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晟东:100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并未结束

邵晟东:100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并未结束

纪念新文化运动100周年有感 

作者:邵晟东

一、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背景

新文化运动的开端,一般都认为是在1915年,以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为标志;而其结束时间,则说法不一,但大都认为是在1920年代。如果把新文化运动定义为一种特指的社会运动,那么为之确定起止时间是无可非议的,而且各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不过,要想全面、深刻理解新文化运动,则必须把新文化在中国从萌芽到发展的全过程(不妨称之为广义的新文化运动)纳入视野,并考察其历史背景。

新文化在中国的萌芽,可以追溯到1840年。

鸦片战争的失败催生了中国第一批向西方学习的人。他们及越来越多的后来者在中国与西方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西方的强大与其技术、科学、经济、制度等文化因素有关,并开始学习、引进。

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更多的人觉醒,以致希望革故鼎新的力量敢于尝试改变政治制度。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大批希望革新者转向革命,终于导致清王朝的覆灭。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到新思想、新文化日益增强的巨大作用。

然而,辛亥革命的成功,并未能使中国走上康庄大道。新旧势力的斗争日趋严重,国内外的复杂形势和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终于触发了颇有声势的新文化运动,渐进的成长变为突进的狂飙。

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使共产主义思潮在中国迅猛发展,为新文化运动增加了新的内容。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共产主义及社会主义思潮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影响已经十分突出。

1920年代中后期,军事和政治斗争日益激烈,北伐战争和国民政府成为关注焦点,新文化运动逐渐失去了势头。

不过,从那时直到现在,新文化在中国的发展从未停止过。实际上,近现代以来,所有历史事件背后,都可以看到文化因素的巨大影响;而且不难发现,新文化的影响力在增强。

二、新文化运动的成就和局限

新文化运动取得的最大成就,是打破了传统文化的垄断地位,引进了新的文化因素,为各种文化共存开拓了空间。但是,在新文化自身的建设方面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则存在不少问题,有很大的局限性。

就当年所提倡的科学、民主、新道德和新文学而言,在科学和新文学方面成就比较大,而在民主和新道德方面则问题比较多。

在提倡科学方面,新文化运动最为成功。尽管至今仍有极少数人持反智主义态度,认为科学是“奇技淫巧”,弊大于利;尽管至今有科学素养的人比例还不很高,但总体而言,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中国,科学知识得到迅速传播,科学精神很快取得优势,则是不争的事实。这一点从新式学校及其包含大量科学知识的教材迅速普及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提倡新文学方面,新文化运动也非常成功。新文学很快就风行天下,同时白话文几乎彻底取代了文言文,成为一切书面表达的工具。简化字和汉语拼音尽管存在一些争议,但后来也取得了很大成功。

在民主方面,情况很复杂。辛亥革命胜利以后,民主制度的运作很不顺利。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在知识阶层激发了强烈的民主诉求。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民主未能成功。就连以实现宪政为目标的国民党,后来也开始积极宣扬“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搞起了实际上的一党独裁。新文化运动中的民主诉求始终只是一种“诉求”,未能获得实际上的成就。甚至直到今天,民主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严峻问题。

在道德领域,新文化运动对旧道德的批判,产生了可观的效果,但是在新道德的建设方面,却不能算很成功。三从四德、愚忠愚孝是臭了,可新道德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却存在巨大的争议。回顾100年来的历史,不得不承认,道德问题始终是困扰中国人的最重大的问题之一。

邵晟东:100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并未结束

新文化运动存在的问题,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历史条件的限制,二是局中人的浮躁情绪。如果运动的引领者们能更清醒地认识当时的历史条件,克服自身的浮躁情绪,更深入、更全面地研究问题,结果应该会更好。不过,历史毕竟已成为历史,我们不应苛求前人。我们今天回顾以往的经验教训,不是为了批评前人,而是为了我们今后能做得更好。

三、浮躁情绪的影响

西方的冲击,使许多中国人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形势的严峻,加上急于救亡图存的迫切心情,导致了广泛存在的浮躁情绪。

最初,许多人注意的是西方的坚船利炮、科学技术;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发现更重要的是制度,是文化。这显然是很大的进步。但是,在新文化运动中,一些人过于简单地把中国的落后归咎于传统文化,甚至归咎于孔子个人。他们认为批判了传统文化,打倒了“孔家店”,用先进的西方文化取而代之,中国就会好起来。他们着重于批判传统文化的阴暗面,却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其优秀成分。他们积极宣扬西方的光明面,却似乎忘了或不知道西方的糟粕和黑暗。这样的批判可以轰动一时,却不可能取得最后的成功。这一点我们今天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在提倡民主方面,许多人认为民主是思想认识问题,关键在宣传;只要宣传到位,大家认识到民主的重要性,民主就可以实现。他们没有认真研究民主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不了解民主制度的必要条件,对中国的现实状况缺乏深刻的认识,提不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在实践中往往表现的虚弱无力,未能成功引导中国走出“打天下坐天下”的传统。

在提倡新道德方面,太多的人重批判,轻建设,以为只要打破了旧道德的束缚,任个性自由发展,新道德就会自然形成。历史事实证明并非如此。要建立良好有效的道德体系,需要对人在社会中的表现进行深入研究,需要对人的本性有深刻认识。遗憾的是,新文化运动在这方面缺乏建树。在情绪化地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同时,一些人从日本引进了一个难以准确定义的概念:国民性,然后对中国人的“国民性”进行了一番不得要领的批判和改造,最后无果而终。

浮躁情绪不仅存在于新文化运动,也存在于其对立面,甚至整个文化界。严复、张之洞和杨度等人是典型的例子。

严复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的先行者,是中国近代史上为数不多的最严肃认真的学者之一。他年轻时认为,中国贫弱,是因为文化落后,只有引进西方文化,才能使中国富强。他把西方的哲学、经济学、伦理学、社会学、进化论、政治学等当时一些最著名的著作翻译介绍到中國,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现实,他又对西方文化感到幻灭,说“觉彼族300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宇”,退回并完全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他早年急于救国,从西方匆匆抓了几味药回来,而未能对西方的文化、历史和现状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知之不深,思之未透,遇到自己无法理解的现象,于是走向另一个极端。

张之洞等人主张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当时有不少人拥护,但由于其概念模糊,而且对西学的评议不足以服人,终未能修成正果。以后“体”“用”概念逐渐式微,尽管后来又有人提出“西体中用”,重启体用之争,仍未能挽其颓势。

杨度是当时积极推动宪政的最著名的宪政专家,但他坚信中国必须有一个强力政府。他主张君主立宪,曾帮助清政府搞宪政。袁世凯时期,又组织筹安会推动洪宪帝制。最后,由于相信共产党能建立强有力的政府,他选择加入了共产党。认为中国需要强力政府,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昧于大势,维护并鼓吹帝制,其失败也是难免的。

处于历史大变局中的中国,只靠旧传统显然已经不行了。中国亟需能指引方向的新思想、新理论。要么创新,要么引进,无论如何,不能没有。

邵晟东:100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并未结束

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既采纳来自西方的民主共和,又承袭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取得很大成功。然而,由于其理论上不够系统、严谨,实践中又存在诸多问题,加上他去世太早,来不及提高、完善,未能获得最后成功。

与三民主义相比,马克思穷毕生精力创建的共产主义理论体系显得更博大精深,以解放全人类为目标的美好理想也更有感召力,再加上苏联革命胜利的示范效应,于是大批年轻人选择了共产主义,为共产党的成功准备了条件。不过,共产主义离中国的现实太遥远,后来经过毛泽东的改造,成了“马克思加秦始皇”,才终于在大陆取得了成功。然而,问题远未解决。从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直到今天,我们都可以感觉到文化问题的严重,中西文化之争甚至有加剧的趋势。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认为,100年来广泛存在的浮躁情绪是一个重要因素。当然,我们不应该对艰难探索的前辈们求全责备。他们看到中国严重落后,想让中国好起来,有点急于求成,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如果想做得更好,则不能不努力克服浮躁情绪,汲取历史经验教训,认真深入研究问题,踏踏实实寻求答案。

弄清楚基本概念,了解基本事实,是研究任何问题的前提。100多年来,太多的人把新文化混同于西方文化。一些人鼓吹全盘西化,一些人则倡导抵制西方文化,甚至有些人要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拯救世界。其实,我们最应该做的,首先是弄清楚究竟什么是西方文化,什么是新文化。

四、新文化不等于西方文化

新文化运动本来的宗旨,是用新文化改造甚至取代旧文化,是新与旧的博弈;但后来却逐渐演化为用西方文化批判否定中国文化,成了西与中的博弈。早期的先驱们不乏明白人,他们努力引入的是真正的“新”东西,如科学、民主、新医等等,这些即使在西方也是新的。但后来,许多人认为只要来自西方,再新也是西方文化。于是“新医”成了“西医”,科学和民主也成了“西方科学”和“西方民主”。这种糊涂认识导致文化领域的中西对峙,一直影响到今天。其实,对峙双方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就是都把新文化与西方文化混为一谈。

要了解新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区别,有必要简略回顾一下新文化在西方出现和发展的历史。

其实,与中国一样,西方也有自己的传统文化。了解西方历史的人都知道,西方传统文化的主干是基督信仰和王权政治。对西方的传统文化而言,16世纪开始兴起的自然科学是新文化,17世纪发端的民主政治也是新文化。这些新文化一出现,就对旧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科学动摇了基督教的基础,民主则颠覆了王权政治。这两个过程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但都是不可避免的。

科学是人类理性进步的必然结果。日益深入的对自然界的正确认识,与基督教的许多理念和传说格格不入,导致基督教与科学的对立。一些科学家受到迫害,但同时基督教的权威和影响力也开始下降。人类理性的进步是必然的,科学的发展也势不可挡;基督教则步步退却,最终放弃了与科学的对抗。这一过程影响深远,至今仍在继续。

民主对王权的颠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民主的本质,说到底,就是公权力不被少数人垄断。一个国家,在其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比较落后,大多数民众没有文化、得不到足够信息、也没有足够闲暇的情况下,公权力被某个家族或集团垄断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民众得不到足够的信息,不懂也没有工夫去考虑国家的事情,就是让他们参与,他们也没有能力,甚至不愿意参与。在这种情况下,再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也不可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但是,如果一个社会进步到一定程度,有足够多的人有文化、有闲暇,也能得到足够的信息,那么民主就是必然的,谁也挡不住。道理非常简单:国家的事情,如果我不知道、不懂,也没工夫考虑,你垄断就垄断吧。但是,如果你懂,我也懂;你知道,我也知道;你干得好,可以,干得不好,凭什么让你继续干下去?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就决定了在这种条件下公权力不再可能被长期垄断。研究英国历史,在公权力逐步从国王转移到贵族、又进一步转移到平民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生产力提高、教育普及和信息传媒的增加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科学属于全人类,没有民族和地域的色彩。物理定律、元素周期律和日心说等等是没有中西之分的。实际上,科学现在已经是人类的事业,全球各个民族都正在做出自己的贡献。

民主是人类进步的必然。任何一个国家或族群,在其多数成员有文化、有闲暇、能获取足够信息的情况下,都绝无可能允许公权力被长期垄断。

西方在其传统文化受到严重冲击的情况下,进入转型期。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价值观都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政治制度的进步、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有目共睹,文化方面经历的危机和发展却较少引起外界的关注。

其实,在新文化的冲击下,最先陷入危机的是西方文化,而不是中国文化。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美国内战、俄国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的背后,都可以看到文化危机的阴影。严复眼光独到,看到了文化层面,说出了“觉彼族300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字”这样的话,但他没有弄懂的是,这是发展中的问题,不是衰败中的问题;出路是前进,不是后退;前景是新生,而不是死亡。

危机的原因在于,当旧的信仰和价值体系受到冲击、影响力大幅下降时,新的信仰和价值体系尚在萌芽期,未能有效发挥作用。另外,新文化中的某些成分一开始比较幼稚,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进化论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虽有一定道理,但把生物界的丛林法则简单引入人类社会,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则产生了严重后果。希特勒的极端种族主义就是一个最突出的典型例子。

西方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经历了一系列改良、改革甚至革命,逐步摆脱旧的传统文化的束缚,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尽管文化方面的危机依然存在,但旧的正在调适,新的正在成长,前景并不悲观。

新文化中,科学和民主是最先发展起来而且比较成熟的部分。但是,科学是工具,民主是程序,它们虽然对对旧文化产生巨大冲击,但不能算是价值体系本身,无法取代信仰。因此,在信仰和道德领域,宗教和传统文化依然发挥着巨大作用。与过去不同的是,民主导致政教分离,打破了单一宗教或文化的垄断,使不同的宗教和文化能够良性竞争,为新文化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根本区别在于,新文化是人类理性进步的必然结果,没有地域性和民族性,如科学、民主和对人权的尊重;而旧文化则受历史和地理条件的限制,地域性和民族性较强,如宗教、哲学和一些传统观念。

邵晟东:100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并未结束

在信仰和价值体系方面,新文化的发展比较滞后,但深入观察不难发现,与人的共性比较一致的观念正在发展,而民族性和地域性较强的观念正在衰退。一个属于全人类的新文化正在孕育之中,尽管现在还看不清楚其形体,但趋势已经很明显。在发展过程中,新文化一定会吸收现有各种文化的优秀成分,但它不会属于任何一种既有的传统文化。

五、新文化运动并未结束

从某个方面看,新文化在中国的发展有点像黄河。它发端于19世纪中期,就像黄河滥觞于巴颜喀拉山;1915年在国内外形势的作用下,它爆发为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就像黄河在壶口受地势影响而形成的惊心动魄的瀑布和湍流;它后来复归平静但影响仍然广泛而深刻,就像黄河出壶口后不再激荡但流量却不减反增。

新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可以看做是广义的新文化运动,这个运动远未结束。审视100年来的中国,不难发现,当年存在的问题今天依然存在,另外又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国内的改革开放,世界的风云变幻,在文化领域提出了新的挑战。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西方传统文化和新文化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中西之争、新旧之争、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争,严重困扰着中国。如何应对这些问题,走出困境,将考验中华民族的智慧。

要想比前人做得更好,我们必须克服浮躁情绪。文化问题是最复杂难解的问题,只有全面认识、深入研究,才有可能找到答案。简单的归因,简单的肯定或否定都无济于事。

从世界范围看,东西方传统文化都是人类早期智慧的产物,绝非一无是处,否则不会传承至今。但是,无论前人的智慧曾经多么辉煌,当今之世,墨守成规、拒绝发展,都一定会落伍。后退绝没有出路。

新文化正处在进步过程中,远非十全十美,解决不了的问题依然很多。而且,新的不等于就是对的、好的。有些新观念、新思潮有待检验,甚至可能被淘汰。但是,人类的进步势不可挡,人类理智的不断提升是必然的。新旧更替不可避免。

科学和民主虽然不是价值体系,取代不了信仰,但其在新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不可低估。科学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的知识和视野,其广度和深度远非前人所能想象。科学成果已经在全世界范围被广泛接受。由于人的本性是一样的,人类在其共同接受的新知识基础之上,将形成大致相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从而为属于全人类的新文化奠定基础。而民主制度则为新文化的发展成熟创造条件。

就中国而言,新文化的发展是必然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相反,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会为新文化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并成为新文化的组成部分。最终,中国的新文化将与人类的新文化融为一体,就像黄河汇入海洋。

也许,我们正面临第二次新文化运动(或广义新文化运动的第二次高潮)。但愿它比第一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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