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中国人极度自私的根源

沈从文:中国人极度自私的根源
△沈从文 ——抗日战争前摄于北平

1935年,三十出头的沈从文先生写下了这篇《中国人的病》,表达了他对彼时多灾多难的中国的深切忧虑和殷切期望。

沈从文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所高标的“不自私”背后,不过是“尊帝王”“信天命”的统治术;相比于只强调义务而不争取权利的伪爱国,创造性和独立性是更应该被提倡的品质:

“一个国家多数国民能自由思索,自由研究,自由创造,自然比一个国家多数国民皆蠢如鹿豕,愚妄迷信,毫无知识,靠君王恩赏神佛保佑过日子有用多了。”
国际上流行一句对中国很不好的批评:“中国人极自私。”凡属中国人民一分子,皆分担了这句话的侮辱与损害。办外交,做生意,为这句话也增加了不少麻烦,吃了许多亏!
否认这句话需要勇气。因为你个人即或是个不折不扣的君子,且试看看这个国家做官的,办事的,拿笔的,开铺子作生意的,就会明白自私的现象,的确处处可以见到。当政大小官僚情形且格外严重。它的存在原是事实。它是多数中国人一种共通的毛病。但责任主要应归当权的。一个自私的人注意权利时容易忘却义务,凡事对于他个人有点小小利益,为了攫取这点利益,就把人与人之间应有的那种谦退,牺牲,为团体谋幸福,力持正义的精神完全疏忽了。
一个自私的人照例是不会爱国的。国家弄得那么糟,同自私大有关系。
国民自私心的扩张,有种种原因,其中极可注意的一点,恐怕还是过去的道德哲学不健全。时代变化了,支持新社会得用一个新思想。若所用的依然是那个旧东西,便得修正它,改造它。
支配中国两千年来的儒家人生哲学,它的理论看起来是建立于“不自私”上面,话皆说得美丽而典雅。主要意思却注重在人民“尊帝王”“信天命”,故历来为君临天下帝王的法宝。前世帝王常利用它,新起帝王也利用它。
然而这种哲学实在同“人性”容易发生冲突。表面上它仿佛很高尚,实际上它有问题,对人民不公平。它指明做人的许多“义务”,却不大提及他们的“权利”。一切义务仿佛都是必要的,权利则完全出于帝王以及天上神佛的恩惠。
中国人读书,就在承认这个法则,接受这种观念。读书人虽很多,谁也就不敢那么想“我如今做了多少事,应当得多少钱?”若当真有人那么想,这人纵不算叛逆,同疯子也只相差一间。再不然,他就是“市侩”了。
在一种“帝王神仙”“臣仆信士”对立的社会组织下,国民虽容易统治,同时就失去了它的创造性与独立性。平时看不出它的坏处,一到内忧外患逼来,国家政治组织不健全,空洞教训束缚不住人心时,国民道德便自然会堕落起来,亡国以前各人分途努力促成亡国的趋势,亡国以后又老老实实同作新朝的顺民。

历史上作国民的既只有义务,以尽义务引起帝王、鬼神注意,借此获取天禄人爵。待到那个能够荣辱人类的偶像权威倒下,鬼神迷信又渐归消灭的今日,自我意识初次得到抬头的机会,“不知国家,只顾自己”,岂不是当然的结果?
目前注意这个现象的很有些人。或悲观消极,念佛诵经了此残生。或奋笔挥毫,痛骂国民不知爱国。念佛诵经的不用提,奋笔挥毫的行为,其实又何补于世?不让作国民的感觉“国”是他们自己的,不让他们明白一个“人”活下来有多少权利,不让他们了解爱国也是权利。
思想家与统治者,只责备年轻人,困辱年轻人。俨然还希望无饭吃的因为怕雷打就不偷人东西,还以为一本《孝经》就可以治理天下,在上者那么糊涂,国家从哪里可望好起?
事实上国民毛病再用旧观念不能应付新世界,因此一团糟。目前最需要的,还是应当从政治、经济、教育、文学各方面共同努力,用一种新方法造成一种新国民所必需的新观念。使人人乐于为国家尽义务,且使每人皆可以有机会得到一个“人”的各种权利。要求“人权”并不是什么坏事情,它实在是一切现代文明的种子。
一个国家多数国民能自由思索,自由研究,自由创造,自然比一个国家多数国民蠢如鹿豕,愚妄迷信,毫无知识,靠君王恩赏、神佛保佑过日子有用多了。
自私原有许多种。有贪赃纳贿不能忠于职务的,有爱小便宜的,有懒惰的,有作汉奸因缘为利,贩卖仇货企图发财的。这皆显而易见。如今还有一种“读书人”,保有一个邻于愚昧与偏执的感情,徒然迷信过去,美其名为“爱国”;煽扬迷信,美其名为“复古”。
国事之不可为,虽明明白白为近四十年来社会变动的当然结果,这种人却卸责于白话文,以为学校中一读经书,即可安内攘外;或委罪于年轻人的头发、帽子,以为能干涉他们这些细小事情就可望天下太平。
这种人在情绪思想方面,始终还不脱离封建遗老秀才的基本打算,他们却很容易使地方当权执政者,误认他们的捧场是爱国行为,利用这种老年人的种种计策来困辱青年人。
这种读书人俨然害神经错乱症,比起一切自私者还危险。这种少数人的病比多数人的病更值得注意。真的爱国救国不是“盲目复古”,而是“善于学新”。
目前所需要的国民,已不是搬大砖筑长城那种国民,却是知独立自尊,懂拼命学好也会拼命学好的国民。有这种国民,国家方能存在,缺少这种国民,国家决不能侥幸存在。
俗话说:“要得好,须学好。”在工业技术方面,我们皆明白学祖宗不如学邻舍,其实政治何尝不是一种技术?
倘若我们是个还想活五十年的年青人,而且希望比我们更年轻的国民也仍然还有机会在这块土地上活下去,我以为——第一,我们应肯定帝王神佛与臣仆信士对立的人生观,是使国家衰弱民族堕落的直接因素。(这是病因。)
第二,我们应认识清楚凡用老办法开倒车,想使历史回头的,这些人皆有意无意在那里作糊涂事,所作的事皆只能增加国民的愚昧与堕落,没有一样好处。
第三,我们应明白凡迷恋过去,不知注意将来,或对国事消极悲观,领导国民从事念佛敬神的,皆是精神身体两不健康的病人狂人。(这些人同巫师一样,不同处只是巫师是因为要弄饭吃装病装狂,这些人是因为有饭吃故变成病人狂人。)
第四,我们应明白一个“人”的权利,向社会争取这种权利,且拥护那些有勇气努力争取正当权利的国民行为。应明白一个“人”的义务是什么,对做人的义务发生热烈的兴味,勇于去担当义务。
要把依赖性看作十分可羞,把懒惰同身心衰弱看成极不道德。要有自信心,忍劳耐苦不在乎,对一切事皆有从死里求生的精神,对精神、身体两不健康的病人、狂人永远取不合作态度。这才是救国家同时救自己的简要药方。

来源:文摘早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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