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国门洞开，各种主义学说滚滚而来。中国人原本不知道普世价值的含金量，是国际红十字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用具体的行为作出示范、启蒙。普世价值不事张扬，不出售任何理论，甚至也没有给出标准答案。

一百年前，就在清末向民国过渡的时候，红十字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同时在中国生根发芽，开枝散叶，给中国人带来了与传统慈善机构很不相同的现场感受。前者随战争而来，主办者以华人居多，主旨在于“救人”；后者随文明而来，主办者以洋人居多，主旨在于“济世”。

国际红十字会的创始人杜南，本身是瑞士著名银行家，也是第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无论财富还是名声都算得上欧洲翘楚。但由于无尽的金钱捐助和精力奉献，杜南最后竟破产潦倒，当1895年欧洲人重新记起他的时候，发现他蜗居在一座叫海登的小镇里，已经沦为养老院中一名孤苦无依的病人。

　　有鉴于此，洛克菲勒家族注资1亿美元，成立一个立场和方式都和前人不同的慈善组织。其章程开宗明义，“不作个人的接济”，而是尽力于”促进全人类的安康”。

　　民国年间，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逐次铺展的各项投资，由医学而农学，由自然科学而社会科学，由象牙之塔而乡村建设，也正是西方主流社会对世界和中国加深认识的一个投影。

　　洛氏基金会让中国触摸到了一个精彩而善意的西方，并为中国培养了诸多医学、农学、遗传学、植物学、人类学、考古学人才。从1916年到1947年的30年间，对中国给予巨量捐赠，其中仅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一个项目就达到4465万美元。

与洛克菲勒基金会风格不同的是，国际红十字会从未主动进入中国。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官员惊讶地发现，有一群身穿白底红十字图案制服的日本人在战地不仅救护日军，还救护清兵；不仅帮助死伤的军人，还救济逃难的平民。后来他们得知，这群人达10万之众，都属于一个叫“赤十字社”的团体，是国际红十字联合会在日本的分支机构，承担着中立、独立和人道主义的战场救护工作。

　　由此，这个著名的国际组织及其《日内瓦公约》开始进入中国人的视野。6年以后的庚子事变中，便有中国本地的慈善团体打着红十字旗号进入战区，进行难民的撤离工作，得到了侵华八国联军的尊重。由是，对红十字会人道主义原则的理解和敬重，开始渐渐在清廷和国人心中扎下根来。

　　1904年，日本、沙俄争雄于中国东北，无能的清政府竟然对这场发生于自家境内的战争保持中立。但是朝廷私下仍循地方官之请，试图救济旅顺等地的难民，却被俄军拒绝。如此，中国只有组织国际公认的红十字组织方能进入战地。在英、法等国的支持下，由上海著名绅商沈敦和主持，传教士李提摩太赞助，“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这是中国正式投入红十字运动的开始。

　　1910年，清政府的“大清红十字会”成立。不过由于内部意见分歧较大，直到清廷倒台，该团体也没正式运作过。辛亥革命爆发后，沈敦和迅速改编原有组织，称为“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并以此名义派遣救护队赴武昌、南京等战场救死扶伤。同时清政府也将改名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团体作主干，同样派遣救护队参与战场救助事宜。上海红会得到了南京临时政府的承认，而清政府自然将北京红会作正统，一下子中国境内出现了人称“沪会”和“京会”的红十字会“双包案”。

　　上海总办事处有能力和北京（南京）总会抗衡，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其卓越的筹款能力。由于沪会的负责人如沈敦和等本身就是大富商，且以身作则，乐善好施，具有很强的人脉和号召力。在他的影响下，各地富商及商会公所的善捐络绎不绝。沈敦和也一心和国际红十字运动宣扬的普世价值接轨，从1912年开始就以人道主义为大纲，“不涉宗教，不涉党派”，只从理念上由“上古圣人”讲到“儒释耶回”，“一言贯之，仁爱而已矣”。

　　中国红会的京沪对垒，到1934年才因国民政府对之强行改组而宣告结束，该会也正式定名为“中华民国红十字会”。

随着经济发展的加速，城市吞并乡村是必然结果，流民也随之增加，其中很多贫病交加者亟须救助，这是政府一时无法解决的新难题。于是从唐代开始，佛教徒及其寺庙就开始设置专门机构，对城市流民进行救济，其募款诉求，当然是以佛家的因果报应、积德有福做由头。所以我们也不难理解，在1000余年的熏陶下，民国初年的民众为何对于“捐款结缘，好人好报”的宣传会如此趋之若鹜。在这种文化背景和心理背景下，具有道院性质的慈善机构“世界红卍字会”诞生了。

　　道院和红卍字会这种粹然中正、宽宏圆通的传教理念一开始便得到了广大富商地主乃至士大夫阶层的欢迎。王芝祥、熊希龄等民国初年的头面人物都是道院成员，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钱能训，是红字会中华总会的终身会长。

　　世界红十字会明确规定：“收支各种慈善款项，应随时分别公布，以昭信用。”其方式主要是发行“征信录”，即向社会公开的账目。哪个机关向公众征募了经费去开办公益事业，到了年度结束或是事业结束的时候，就应该把收支总账及事业成绩开列出来，分送捐款的各家，做一个交代。这就是征信录的来历。

　　各地的红会会长往往是捐款的倡导者、组织者，会长不但不能领取薪水，还要带头出款，因而会长地位是自然形成的，无人觊觎——绝不是一个官职。每当需要救济时，会长召集临时会员大会，提出方案。会员自认，临时筹集，专款专用。每一事情结束即行结算，并公布账目。世界红卍字会将收入款项内的5%作为基金，非经代表大会不得挪用。每届月终时将一月内收支款项及办事实况公开宣布，实现财务公开化、透明化。

由此可见：普世价值并不复杂，它是超越地域、宗教、国家、民族等局限，基于人类良知与理性的价值观念。国际红十字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不约而同地告诉我们，普世价值就是无限价值，没有一种衡器能标出它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