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安事变中，杨虎城是张学良的亲密合作者。张学良的口述史及其相关档案资料一一揭开，杨虎城是人们注意的重点之一。结果，发现的部分新资料，有助于西安事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陪衬？主角？　　

1956年12月，蒋命张学良回忆西安事变时，曾特别指问杨的情况。当时，张学良的回答是：“平心而论，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但是，到了上一世纪90年代，在回答张之丙姐妹的访谈时，张学良却说：“西安事变就是杨虎城，当然我们两个人，那是杨虎城不平啊。”又说：“那西安事变……那可以说他是主角哇，不过名义是我，我是主角了。当然由我负责任。”从“陪衬”到“主角”，反映出张学良晚年对杨虎城在事变中的作用有新的估计。　

根据张学良所写《西安事变反省录》，在事变前，杨虎城曾两次向张学良进言，希望张对蒋介石有所行动。　　

第一次在1935年。当年10月初，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一一○师何立中部自延安回防甘泉途中，在大小崂山受到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部伏击，全军覆没，何立中等被击毙。同月2日，蒋介石在西安建立剿匪总司令部，蒋自任司令，以张学良为副。10月9日，蒋、张命杨虎城以所部主力在宜川、洛川一线设防，阻止红军向南发展。当时，杨虎城已对“剿共”持消极态度。他向张学良陈述，无钱又无补给，并且发牢骚说：“剿匪”等于“无期徒刑”。“以中央军之数量，东北军之精锐，皆未能消除共匪，区区如彼之军队，能何为乎？”同年11月，东北军第五十七军一○九师牛元峰部在陕北直罗镇受到为毛泽东指挥的红军围攻，被俘5300人，缴枪3500余支。这两支部队先后被歼，编制也就失去，蒋介石并不从兵员、财政上给予补充。张学良觉得这是蒋介石借剿共消灭异己，曾向杨虎城透露“倦于剿匪”的心情。杨虎城所部在“剿匪”中也受到过相当损失，同样得不到补充，对蒋介石也有怨气。1936年3月，高崇民等在西安出版题名《活路》的小册子，提倡东北人与西北人合作，联合抗日。杨虎城同意高的主张，便向张学良建议：向蒋公进言，停止剿匪，团结抗日，节省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消耗。
　　第二次在1936年12月初。当年11月，蒋介石飞抵洛阳，进一步策划“剿共”。张学良于12月2日只身飞洛，向蒋介石进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要求释放上海救国会七君子。双方发生尖锐冲突。张指责蒋“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蒋严厉表示：“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匪不剿完，决不抗日。”在阅兵时，蒋甚至声色俱厉地声称：“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蒋的顽固态度使张学良“有如凉水浇头”，对蒋绝望。回到西安后谈起有关情况，向杨问计，有何方法可以停止内战。杨在张立誓抗日后，对张称：“待蒋来西安时，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杨的这一想法，已经包含了武力扣蒋的内容，可以说，西安事变的计划已经成形。后来的西安事变基本上是按照杨的这一思路发动的。　　

对杨虎城的建议，张学良的最初反应是“愕然”，可见，此前他从未有过类似的念头。直到张学良向蒋介石进言，一再碰钉子之后，才采纳杨议，“决行强谏劫持之谋”。在《西安事变反省录》中，张学良称：假如自己当时与何成浚或张群共处，就不会有西安事变发生。可见，杨虎城“造谋”的重大作用。张学良晚年之所以称杨为西安事变“主角”，当是基于这一考虑。

二：杨虎城的“小家伙们”　　

“挟天子以令诸侯”虽出自杨虎城之口，但是，张学良认为杨虎城出身草莽，不会懂得这一历史掌故，因此，在1957年所写《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一文中，又进一步补充说：在另一方面，我西安剿匪一位重要的伙伴——陕西绥靖主任杨虎城将军……他非常热衷抗日而不愿剿匪。

这是由于他有两种心情：一为保存实力，一为趋向时髦。我们两个人虽非故交，短时间却结为好友，彼此间无话不说，无事不谈。在当时，他已竟(经)被共匪渗透，是利用他另作一个角色——关于这个问题，我并没有确实的证据(我写这篇文字，尽力的十分忠实，除非我记忆上小有差错。我准备任何人向我挑战……)现在我已晓得，中共的重要干部，他的伪大使王炳南，当时是在杨的幕中。我在洛阳归返西安之后，同杨虎城相谈之下，彼此大发牢骚。

某一日，又谈这个问题时，我问计于他，他沉吟了一下说：“我那些小家伙们(这是指他的智囊团)倒有一个计策，等待蒋委员长来西安时，我们不使他离去，我们来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请注意，他一开口就说“那些小家伙们”，那证明他背后已有人鼓动他，是利用他来推动我、试探我。

根据张学良的这一回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创意者不是杨虎城，而是他的“那些小家伙们”，张学良怕别人不明白，还特别加了一个括弧，说明“小家伙们”就是杨虎城的“智囊团”。这是张学良前此在任何场合都没有谈到过的。

杨虎城的“小家伙们”是哪些人呢？张学良只谈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任波兰大使的王炳南。王的父亲原系杨部高级参谋，与杨私交极好。王在日本、欧洲求学，经费均由杨提供。1936年4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委派王到西安，与杨商谈停战抗日问题。此后，王就住在杨的公馆里。　　

张学良在和张氏姐妹的谈话里，进一步谈到了杨虎城和中共的关系。他说：杨虎城要紧的是王炳南。杨虎城手底下一定比我手底下厉害。不但是文人，还有新城的一个师，差不多都是共产党。他自己实实在在，他的太太是共产党。我判断他的太太就是带着任务来的……就是当年他的政治部主任……那时候在新城，共产党的几个都是女的。　　

王炳南实实在在的名义就是杨虎城的秘书……杨虎城很听他的话。　　

张学良声称，杨虎城“新城的一个师，差不多都是共产党”，显然夸大了，但是，杨虎城的夫人谢葆真确系共产党，在杨军政治部工作。她是在1928年1月，经中共党组织批准，和杨虎城结婚的。　　

杨虎城和中共的关系比张学良所知还要密切。早在1927年冬，杨虎城就要求加入中共。他的部队政工人员中，即有中共党员16人。1928年10月，杨虎城在日本东京期间，中共中央决定批准杨的入党要求，指示东京市委办理，但由于杨很快回国，未能办理相关手续。1934年，杨部警卫团有共产党员200余人。

1935年11月，中共北方局南汉宸委托杨的驻北平代表申伯纯向杨传达中共的《八一宣言》。1935年12月，毛泽东、彭德怀派汪锋携亲笔函件会见杨虎城，商谈联合抗日事宜。同月，中共北方局也派王世英到西安和杨虎城会谈。1936年，毛泽东再派张文彬携函见杨，达成互不侵犯、建立军事联络等三项口头协定。此后，张文彬即以十七路军政治处主任秘书名义长驻杨部。

西安事变前，在杨虎城身边工作的共产党员，除王炳南，张文彬等外，还有米暂沉、宋绮云、王菊人、申伯纯等人。他们都深得杨的信任，参与机密。杨虎城所称“我那些小家伙们”，显指在他身边工作的共产党人。

三：张、杨冲突　　

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载，12月24日夜，“闻杨虎城坚决不主张送余回京，与张争几决裂”。在《西安事变反省录》中，张学良也曾述及：在送蒋离陕问题上，与杨虎城发生歧见，言语急躁，几乎同杨决裂。但是，《反省录》所记，仍觉语焉不详。关于此事，张学良《敬告世人》书有更详细的叙述。　　

张首述杨虎城幕中激烈派的态度及杨所受影响：杨虎城的反对蒋委员长返京，那不是出诸他自己，而是出诸杨的幕中渗透分子煽动杨，说我出卖他。所以当时杨虎城对我说：“你是受了蒋夫人、宋子文、端纳情感诱惑，有反初衷，你犯了温情主义，你是同蒋宋两家有私谊上的关系，可以和平了结。我杨某可是不肯作断头将军的，要干就干到底。　　

张继述本人的“气怒”：　我说：“这样的国家大事，岂是私情问题，我们不顾一切的行动，是为了发动要求蒋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今日已确知抗日前途有着，那么我们还要蛮干下去，必使内战扩大发生，而使蒋委员长失去领导，而走向相反的方向，那才是真的有反初衷呢！你怕死吗？你若是怕死，何必要发动这种大胆的叛变行为？我将只身护送蒋委员长入京，上断头台我一人承当，我决不牵连任何人。”　　

杨、张之间的这一段对话，不见于其他记载，可补西安事变史料之不足。　　

端纳、宋子文、宋美龄等到达西安后，经过谈判，双方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改组行政院等协议，但是，蒋介石只同意以“领袖人格”保证，不肯签字。这样，在放蒋问题上，西安方面就出现分歧。有的人主张继续扣蒋，命蒋在西安发号施令；有的人同意放蒋，但坚持蒋必须签字；还有人则提出，让蒋在西安对全国作广播讲话。从张学良的上述回忆看，杨虎城最初是反对无条件放蒋的，二人的冲突即由此发生，并且迅速激化。　　

张、杨激烈冲突之际，周恩来在场。他劝张“小加休息，容他们会议商讨商讨”。其后，经周恩来说服，杨虎城同意放蒋。关于此，张学良回忆说：“他们的这一番争论，经周恩来一说之下，即为平息。”　　

米暂沉的《杨虎城将军传》称：“一时盛传有杨不同意放蒋的说法”。上述资料证明，张、杨冲突，并非只是“盛传”，而是的的确确发生过的事实。

来源：《炎黄春秋》

附录：王炳南简介

王炳南( 1908.1.1～1988.12.22) ， 陕西乾县人。读中学时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乾县、淳化等地从事建团、建党活动。1929年赴日本留学。1931年转去德国，在德期间先后任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书记，国际反帝大同盟东方部主任，旅欧华侨反帝同盟主席。1935年任中共旅德支部负责人。他创办并主编《明星》杂志，积极宣传反蒋抗日的政治主张，参与领导旅欧华侨中的抗日救亡活动，从事国际联络工作。1936年春，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回国内，到西安做争取西北军杨虎城部第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统战工作。由于他的深入细致的宣传劝说，对杨虎城将军决心联共抗日起到积极作用。他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协助周恩来等做了许多有益工作。同年底任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参与领导西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任上海文化界国际宣传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各界救国会常务委员。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国际宣传组负责人、南方局外事组组长、中共中央南方局候补委员等职。他长期在重庆等地从事抗日救国的国际宣传，同时进行与各国友好人士的联络工作，扩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在国际上的影响。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参加重庆谈判工作，担任毛泽东主席的秘书。随后任中共驻南京代表团外事委员会副书记兼中共代表团发言人，协助周恩来进行扩大中共影响的国际宣传。1947年春随代表团撤到华北解放区，担任中共中央外事组副组长，参与对外政策的制订。1964.3～1975.7，王炳南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

王炳南和关露有一段秘密的爱情，1939年到1945年关露受到时我党重要领带潘汉年策划和安排，打入汪伪政权组织，负责特工工作，为当时党的许多事物搜集了大量的有利情报，由于工作性质的特殊，关露不得不被人们理解为汉奸，关露身边的亲戚和朋友纷纷离她而去。而王炳南和关露还有着许多千丝万缕的联系，这让关露心情好了很多。后来抗战胜利，由于关露已经是公认的汉奸，王炳南当时做为毛泽东的秘书，协助周恩来参加重庆谈判，迫于舆论的压力，还有自私的原因（估计是怕关露特殊的身份影响自己以后的仕途），绝情地与关露分手。后来，关露在1982年3月23日被平反昭雪，但此时她的精神已经崩溃。1982年12月5日，关露吞安眠药自杀。

关露告别人世的时候，身边唯一的陪伴只是一个塑料娃娃。她留下了一个信封，封面上写着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信封里装着王炳南年轻时送给她的照片，照片背面是王炳南写的语句：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在这行字的下面，关露加上了一句诗：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我独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