字画辞书愈益繁多”等论断,遂决意编纂新式语文辞书,“而于民国成立之始,得此适用之新字典,其于国民之语言思想,不无革新之影响”,蔡元培对《新字典》的评价代表了该时期现代汉语语文辞书编纂的整体影响。总之,该时期现代语文辞书的编纂既是当时社会发展样貌的反光镜,又是当时文化语言实际的知识库,还是后期辞书编纂演变的风向标,初创之艰不可忘,启林之功不可没!

三、初步发展、成果渐丰

(1919—1937)

清末民初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不彻底的思想运动,其最大不幸在于“盖西洋留学生殆全体未尝参加于此运动;运动之原动力及其中坚,乃在不通两洋语言文字之人。坐此为能力所限,而稗贩,破碎,笼统,肤浅,错误,诸弊,皆不能免;故运动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健实之基础,旋起旋落,为社会所轻”。这场思想文化运动在经历了“中国旧文化的衰落期”与“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时期”后,伴随着民国政权的建立,西洋留学生归国,《新青年》(初名为《青年杂志》)的创刊,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逐渐进入“全盛时期”,这既是一场思想革命,也是一场语言运动,二者交互推动,“自成一体”。现代文学思想、语言观念和语言政策上的变动在辞书编纂中也都有体现,推动了现代辞书的编纂理念、编纂方法、体例设计、辞书类型和出版数量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我国现代语文辞书编纂的第一个高峰,也是我国辞书理论史中“第一次转型期”的集中体现。与整个社会文化教育的变迁相协调,大型综合性辞书、中小型的普通辞书和一批专项语文辞书或拟定计划,或着手编纂,或出版发行,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推动了汉语语文辞书的现代化。

民国政府成立后,时任教育部总长的蔡元培组织成立读音统一会,开始制定注音字母,1918年正式颁行,1919年出版《国音字典(老国音)》,为辞书注音的现代化确定了初步的规范标准。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现代汉语的古今转型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而逐步发生蜕变,从胡适的“八不主义”到陈独秀的“三大主义”,再到周作人提出现代国语不是“主张知识阶级仍用古文,专以白话供给不懂古文的民众”的晚清白话,而是“主张国民全体都用的国语”,是“古今中外的分子融合而成的一种中国语”,逐步明确了国语的定义和使用范围,为普通语文辞书的编纂与定型提供指引。前一阶段的辞书虽已“不避俗语俗字”,但在检索体例、注音排版等方面还带有“摹仿古人”的痕迹,本时期的现代汉语辞书在不同层面上实现了质的突破,如《国音学生字汇》(1919)采用汉字直音和罗马字拼音注音,收字8千多,以常用字为主,适合中学以下水平学生及普通识字人查阅。《新体国音字典》(1920)按最新颁布的注音字母和声调依次编排字目。《(校正注音)国语新字典》(1922)采用注音字母注音,按部首笔画排列,收录一般常用字1千多,是较早的白话学生字典。《国语辞典(京音·国音对照)》(1922)不收单字,专收北京人所常用的口语词约5500条,用注音字母注音,口语释义,并举例句,是我国第一部白话词典。《国语普通词典》(马俊如、郭后觉,中华书局1923年版)收单音、复音词1万左右,例语、例句四千余,不收叠词。《语体适用字汇》(周廷珍、欧济甫,上海新文化书社1923年版)以收俗字、实用字为主,字义解释都用白话,另有检音表一卷,用英文拼音注音。《(国音白话注)学生词典》(唐昌言、李康复等,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收单字5千多个,复词和成语共3万余条,是我国第一部白话学生词典。《(最新校正)国音新字汇》(1924)是较早的现代横排辞书,改变了古代辞书的纵向书写形式。《国语成语大全》(1926)收录常用成语、歇后语、谚语等3200多条,约10万字左右。每则成语先注北京音,再解其义,白话释义,简明扼要。《语体文应用字汇》(1926)按照统计学方法收录儿童用书、新闻报纸杂志、小学生课本、中外文学作品等中的常用字4261个,按使用频率排列,开我国字频统计先河。《平民字典》(1927)是较早使用简化字的字典。《(词性分解红皮新式)中华字典》(1927)按部首编排,收字1万多个,为我国第一部标注词性的白话学生字典。《王云五大辞典》(1930)按四角号码排列,用直音、注音字母和国语罗马字注音,收录古今各种词条,并加简要的解释,注明其词性和所属类别,为我国第一部标注词性的白话学生辞典。《虚词典》(顾佛影,上海大公书店1934年版)分为两部:文言之部和白话之部,收录虚词500多条,每一词目先注词性,再释其义,释义区分普通用法和特殊用法,白话释义,例句多数选自古籍,并注明出处。《标准语大辞典》(1935)收北京话和一般通行词语3.6万多条,用注音字母和国语罗马字注音,按中文笔画顺序排列,书后附有四角号码索引,是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早期代表。《新知识辞典》(1935)收录当时社会上的新名词、术语3千多条,按笔画数排列,每条下附有所对应的英文单词,学科领域和释义,全书共千余页,约50万字,为一本综合性新词语辞典。

我国辞书编纂向来有求大求全的传统,这也是现代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在新文化运动的推进下更显强烈。同时,起源于18—19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对欧洲的语言研究和辞书编纂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批“按史则”编纂的大型辞书不断问世,如德国《德语词典》(1852—1960)、法国《利特雷词典》(1863—1873)、英国《牛津英语大辞典》(1884—1928)等。这些辞书被一些留学归国的学者介绍到国内,学者们也逐渐勾勒出中国大型语文辞书的编纂框架。在理论层面,黎锦熙在1918年在国语统一筹备会刚成立时就提出要“按史则”编纂汉语辞书的计划,1922年蔡元培提出“编一部完备的字书”的设想,1923年胡适将“语言文字史”作为国学研究中的一个子系统,1926年万国鼎建议“仿《牛津大字典》之例,集全国专才,编一详备之大字典,以结数千年字学之总帐”,1927年刘半农起草了《编纂〈中国大字典〉计划概要》,其目的“盖不在于修补前人之书,实欲博采现代各国字书中最进步之方法,另行规划,以成一部极完备之字书”。理论阐发相对成熟,但编纂实践步履维艰,必须依靠大型出版机构或研究机构,本时期能够肩负此项重任的便是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和在国语统一会基础上成立的“我国近代第一个词书专业机构——中国大辞典编纂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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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中华大字典》出版后,中华书局便意欲编纂一部赶超《辞源》的新型辞书《辞海》,只可惜因人事变动太大,直到1936年得以出版发行。《辞海》的编纂体例虽与《辞源》相似,但后出转精,注重收录常用词、俗语词、新词语和百科性词语,共收复词10万余条,在释义和举例上也有了较大改进,补充修正了原有辞书的不足,对外来新词标记英文书写形式,词条例证不仅注明书名,还注明篇名,以便核查,“无论在体例、条目的收列、释文等方面都取得了新的成就”,开创了“百科性词典”新品类。商务印书馆在《辞源》初版的基础上,编纂了“广收新名”“融贯新旧之津梁”的《辞源续编》(1931)和《辞源正续编合订本》(1939)。同时,1936年时任商务馆总经理的王云五在中山文化教育馆的资助下成立《中山大辞典》编纂处,计划“仿《牛津大字典》之例,不仅解释意义,并表明各字各辞之历史,故于单字辞语之意义,莫不究其演变,溯其源流”,最终编成一部“单字约六万,辞语约六十万”,“十倍于《辞源》”的大型辞书。至1937年已搜集资料七百四十余万条,但最终因抗战爆发,商务印书馆遭到日军轰炸,上海也被日军占领等因素被迫终止,只得于1938年在香港出版了《中山大辞典“一”字长编》。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的前身是1920年成立的“国语辞典委员会”,从事“词”的正音和规范工作,后在黎锦熙、钱玄同等学人的推动下于1928年改名为“中国大辞典编纂处”,专门从事《中国大辞典》的编纂工作,并在其编纂过程中对汉语字词的形音义进行规范,计划出版八部与之匹配的普通语文辞书,可见此项工作之艰巨。编纂处成立之初,黎锦熙和钱玄同就共同制定了长达1.5万字的编纂计划,意欲编纂一部“规模务求大、材料务求多、时间不怕长、理想尽高远、全然学术化”的大型辞书,“结算四千年来的国语(文字和语言)及其涵包的一切新旧学术文化等底总帐”,并按照分工设立了搜集、调查、整理、纂著、统计5个部门,截止到1933年8月共整理出近250万张资料卡片。但因经费不足、政局动荡、人员流动等因素,编纂工作被迫终止,只能从《释“巴”》(黎锦熙)、《释“一”》(刘半农)两篇文章中窥见大辞典的部分面貌。

民国政府的成立,“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和现代语文运动的深入推进,军阀混战的结束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国民教育的稳步发展与趋于定型,稳定的国语研究机构、出版机构和研究队伍等因素,为本时期现代汉语辞书编纂提供了开放自由的发展空间。文学的通俗化和民众化是教育平等的前提,由此才能实现个人的自由发展,即“德谟克拉西”精神,而以辞书为载体和工具所实现的国语普及又是其必经之路。科学的精神和以实验主义为代表的科学方法构成了“赛恩斯”的内核,实验主义也称“实用主义”,倡导“有用即真理”,陈鹤琴、王文新等学者在桑代克教育测验思想的影响下对汉字进行了字频统计和民众基本字研究,为辞书选词提供了量化依据,如《王云五大辞典》便采用统计方法“就高中以下各科课本和补充读物计四百余种,分别各级程度,将所有词语,无论文体语体,一一选取,并记其经见次数,实行编辑”(《王云五大辞典》序)。可见,作为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德谟克拉西”和“赛恩斯”一直贯穿于本时期的辞书编纂活动。最后,套用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的口号“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本时期的辞书编纂可以概括为“国语的辞书,辞书的国语”,即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现代汉语趋于定型,现代辞书编纂理论与实践的现代化也趋于完善,同时本时期的辞书编纂也记录和反映着新文化运动和国语建设的艰辛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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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蜷伏困顿、艰难前行

(1938—1949)

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使这种良好的发展态势遭到严重破坏,国土沦陷,出版机构被毁,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纸张生产都已无法满足,辞书的编纂规模和影响范围也受到严重制约。辞书理论方面的代表是王力发表的《理想的字典》(1945)和《了一小字典初稿》(1946),文章在对古今辞书评价的基础上提出了“理想的字典”编纂方法,试编条目,为大型历时辞书的编纂提供了理论准备。辞书编纂方面,除上文所述《中山大辞典“一”字长编》(1938)、《辞源正续编合订本》(1939)外,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语辞典》(1937—1945),该书上承《辞源》(1915)、《王云五大辞典》(1930)、《标准语大辞典》(1935),下启《人民小词典》(1951)、《新华字典》(1953)、《现代汉语词典》(1978)等辞书,在收词、注音、释义等方面都体现出一定的独创性和现代性。该词典定位为民族共同语(即“国语”)的中型描写词典,“冲破了中国辞书强大的‘厚古’传统势力”,坚持“普通适用”的收词原则,共收单字1.5万,复词9万条,用注音字母及国语罗马字注音,按音序排列,义项设置合理恰当,条目释义简明浅显,为国语的定型和推广产生了积极作用,“开启了现代汉语描写性语文辞书编纂的先河”,是“中国语文乃至文化迅速走向现代化的最显著标志”。

其他有代表性的辞书如:《中华国语大辞典》(1940)收日常习用的词语4万余条,包括单音词、复音词、日常习用语、古今成语、报纸常见新词等,为一部中型汉语辞典;《联绵字典》(1943)收录了唐以前古书中的双声、迭韵、迭音及其他联绵词,包括虚词等约2万多条;《王云五新词典》(1943)收新名词近4千条,区分了旧词新义和新造词两类,对旧词新义追溯新名词来源,各举其所见之古籍篇名与辞句,并作简要释义;《国语拼音词汇》(1944)收词2万多条,按国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为我国第一部用拉丁文拼写国语拼音的词汇,对我国汉语拼音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五、几点启示

纵观现代汉语文辞书发展初期的编纂概况,可谓“喜忧参半”。可喜的是,我国现代语文辞书在前期汉外辞书编纂成果和新文化运动的时代背景下开始萌芽,并在短暂稳定的时期内得以初步发展,对新中国的辞书编纂和文化教育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由于当时辞书编纂的主要领导者和策划者是出版社和进步学人,政府对辞书的关注度不高,支持力度不大,导致《中国大辞典》等一批大型辞书无法全面展开。同时,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下和国民党发起的连年内战中,本已取得良好发展势头的语文辞书遭到重大打击,文化教育事业无法得到正常开展,辞书的工具性也不可能得到较好的展现,辞书事业的发展也停滞不前。以史为鉴,才能更好地面向未来,由此我们得出如下启示。

社会条件和学术环境对辞书编纂具有双重影响

民国时期的辞书编纂可谓“成在民国,败亦在民国”,该时期复杂的社会和学术环境推动着汉语语文辞书的古今转型和现代辞书编纂体例的逐步完善,酝酿出一批颇具特色的辞书研究理论和编纂成果。同时,民国动荡的政局也使一些本已着手实施的辞书编纂活动被迫终止。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际国内的政治环境趋于稳定,我国经济也取得了较快的发展,文化学术建设势头正劲。在国家两次辞书规划的推动下,我国的辞书编纂和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实现了从“辞书小国”到“辞书大国”的转变,目前正在向“辞书强国”的目标迈进。党的十八大以后,在文化强国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印发了《2013—2025年国家辞书编纂出版规划》,被称作“第三次辞书规划”,这为当前的辞书编纂提供了优越的社会条件和学术环境。广大辞书学人应该把握机遇,充分利用当前的有利条件,加强我国辞书事业的现代化建设,在国家辞书强国建设的过程中实现个人的辞书编纂理想。

学科建设和学科理论是保障辞书质量的前提

辞书是各类语言知识、专科知识和百科知识的总汇,是各种信息的载体,辞书的编纂质量与文化学术和相关学科的发展密不可分。辞书编纂和辞书学的建设不能脱离对相关学科的借鉴,这一点对专科辞书和百科辞书而言尤为显著。对语文辞书来说,语言学、教育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是保障辞书质量的前提,辞书中对“词”的界定,同形、同音字词的区分,汉字字形发展研究,汉语词类研究,词义的历时演变,新词新义的归纳,插图的设计,读者的心理需求,辞书教育功能的发挥等各环节的处理都需要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同时,辞书的编纂更要注重辞书学理论的建设和总结,“辞书强国,理论必须先行”,当前的辞书编纂和研究必须深化已有理论,挖掘原创理论,在理论指导下演绎新型辞书、原创辞书,这样才能把辞书强国建设推向新的高度。近年来辞书学界所呼吁、倡导的“《现汉》学”、“《辞源》学”、“《辞海》学”等理念便是这一体现。

国内外的辞书研究和编纂实践为辞书编纂提供了经验教训

陆尔奎是在传统小学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清末举人,但他思想进步,热衷新学,曾两度被清廷派往日本考察教育,可谓古今贯通、中西兼容,编纂辞书仍“不得不借他山之助”内则搜罗诸子百家,外则采集各种科学,陆费逵坦言“自修之时,英日字典恒朝夕不离左右,见其体裁之善,注释之精,辄心焉向往,以改良吾国字典为己任”。我国两千多年的辞书编纂传统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倘若没有鸦片战争后西方新学思潮的冲击,以及对西方辞书的翻译、模仿和借鉴,我国的辞书编纂之路也很难实现现代化转型。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引领世界辞书发展的仍然是欧洲和美、俄、日等几个老牌的辞书强国,汉语辞书在出版上虽数量丰富,但真正能与“牛津”“剑桥”“拉鲁斯”“柯林斯”“韦伯斯特”“麦克米伦”等国际辞书家族的品牌辞书系列相匹敌的高质量著作并不多见。我们既要在对辞书史的研究中总结经验教训,又要放眼世界,积极吸收国外先进辞书的研究理论和编纂经验,为我所用,提升我国辞书编纂的国际地位。

主编素养和专家团队是提升辞书质量的关键

王宁曾指出“适合的背景、前沿的学术研究和把握学术前沿的主编,是原创辞书能够产生的必要条件”。任何一部优秀的辞书背后必定存在至少一位著名的主编或一个优秀的编纂团队,约翰逊、韦伯斯特、拉鲁斯、大槻文彦,以及陆尔奎、舒新城、吕叔湘等名字都已和其所主编的辞典连为一体;而《牛津英语词典》《法兰西学院词典》《俄罗斯科学院词典》等辞书的成功与其背后专业的编纂队伍密不可分,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辞书编纂事业上最大功劳应属为辞书找到合适的编纂者。对于辞书编纂来说,编纂者的素质决定辞书的质量。可以说,主编素养和专家团队是提升辞书质量的关键。因此,建设辞书强国必须重视培养学术人才和辞书专家,相关学科中专业的学术人才、辞书研究和编纂中精深的专家梯队以及学识广博、具有创新和吃苦精神的编纂团队都是优秀辞书编纂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只有这样才能在编纂过程中互相统筹,打造出千锤百炼、惠及学界的精品辞书。新中国成立后,在《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等一大批优秀辞书的编纂出版过程中,一流的主编和专家团队发挥了重要作用。

读者意识和辞书修订是辞书质量和活力的保证

辞书作为一种查检和参考工具必须要注重世用性,作为一种文化产品还要注意文化效益和经济效益,关注读者的使用心理和使用需求,关注社会变化和语言变化,对已有辞书进行及时修订和完善是辞书质量和活力的保证。从此角度出发也可以说,我国汉语语文辞书的现代转型、新型辞书的编纂、不同类型辞书的完善都是在“周乎世用”(《新字典》序),“顺时以应”“体察用者之需要”(《辞海》编辑大纲)的基础上实现的。新时期的读者队伍更为庞大,也更为多样,读者的文化程度、专业方向、使用目的等不同因素都影响着辞书的使用,辞书编纂必须树立明确读者意识,这样才能使所编辞书具有针对性,才能提高辞书的文化价值和经济效益。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学术成果、语言变化和读者需求等因素又对辞书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使辞书修订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使打造出的辞书品牌永葆青春。中国社会科学院词典编辑室所编的《现代汉语词典》在正式出版前经历了“试印本”(1960)、“试用本”(1965)、“试刊本”(1973),自1978年第一版面世后先后修订6次,最新版为2016年出版的第七版,平均每6年修订一次,累计增加词条1.3万,及时吸收语言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反映社会语言生活的最新变化,逐渐凝聚出“现汉精神”“现汉品格”“现汉学”,不仅使辞书永葆青春活力,还培育出了新的学术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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