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发火了,然后沉痛地说:我对不起朋友!

大家肯定都知道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发表那篇著名的抗战宣言:“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不过,这篇宣言可不是蒋介石自己写的,真正的作者是陈布雷。

周恩来发火了,然后沉痛地说:我对不起朋友!
陈布雷

陈布雷的身份是蒋介石的第一秘书,被誉为“领袖文胆”、“总裁智囊”,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蒋介石发表的绝大多数文章,都是由他执笔的,抗战期间国民政府那些鼓舞人心的宣言、文章,也都是出自他的笔下。

陈布雷自1927年被蒋介石三顾茅庐请出来,到1948年自杀身亡,辅佐蒋介石长达21年的时间,一直都是蒋介石身边的第一秘书、第一心腹。

谁能想得到,这样的人在自杀前,竟然把自己的子女托付给了“敌方阵营”的周恩来。

那是1947年3月初的一天傍晚,陈布雷叫上副官居亦侨,乘车秘密来到了周恩来在南京的驻地梅园新村17号。到了楼下后,陈布雷对居亦侨说:“你在楼下会客室等着。”然后自己一个人上了楼。

陈布雷虽然久闻周恩来的大名,但接触的时间并不长,直到1945年重庆谈判时,陈布雷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才与周恩来有了一些接触,并迅速被他的巨大魅力所折服。

而周恩来也对他闻名已久,尊敬有加,因为陈布雷生性正直,清廉自守,虽然久在国民党阵营,却出淤泥而不染,从不以权谋私,深得国共两党的尊敬。(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老蒋还是很有可取之处的,他很喜欢清廉正直的人,除了陈布雷,还有陈诚、张治中,都被赏识并重用。)

在谈判中,周恩来曾托人转告他说:“对布雷先生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但希望他的笔不要只为一个人服务,而要为全中国四万万同胞服务。”

因此,两个人其实是互相尊重的。这次陈布雷在国共和谈已破裂、剑拔弩张的时刻,突然来登门拜访周恩来,自然有着非常重要的目的。

据时任蒋介石侍从室侍从副官居亦侨回忆,陈布雷在楼上跟周恩来谈了两个多小时,下楼后,两人又走到花园里,坐了很长时间。

两人出来后,临上车前,陈布雷又跟周恩来紧紧地握了一下手,周恩来说:“你的事我去办,你放心。”

陈布雷也说:“希望周先生再来,再来南京。”

周恩来发火了,然后沉痛地说:我对不起朋友!
陈琏和袁永熙结婚照

居亦侨出于谨慎,没有问陈布雷此行的目的,但陈布雷早已看出了他的心思,淡淡地说:“此行我为私,而非为公。”

直到很多年后,居亦侨才知道,原来陈布雷此行,是在向周恩来托孤。因为陈布雷最小的儿子陈砾、最小的女儿陈琏、女婿袁永熙都秘密加入了共产党,陈布雷深知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影响力,自己的孩子投奔到共产党的阵营,难免会受到一些牵连,所以才来请求周恩来对他们多加照顾。

1948年11月13日,已无牵挂的陈布雷在家中服用了大量安眠药,再也没有醒过来。

他的小女儿陈琏在建国后担任共青团中央少儿部部长,然而在那个政治运动不断的疯狂岁月,她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牵连和冲击。

1957年,曾担任过清华大学党委第一书记、换届后还是党委常委的袁永熙(陈琏的丈夫),突然被宣布为“右派分子”,并被当作“右派分子进攻党的内应”进行批斗,还上了《人民日报》。陈琏迫于组织压力与其离婚。1962年8月陈琏离京赴上海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文教处处长。

1966年陈琏陷入了空前的迷惘。全党大乱,全国大乱。

她的感情,她的良知,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这么狂暴的政治动乱;可是,这一切都是党的决议,是领袖的号召;她一向自觉恪守的党性原则和组织纪律性,迫使她不得不逆来顺受,去努力领会上级意图,使自己不致在新的革命运动中掉队。

这时,陈琏得到偶然的机会去了一趟北京。她把自己满肚子疑问向老战友倾诉,寻求解答,可是,谁也说不清楚,谁的心里都闷着一大堆问题。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团中央大院。变了,完全变了。绑在槐树上的高音喇叭尖叫着,原先整洁的杏黄色墙上,糊满了大字报,院子里人头攒动,胡耀邦、胡克实、王伟……一大串人挂着黑牌子,从窗户里像抓小鸡似的被红卫兵提出来,强按下头,在请罪示众……熟悉的楼房,熟悉的院子,熟悉的人,她曾在这儿生活了十年,可是,眼前的大院一切都变得非常陌生了,她好像从来没有来过这里。她闭上眼睛不愿多看,含着眼泪急匆匆离开这里,也离开了同样乱哄哄的北京。

上海,是风暴的发难之地,华东局机关又是这场风暴的重灾区,运动初期,几位领导人一个个先后都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反动文人……批斗会一个接着一个,一天安排好几场,机关礼堂的利用率从来没有这样高过。这个二三百人的机关,运动中自杀死亡的即有十余人。几乎所有在地下秘密组织中活动过的党员干部,都受到隔离审查,几乎所有坐过国民党监牢的人,都被打成为“叛徒”。

厄运,难以逃避的厄运,已经悄悄向陈琏袭来……

周恩来发火了,然后沉痛地说:我对不起朋友!
晚年周恩来

1967年4月,华东局机关便将陈琏列为重点审查对象,并派出专人去外地调查她的历史。9月,又一批人员出差为她的问题外出取证。陈琏还蒙在鼓里,对此竟无察觉。社会上一个个叛徒被揪了出来,她对自己的问题处之泰然。她的姐姐担心地问她:“这回,他们会查你被捕的问题吗?”她说:“我的被捕早有结论,出狱时什么手续也没有办。小袁这回可能要遇到麻烦了。我没有事儿!”

陈琏说得不错。在她的档案里,有中央青委组织部1949年6月24日的正式结论,明明白白写着:“陈琏被捕后由家庭保释,狱中没有暴露组织,出狱时未办手续,出狱后积极寻找组织,来北平后积极工作——同意恢复她的党籍。”

白纸黑字红印,一切清清楚楚。

但是,非常时期的掌权者们,对此不屑一顾,他们千方百计去获取罪证,不惜逼供和歪曲事实。对陈琏的审查和外调,渐渐在机关里传了开来,必泓(陈琏的女儿)听到流言,问了妈妈,母女间有过一次痛苦的交谈,此后,本来沉默寡言的她,便更加忧郁沉闷了。她不能不为此做一些思想准备,儿子已经16岁了,也与他谈谈吧。她找到必大,问他:

“你听说妈妈的什么事了吗?”

必大茫然,不知所措地摇摇头,心中一阵恐慌。又有什么祸事要临头了!

“你姐姐已经问过我了……”她深情地望了儿子一眼,“你不想知道吗?”

“是不是关于陈布雷?”必大嗫嚅着,很不情愿地问了妈妈一句。

“唉——”陈琏长叹一声。她原以为儿子会一句句问下去,谁料到他却竭力躲闪。他没有打算向妈妈提问,触动她的伤心处;倒是他像在被审问似的。

儿子不愿多说话,又过了好一阵子,妈妈终于把心事告诉了自己的儿子:

“我被捕前后的表现,1949年组织上早已审查过,都做了结论。这次文化大革命还要再审查,我们应该愉快接受……你要相信妈妈会老老实实地把问题讲清楚,你也要相信妈妈是对得起党,是问心无愧的……”说到这里,她激动得说不下去了,待稍定了定神,又字斟句酌地对儿子说,“要记住,万一有人说妈妈有什么问题,你们也要有思想准备,要相信组织上最终会把问题搞清楚。有一条你们不能动摇:不管妈妈有没有问题,有什么样的问题,你们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

陈琏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神态亲切又平静,口气和缓而深沉。她在思考,自己的事谁知道将来会有个什么样的说法呢?得让孩子事先有个思想准备。

妈妈的话,使儿子不寒而栗,似乎预感到了一场灾难即将来临。

这期间,有人从图书馆的旧报纸堆里翻出陈布雷逝世时的报导,发现了蒋介石接见陈布雷家属的消息,找到了陈琏戴孝的照片……

这些,都成了能置她于死地的“重磅炸弹”,当时的报刊都一再这么宣扬,说“文革”是共产党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那么,曾经身受蒋介石恩泽的人,竟成了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在这场运动中,不把这种人揪出来,更待何时?

目标准确,弹药齐备。1967年11月17日,终于正式揭开了批斗陈琏的序幕,专门为她召开了宣传部的全体大会,勒令她当众交代:是怎样向反动老子屈膝投降,变节自首的?受到蒋介石接见时,他对你下过什么指示?为什么在这之后仅一个多月,你就匆忙进入解放区?到底是如何混进革命队伍的……

冠冕堂皇的言词掩盖着卑鄙肮脏的阴谋,妖雾弥漫,大难临头……

因不堪斗争折磨,也为了自证清白,她于1967年11月19日跳楼自杀,年仅48岁。

周恩来得知陈琏自杀身亡的消息后,少见地发了火,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沉痛地说:“我对不起朋友!”但是他也只能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发火,当时他的处境也是自身难保了。

附录:

陈琏(1919.10.13-1967.11.19),陈布雷最小的女儿。陈琏年轻时很激进,她不顾父亲的反对考入杭州高等学堂。由于她对国民党政策不满逐渐接触共产党。1939年7月陈琏加入共产党。同年考入昆明西南联大,1942年赴重庆中央大学。1946年陈琏毕业赴北平贝满中学作教师。1947年8月10日与袁永熙结婚,同年9月24日两人因涉嫌为共产党间谍被捕,解赴南京。在她父亲陈布雷的疏通下,蒋介石准予特赦。

新中国成立后,陈琏任青年团中央委员,但陈琏的丈夫袁永熙却屡遭打击。1956年袁永熙被错划为右派。妻子陈琏迫于组织压力与其离婚。1962年8月陈琏离京赴上海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文教处处长。1967年,陈琏在文革风暴中自杀身亡。1979年3月21日,中共上海市委为陈琏举行了平反昭雪大会。胡耀邦称其为”家庭叛逆,女中英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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