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点赞的报界宗师张季鸾

原创 黄老道札记 黄老道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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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天白日国无宁

  “报界宗师”这四个字是周恩来题的。张季鸾1942年9月6日病逝于重庆。周恩来在唁电中这样说:“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摘自榆林市政府官网)

    张季鸾为《大公报》掌门15年。他提出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宗旨。使《大公报》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报纸。

    他勇于   针砭时政,抨击权贵,还是为民请命,代民立言。他追求新闻客观、言论公允、经济独立正是一种”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精神。

    张季鸾(1888~1942),名炽章。中国新闻家,政论家。祖籍陕西榆林,1888年3月20日生于山东邹平,1901年,父亲死后,他随母亲扶柩返回榆林,后就读烟霞草堂,师从关学大儒刘古愚,得到陕西学台沈卫(沈钧儒叔父)的赏识和器重,1905年官费留学日本。

1908年回国,一度在于右任主办的上海《民立报》任记者。辛亥革命期间,担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负责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重要文件,   孙让位,张因发表反袁文章被捕。出狱后,在上海先后任《大共和日报》编译和《民信日报》总编辑。1916年任上海《新闻报》驻北京记者。1916~1924年任北京、上海两地的《中华新报》总编辑。1926年与吴鼎昌,胡政之合作,成立新记公司,接办天津《大公报》,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主要负责评论工作。1942年9月6日病逝于重庆。身后有文集《季鸾文存》传世。

     张季鸾的评论泼辣敢言、有精辟独到之处。早在1927年11月4日发表社评《呜呼,领袖欲之罪恶》,说汪精卫这人:“特以‘好为人上’,可以举国家利益、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暗示出其之后,堪称一绝。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别家祝贺,张季鸾在次日发表《蒋介石之人生观》,公然嘲讽蒋:

     “离妻再娶,弃妾新婚,有什么好张扬的!

    想想数北伐军,英勇作战,死伤不下五万人,“垒垒河边之骨,凄凄梦里之人;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极矣。”。

     冷嘲热讽,句句见血,弄蒋一个好没面子。

    但是,蒋有气度,不“骂”不相识。第二年,张季鸾在河南战地采访,遇到陈布雷和总参议张群。邵、陈是张在新闻界的至交,张群则是他留日时就熟识的老朋友,他们引见蒋公,二人“悦然面悟”。

  张季鸾与蒋介石都曾留学日本,张读东京第一高校,蒋读士官学校。蒋、张都在日本加入同盟会,特别是张在日办《夏声报》名气很大,蒋有所闻。辛亥革命的前夜,二人差不多同时回国,25岁的蒋参加杭州起义,23岁的张在于于右任推荐下担任总统府秘书。蒋对张辞去总统府秘书供职《民立报》、《中华新报》,两陷北洋政府囹圄,印象很深。

  自郑州晤面后,蒋对张的友好,对《大公报》的寄托逐渐加深。中原大战前夕,蒋介石想起了张季鸾,更想把《大公报》推为全国舆论权威中心。1929年12月27日,蒋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通电全国各家报馆,电文的抬头为:“大公报并转全国各报馆钧鉴。”论当时在全国报界的资格和发行量,《大公报》还不算太老太大,但蒋此电一发,确定了《大公报》舆论权威之地位。  

    1931年5月2日,在纪念《大公报》发行一万号时,蒋介石送来亲笔题写的《收获与耕耘》贺词,称该报“改组以来,赖今社中诸君之不断努力,声光蔚起,大改昔观,曾不五年,一跃而为中国第一流之新闻纸。”

    1934年夏,蒋介石在南京励志社大宴百官,人们当时看到,在蒋介石坐的首席桌上,紧靠蒋左边席位就坐的竟是一介布衣张季鸾,而且还看见蒋给张频频斟酒布菜,二人谈笑风生,与宴者莫不有“韩信拜将”之感。

  蒋介石从每日必看《大公报》,在他的办公室、公馆、餐厅各放一份《大公报》,以备随时查阅。

1936年冬,西安发生了“双十二”事变,13日正在天津的张季鸾得知后,“在报馆里坐卧不安,来回踱步,不断催促驻外记者回报消息。这一天他连饭都未顾上吃”。张对记者徐铸成说:“他们要蒋先生答应与共产党联合一致抗日,我是准备庄严地说几句话,千万勿破坏团结,遗人以口实,让敌人乘虚大举进攻,各个击破。”张的这番话,表明了他对事变的理智之见。更具奇特的是,张当日赶写一篇社评,题目竟是《西安事变之善后》,事变刚发生,发动事变一方还未想好如何“善后”,他就提出了“善后”。这表明了张已对事变已经有了以和平方式妥善解决的基本构想。

   张在社评中还说:“解决时局、避免分崩”,“国家必须统一、统一必须领袖”,“各方应迅速努力于恢复蒋委员长之自由”。

   次日,张又写了《再论西安事变》的社评,呼吁全国各方以大局为重,呼吁张学良、杨虎城二人“幡然回悟”,尊蒋之中心地位。张季鸾为蒋分忧,且笔耕不辍。一天写一篇社评文章。

    12月18日,张季鸾又写出了《给西安军界的一封公开信》,写到:“我盼望飞机把我们这封信快带到西安,望西安大家看看,化戾然为祥和”。文章一发表,蒋夫人宋美龄立即派出飞机,带了数万份这张报纸,飞临西安上空散发。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创举。

   12月25日晚六时,《大公报》社传来了蒋介石返回南京正在洛阳休息的消息,张季鸾“特别兴奋,露出了许多天不见的笑容”。当晚,张季鸾就写出了《国民良知的大胜利》的社评。称这是“普天同庆、全国欣喜”的盛事。

   自此,张与蒋的个人关系进一步加深了,到了全国没有几个人能拥有、能胜过的地步,没几个人能见蒋事先不用通报,张是其中之一。他经常被蒋介石邀请到官邸,一边吃饭一边谈话。张季鸾谈话后回到家中,立即写成文章公诸报端,字里行间透露出国民党的政见及一些最新消息,无形中使《大公报》成为蒋介石的喉舌,因此引起了许多读者不满。进步舆论一时讥嘲张季鸾对蒋介石是“小骂大帮忙”。

   抗战初期,蒋又把张召在外交事务方面代为做事,先与德国人陶德曼进行斡旋,后又受蒋指派去香港与日本人接洽。1938年7月7日,抗日战争周年之际,张又为蒋起草了《抗战周年纪念日告全国军民书》的文告,为蒋提出了“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口号。次年,张又为蒋写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的文章,陈布雷在文中添上了“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另,张季鸾于《大公报》发表了许多坚持抗战,揭露日寇、鼓舞斗志的好文章,且大都从维护以蒋为首的国民政府利益,团结各方抗日这一基调出发。这些使蒋介石深刻感受到了张季鸾的忠直和新闻舆论的重要。

    张季鸾才思敏捷,文章出手快,很多文章是看到新闻消息后,有感而发,即兴写作。综观张季鸾的许多主张、观点、评论,不仅仅是对蒋个人友情的知恩回报,应是基于国家兴亡、民族生存这一爱国主义立场上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军阀割据,混战交织,日本侵略。中国再也不能一盘散沙了,没有政权中心,群龙无首,就要挨打。张季鸾认为,当时只有国民党执政的国民政府,才能承担起领导全国抗战的重任,只有拥护国民党为“政治中心”,国家的事业才可达成。这既符合当时老百姓的心理,也符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事实上,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中国国内任何党派组织(包括共产党)都不可能把握全国的局势,更谈不上有军事力量、物质力量来抵御外侮,保卫国家了。张季鸾的这个主张就是“国家中心论”

  《大公报》之所以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之所以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特别是在国共两党中都有许多朋友,是张季鸾独立办报,不盲从,不趋炎附势,尊重客观实际的结果。

    “九一八”日军侵占东北时,张季鸾针对国府评论说:“国家今日受此奇辱,人民遭此奇劫,至过去在政治上负责之人,虽自杀亦无以谢国民!”

30年代初,在当时国民党的一片“剿共”声中,张季鸾派出记者到红区采访。1930年4月11日的《大公报》上刊登了“红军纪律严明,吃民间饭,每人还给五百钱”等消息。1934年6月,《大公报》附刊《国文周报》上,连连发表客观介绍苏区红军的政治、组织、经济等方面的文章。

    当时《大公报》的记者范长江就是在看了这些文章后,萌生了到陕北、西北考察的念头。经张季鸾的首肯,范长江只身进行西北之旅,写出了《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从瑞金到陕北》和《陕北共魁刘志丹》等三十余篇通讯报道,稿件寄回后由《大公报》连载,使全国人民开始了解共产党、了解红军长征,知道陕北有个毛泽东,一时《大公报》名声大振,范长江名声大振。1935年《大公报》又登出了范长江写的《动荡中之西北大局》的通讯,蒋介石看到后,把正在南京的张季鸾叫到他的官邸大骂一顿。

  鲜为人知的是,早在1941年5月,张季鸾就在一篇社评中说到:“最好毛泽东先生能来重庆与蒋委员长彻底讨论几天,只要中共对于国家前途的基本认识能真实成立、一致谅解,则其他小问题皆不足障碍合作,而这种团结抗战的新示威,其打击敌人的力量比什么都伟大。”这个建议是张季鸾在著名的重庆谈判四年前首次提出来的,应该说张季鸾是重庆和谈的最早倡导者,具备着报人的敏锐和远见卓识。张的这些话既是提给毛泽东的,也是说给蒋听的。而且张季鸾的过人之处就是把中共当作一个政党看待,与国民党放在一个平等地位。  

  《大公报》的版面上长期坚持“不用‘工匪’、‘匪军’字样,只用‘共党’‘共军’,它承认共产党是国民党的反对党。毛泽东常看《大公报》,说过:只有大公报把我们当人待。

1941年9月6日,张季鸾在重庆病逝。9月5日,得知张季鸾病危的消息后,蒋介石亲自到重庆歌乐山中央医院探视。蒋坐在张的病榻前,握着他的手,望着他清瘦的病容,眼睛含泪,呐呐数语,眉宇重凝,一往情深。9月6日凌晨,张季鸾撒手而去,走完他53年淡泊宁静而跌宕传奇的人生历程。张逝世后,蒋介石立即致《大公报》社唁函。函曰:“季鸾先生,一代论宗,精诚爱国,忘劬积瘁,致耗其躯。握手犹温,莒闻殂谢。斯人不作,天下所悲。”其中的“握手犹温”一句是说前一天蒋到医院探望张的情景。

9月26日,《大公报》社暨中国新闻学会和重庆各报联合会举行公祭张季鸾大会,蒋介石亲率孔祥熙、宋子文、张群、张治中、于右任、陈布雷等人前往吊唁。灵堂布满鲜花挽联,各界前往吊唁者从清晨至夜晚,达数千人,素车白马,极尽哀荣。灵堂中央,还摆放着蒋介石题写的挽联:“天下慕正声,千秋不朽;崇朝嗟永诀,四海同悲。”当天,蒋介石签署了国民政府“褒扬令”。

     中共方面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人也前往吊唁。 周恩来在唁电中这样说:“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毛泽东在延安发唁电,“季鸾先生在历次参政会(张曾任一、二届国民参议员)内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惊闻逝世,肃电致悼,籍达哀忱”。

 次年4月29日,张季鸾灵柩归陕,陕西各界3000多人在西安西郊迎接。9月5日,在兴善寺举行公祭张季鸾大会,蒋介石亲临大会致祭。蒋很少出席这样的祭奠仪式,这次专程前来。这一天,西安全市下半旗致哀。

1944年,在张季鸾先生逝世3年多的时候,《大公报》馆出版了张季鸾先生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著作—-《季鸾文存》(上下册,胡政之编,大公报馆1944年12月出版)。于右任为这部著作题写了书名,《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为张季鸾的遗著作序。言:季鸾已逝,其文尚存,,,倘能识念其忧时谋国之深情,体会其爱人济世的用心,则其文不传而传,季鸾虽死不死!”

    张季鸾一生的文章议论,铸成了他那个时代的活历史。而当年的《大公报》,他提出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建构了百年中国新闻史无法逾越的里程碑。

    张季鸾墓葬原西安市杜曲镇竹林村,2011经其后人申请,榆林市政府报陕西省政府同意,将先生陵墓迁回祖籍。榆林市政府在东沙修建了季鸾公园,并在院内修建了季鸾纪念馆,供游客瞻仰和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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