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主席就是通过艺术认识我的

江青:主席就是通过艺术认识我的

(一)曾混迹十里洋场的“蓝苹”

原名李云鹤的江青,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家境中下,生活不算很富裕。李家的二女儿即江青,自幼聪慧,身材修长,面容姣好,是个窈窕淑女。不过,由于江青的母亲是李家小老婆而在青少年时期受到歧视,叛逆和虚荣的双重性格在她的人生中烙印颇深。

许多人可能不清楚,江青与后来大红大紫的康生同是山东诸城人。江青家住在县城东门外,父母要把她送到城内东街南区的聊城小学读书。她每天上学都要经过东街的张家。而张家的第三代就是康生。康生后来曾亲口说:江青每天上学从他家门前过,他是目迎目送。

上世纪20年代康生进上海大学学习,这期间十几岁的江青因家境困难外出学艺。后在上海,以蓝苹为名演戏,拍电影,参加进步活动,坐过牢。康生与江青在上海倒没有什么来往。

十几岁时的江青(当时还名李云鹤)曾对黑暗的社会不满,这从她在山东青岛结识和跟随俞启威参加过革命活动,并在30年代前期一度加入过共产党组织也可以得到证明。

江青入党不久,青岛的党组织遭到破坏,她在白色恐怖下脱党跑到上海,还办过自首手续,并与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崔万秋拉上了关系。作为当时上海滩的电影明星,江青是被崔万秋等人捧出来的。崔万秋是个惯搞两面派的人物,因此也允许江青参加一点进步活动。江青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一度逮捕。这一历史背景也是日后江青极为避讳与不愿提及的

在上海滩这个大染缸,艺名“蓝苹”的江青不可避免地沾染上十里洋场的一些腐朽作风。其间,江青也有落魄之时,所住的亭子间夜间经常有男人来往。一次有个男人毒打她,这位“蓝苹”小姐大喊救命,同楼的保姆秦桂贞赶去救护,还受了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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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借送腊肉之机初见毛泽东

1937年8月,江青来到延安,并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艺名“蓝苹”的江青当时属于比较知名的左翼文化人,尤其是作为奔赴延安的第一位比较著名的明星,在延安还是受到比较热情的欢迎的。

据当时担任毛泽东机要秘书的叶子龙回忆,洛川会议结束的当天傍晚,他到院子外散步时遇见肖劲光、朱仲芷夫妇和一个青年女子在一起交谈。肖劲光和叶子龙都是湖南老乡,早在江西苏区就很熟悉。

肖劲光为叶子龙介绍说:“她叫李云鹤,艺名蓝苹,是从上海来的进步青年,可是个电影明星哩,今天到的,准备去延安参加革命工作。”这时,蓝苹很大方很主动地与叶子龙握手问候。

第二天,中央和军委领导同志分别乘车回延安,江青穿一件浅蓝色旗袍,很显眼地坐在车厢里,搭便车同行。朴素大方的装束,窈窕的身材,俊美的容貌,灵动的眼神,蓝苹给予毛泽东的第一印象应该是美好的。而毛泽东颀长的身材,儒雅的风度,幽默的谈吐,对于向往革命改变人生的蓝苹来说,也是具有心灵震撼力的。

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蓝苹”为自己起了新的名字—-江青,应该是寓意此后人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吧。到延安后,此后,按照组织要求,新到延安的革命青年需要填写个人自传材料,她也署名“江青”。

江青与毛见第一面的居中搭线人,是一位名叫朱仲芷的女子。

朱仲芷、朱仲丽姐妹之父朱剑凡是湖南长沙人,曾经资助进步青年创办文化书社,与毛泽东有深厚交谊。来延安之前,朱家做好了湖南腊肉,让女儿捎给毛泽东。到延安第二天,朱仲芷给毛泽东送腊肉,蓝苹要求一起去。

据朱仲丽转述的朱仲芷回忆:“江青跟我一块儿去的,也真见到了毛主席。可那天毛主席正好谈完话,在院子里踱步想问题,只和我们谈了几句话,没有请我和江青进窑洞里坐。我不敢多打扰,就把江青带回来了。”

这次拜访时间很短,在江青与毛泽东的情感进程中有何影响不得而知。但是,几天同行交往,江青给朱仲芷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25岁,好精干的人。”朱仲芷对江青的这个印象评价,应该是比较中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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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席就是通过艺术认识我的”

江青能够在延安立得住脚,并且最终走进毛的生活,同乡康生在后来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康生、陈云乘坐苏联运输机,从莫斯科经迪化(乌鲁木齐)、兰州降落延安。1938年3月,与江青有同乡之谊的康生接替罗迈(李维汉)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康生与江青在延安相见都有他乡遇故知之感。

这时,康生除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外,还是负责保卫工作的社会部长,他的夫人曹轶欧担任中央党校干部处处长。中央社会部在离延安城西北八公里外的枣园村。

康生后来请江青到枣园玩,按组织程度与纪律讲,这是很特殊的。康生曾立有严格的规定,未经许可,任何人从中央社会部的门口过都不行。不过,康生对同乡江青显然另眼相看。时过不久,康生就将江青从鲁艺调到中央党校学习,专门组织了一个小班,有江青、张茹之等五六个女同学。这个班直接由曹轶欧管。

当时延安文艺演出活动非常频繁,鲁艺戏剧系承担着主要任务,江青又一度活跃在延安文艺舞台上。

1938年7月,建党纪念日和抗战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延安组织“抗战戏剧节”。鲁艺一连排练了三个现代戏:京剧《松花江》、话剧《流寇队长》、歌剧《农村曲》。排练《流寇队长》时,江青主动挑选一个绰号“大红鞋”的农村暗娼角色。

7月7日,延安举行纪念抗战周年大会,上午各界群众冒雨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毛泽东作报告,下午进行文艺演出,压轴戏为《松花江》。正式演出时,康生请毛泽东一起来看戏。坐在前排,康生频频鼓掌叫好。演出完毕时毛泽东和康生到后台接见演员,当然特别接见了江青。

“主席就是通过艺术认识我的。”“文革”初期,江青在钓鱼台国宾馆看电影时,曾颇为得意地对秘书说。

据江青后来介绍,毛曾亲自找她出来,送给她一张他将在马列学院作报告的入场券。而据一直跟随在毛身边的叶子龙回忆,“有一天,江青找到我,把两张戏票塞到我手里,说是请主席看戏,要我也去。我把票交给毛泽东,他真的去看了,是江青主演的平剧《打渔杀家》”。这个《打渔杀家》,就是1938年7月为纪念抗战一周年,鲁艺演出的新编京剧《松花江》,部分回忆文章中又称《松花江上》。

同普通人一样,江青与毛泽东的恋爱经过,同样是温馨和浪漫的,只是具体经过也许会成为永远的个人隐私与历史秘密了……

(四)“不走了,好嘛,有地方住”

延安虽然不大,新来的进步女青年江青想要接近毛主席,也并非易事。事实上,没有同乡康生的关照,江青应该也没有这个想法,更无法进入毛的住地。

至于康生为什么这样安排,这从他后来同别人讲的话中或可见一斑。

康生说:在中国要搞好社会关系,建立友谊,有两个法宝:一是教书,当教员,可供桃李满天下。中国人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学生自然要拥护你,不像苏联人师生关系淡薄。二是当月下佬,为他人介绍老婆。

江青后来讲,康生曾找她谈话,说:主席一个人,生活上没有人照顾,你去关心关心。

此时,由于“吴光伟事件”的影响,毛的夫人贺子珍已到西安、新疆,准备去苏联。尽管毛做了多次工作,但执拗的贺子珍执意不回来。甚至有人悄悄告诉她,小心别人抄了你的老家。她也不管,仍要去苏联治病。

江青第一次到毛那儿时,毛望着她说:“你来能有什么帮助?”

“我可以管生活、家务。”

“你能负担得起吗?”毛又问。

“能,试试看。”说完,她就帮助主席打扫屋子,把桌面收拾干净、整齐。收拾床铺时,不仅将床单扫净,连褥子都扫净,重新铺了。这些事此前都是警卫员做,他们都是来自农村的毛头小子,心没那么细,自然打扫不了这么干净。

这一次,毛没有留江青吃饭,她也比较拘谨,干完活就走了。

过了两三天,江青又去了,主席的屋子经过几天又乱了。她仔仔细细地打扫一番。之后,见主席衣服的胳膊肘破了,主动说:“我给你缝缝吧。”这次主席说:走这么远的路。留她吃了饭,才走的。

当时毛住在北门内凤凰山麓的李家窑洞。中央党校在延安城东北五公里处桥儿沟镇。

据警卫员蒋泽民回忆:“江青对毛泽东很关心,照顾得也还周到。毛泽东工作累了,放下手中的笔靠在藤椅上休息时,江青立即给毛泽东点支烟,放在他手里,然后打开留声机,放一段乐曲。在那动听的像小河流水一样清清流放的音乐中,毛泽东很快消除了疲劳,又继续挥毫疾书。有时候,江青也给毛泽东唱段京戏,她的唱腔不错,毛泽东微笑着听着,欣赏着。”“江青初到杨家岭时,晚饭后经常陪毛泽东散步,我们警卫战士远远跟随,保卫他们的安全。

不知从何时起,江青就住下不走了。主席说:“不走了,好嘛,有地方住。”

当时主席住着三间石窑洞,左边是书报室,中间是会客室,右边是主席的办公室和寝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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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老子就要同她结婚,谁管得了,后天就结”

江青经常到主席那儿的消息很快传开了。大家议论纷纷,多有微词。

中央党校的学员们集体签名给党中央写信,坚决反对主席与江青结婚。上海市委也打来电报反对此婚事。当时在党校学习的人不少都是从白区来的,认为江青是演员,多次婚变发表于报端。而且她在狱中的表现,如何出狱的,也不能完全解释清楚。中央党校的学员们写了两次信,要求时任中央书记张闻天转给毛。

作为留学生,张闻天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本不愿干涉私人生活。中央党校的学生见写信不奏效,又派代表来见张闻天,说:这不是私人的事情。中国和西方的习俗不一样,在中国,领导人的婚姻必然影响到政治。一定要张闻天向主席转达大家的意见。不得已,张闻天挑了一封口气较缓和的信,并附了一封自己写的信转交主席。

当时,延安整风运动前,毛泽东还不是党的最高领导者,但却是延安最有个性、最有思想、最有魅力的领导人。在恋爱婚姻问题上,他信奉绝对的恋爱中心主义,特立独行,敢作敢当。综观毛泽东的几次婚姻,除了少年时期父母包办的一场有名无实的婚姻之外,他始终不渝地实践着自己的恋爱婚姻主张。他与杨开慧的结合是这样,与贺子珍的结合是这样。这一次,与江青的结合也是这样……

张闻天拿来的信在毛那里激起了巨大的波澜。据一些老同志回忆,在看到张闻天拿来的信后,毛把桌子一拍,老子就要同她结婚,谁管得了,后天就结。

就这样,一怒之下的毛泽东决定和江青正式结婚。

不久,由毛设宴款待大家。请了许多人,唯独没请张闻天夫妇,就是因为张闻天转了那封信。

1938年底,贺龙从山西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去看望毛泽东。走进窑洞时,正遇上江青从里面走出来。江青面带微笑,点头示意。贺龙不认识江青,故意没跟她打招呼。不过,他早已听说毛泽东与江青结婚的喜事,心中猜想应该就是毛泽东的新婚妻子。贺龙见到毛泽东,故作惊奇地问道:“刚才走出去的是个什么人?”

毛泽东知道老战友明知故问,应道:“你这个问题问得很毒呀!”

贺龙哈哈大笑道:“主席家里走出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我为什么不能问?”

毛泽东也大笑起来:“怎么,想喝酒啦?好啊,我请客!”

这样,因为贺龙的吆喝,毛泽东又补请了一次客。席间,毛泽东让江青以夫人身份参加,招呼老伙计们吃菜,喝酒,抽烟。

后来,面对中央领导对毛与江青婚事的质疑,贺龙曾大吼说:“堂堂一个大主席,讨个女人有什么了不起,谁再议论我枪毙了他!”也显示了贺龙率性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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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江青也曾是贤妻良母

坊间一度曾有传闻,说江青同毛结婚时中央有一个决定,不让她参加政治生活。据事后了解,实际上根本没有这件事。第一,中央不可能通过这么一个东西,果真如此的话,依毛的个性也不可能同意!

时任组织部长和政治局委员的陈云后来回忆,他曾经以组织部长的名义找江青谈过一次话,说主席人家有老婆,并未离婚,你要注意啦。江青便告诉了毛,主席就打电话给陈云,说你这个组织部长竟然管到我家里的事情来了。这时毛泽东已经同江青结婚了。

1939年3月底,经过长征的老大姐刘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次日就去拜访毛泽东。刘英与毛泽东同是湖南老乡,当初是和贺子珍一起到苏联的。江青知道刘英肯定要和毛泽东说一些自己不便旁听的话,安排好茶水后就悄悄地回避了。

刘英向毛泽东介绍了贺子珍在苏联的情况,不掩饰自己对贺子珍的怜惜态度。“她18岁在永新城偶遇毛,两人一见倾心,她就离开父母跟着毛上了井冈山。她文化素养确实低些,连着生孩子,也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脾气也不大好,常常干扰毛,有时争吵起来贺子珍还忍不住动手。所以在他们的婚姻上,我觉得两人确实不大般配。”

看着毛满意的神色。刘英顺势说道:“你身边确实需要有人照顾。你同贺子珍也实在合不来。”听刘英这样说,毛泽东很高兴,一拍大腿,连声说道:“刘英同志,你才是真正理解我的人啊!这事不少老同志反对哩,你要给我做解释,做宣传!”

1939年12月,曾志从白区地下工作前线辗转赴延安马列学院学习,专程拜访毛泽东。老战友见面分外亲切,毛泽东招待晚饭,江青参加。多年后,曾志回忆:“三人共进晚餐,席间,江青没吃几口就跑出去呕吐,我才明白她为何显得那么无精打采,原来怀孕了。主席赶快举着灯去给她照明,又端水给她漱口,还轻轻地为她捶背,看得出主席很疼她”。

陕北窑洞,冬暖夏凉。战争环境,生活简朴。这个时期的江青几乎完全放弃社会活动,扮演家庭主妇,陪伴毛泽东左右,享受着平凡而温馨的日常人伦。

伙食由机关食堂料理,但江青会亲自到食堂里与厨师商量,如何把菜做得更有辣味,在晚间能为毛泽东端上一份夜宵。经年都没拆洗的衣被,江青带领勤务员拿到延河里去清洗。破损的衣袖领口,江青用细密的针脚缝补起来。

从来都不修边幅的毛泽东,慢慢地因为江青而有所改变。冬季来临之前,江青赶着编织一套厚厚的毛线衣裤。忙完家务琐碎,江青静静地坐在毛泽东宽大的书桌边,偶尔帮助誊抄文稿。送上一杯热茶,递上一根香烟,播放一段乐曲,夜深人静,温暖的窑洞里洋溢着甜蜜的亲情与爱情。

平常的日子里,江青除了照料毛泽东的生活起居,还帮助警卫战士识字学文化。遇上毛泽东清闲的时候,三五客人聚在窑洞里玩扑克,打麻将,江青也会奉陪娱乐。偶尔参加周末交际舞会,江青的舞姿是优雅的,活跃的。

苏联塔斯社记者兼共产国际驻延安观察员的彼得·弗拉基米罗夫曾在日记里记下对江青比较深刻的印象。她总是那么和蔼健谈,喜欢骑马,喜欢读书,对世界文学名著涉猎广泛。

1940年江青在中央医院生了李讷。不久,她就把输卵管结扎了。江青本姓李,因而女儿也随她姓李。

江青曾数次流产,这是她生下的第一个孩子,也是唯一的孩子。对于47岁的毛泽东来说,女儿的降临,带给他特别的喜悦。此前他与杨开慧的婚姻中生过三个孩子,与贺子珍的婚姻中生过六个孩子,但是养大成人的只有毛岸英、毛岸青和李敏(娇娇),并且当时没有一个在身边。这个孩子是在相对安宁的环境下生养的,毛泽东对其疼爱有加,为其取名李讷,与姐姐的名字合在一起,寓意“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

江青生产时,毛泽东亲自到医院看望并陪伴。回家后,毛泽东特地请中央医院护士参与照料。

江青在哺乳期中,非常注意请教护理人员,精心为孩子编织衣物,让孩子很少啼哭,始终保持洁净、清爽、天真烂漫的状态。逗弄孩子,成了毛泽东工作之余最大的快乐。待到孩子周岁以后,可以自己走路了,毛泽东凡是参加轻松愉快的交往活动,都要带上天使般可爱的小女儿李讷,为延安革命队伍里的高层社交平添一份祥和与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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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在十里洋场养成的作风逐渐显露

平心而论,延安时期的江青,作为主席夫人的形象是美好的,各方面的表现也是拘谨严己的,在公开场合很少露面,也未露峥嵘,顶多就是提出要买些东西。在这方面,她的生活习惯确和毛主席不一样。

毛泽东感情深处始终有一种恋旧的倾向。凡使用惯了的东西,无论衣帽被褥笔墨烟具,除非不得已,轻易不肯换。而江青作为一个在沾染过上海滩奢靡习气的明星,性格上还是有挑剔与虚荣的一面的。在条件稍好时,就表现得犹为明显。

曾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师哲回忆,“江青说她身体不好,要穿皮衣、皮裤,而且必须是宁夏出产的滩羊羔皮。当时,宁夏是马鸿逵统治的天下,如到宁夏买东西都动用了保安处的外勤。她要吃阿胶,通过关系到山东买了,经过香港、重庆的办事处才运到延安。”

兴师动众,劳马舟车,江青本人不一定知道购置这些名贵物品的路途艰难,毛泽东甚至不知道身边同志有过这些行为,但是当江青穿着这些衣物时,越来越拉大他们夫妻之间的心理距离。毛泽东曾一再生气地批评她说:“你就是改不了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应邀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从1945年8月28日至10月11日,谈判持续43天,进行得很艰难。江青当然知道毛泽东此行风险很大,自己有责任与丈夫患难与共,在征得毛泽东和中央有关方面同意下,以医治牙病为由,携幼女飞往重庆。尽管她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与毛泽东分开下榻,但可以在危难时刻与丈夫靠得更近,也显示了江青的另一面。

3个月后,即1946年1月29日,江青搭乘周恩来工作飞机,再次飞往重庆,并且花费颇巨。账务报销时,需要从中央特会科的特别经费中开支,师哲坚持要江青说清楚开支项目,钱是怎么花的,与江青发生激烈争执。江青表示愿意自己承担这笔开支,用边币兑换法币。师哲不同意,一怒之下掀翻了桌子,拂袖而去。毛泽东就坐在隔壁窑洞里,听到争吵后起身到窑洞外来回走动,始终没有做声。后来是毛岸英过来收拾了房间,打了圆场。

毛岸英是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孩子,1945年12月,由斯大林安排,随两位苏联医学专家专程从莫斯科飞回延安。江青待他如同己出,毛泽东非常欣慰。

毛泽东最讨厌江青骂他“土气”、“土包子”,江青最不能忍受毛泽东怒斥她“滚出去”、“资产阶级作风”。

随着在毛身边日久,江青在一些事情上也会拿出当年在上海十里洋场养成的作风,撒泼要挟。据当时在毛泽东、周恩来身边的警卫副官龙飞虎回忆,1947年3月国民党军进逼延安时,毛泽东坚持到最后才肯走。江青便跑去闹,要求马上离开。毛泽东开始和颜悦色反复说不要紧,而江青却大哭起来说什么:

“你当然不着急,到了紧急关头,有人会抬着你跑!谁管我们啊!”

毛泽东气得吼起来,把桌上的缸子都摔到地上,怒斥说:“滚!给我马上滚!”

尽管如此,中共中央撤离延安时,江青仍坚决要求与毛泽东在一起。行军路上,风餐露宿,道路泥泞,大部分时间借住在老乡家里,江青身上染上了虱子和跳蚤,也没有怨言。大敌当前,江青坚持夫唱妻随,是“坚持留下来的唯一女同志”,也是事实。

文/花千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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