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 有张 大公报

原创 黄老道札记 

青天白日国无宁

  《大公报》是迄今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也是1949年以前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之一。

《大公报》创办于1902年,最初是有教会色彩的发行量不多的小报,1926年经营不下去,张季鸾与吴鼎昌、胡政之(胡霖)三人商量,5万元买下《大公报》,建立公司。吴鼎昌、担任过造币厂监督、中国银行总裁,出钱,担任吴任董事长,张、胡智力投资,二人皆留日老同盟会员,志在报业,张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胡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

  1926年9月1日,《大公报》停刊一年后复刊,张季鸾在当日报纸一版上发表《本报同人志趣》,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

这个“四不”方针不仅空前,而且绝后。

  “第一不党。党非可鄙之辞。各国皆有党,亦皆有党报。不党云者,特声明本社对于中国各党阀排戏,一切无联带关系已耳。惟不党非中立之意,亦非敌视党系之谓。今者土崩瓦解,国且不国,吾人安有中立袖手之余地?而各党系皆中国之人,吾人既不党,故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勉附清议之末,以彰是非之公,区区之愿,在于是矣。

  第二不卖。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本社之于全国人士,除同胞关系一点外,一切等于白纸,惟愿赖社会公众之同情,使之继续成长发达而已。

  第三不私。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第四不盲。不盲者,非自诩其明,乃自勉之词。夫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为盲信;感情所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

     《大公报》的四不方针,实际上是在做中国报纸成为“第四种权力”的尝试。今天我们重读那些激动过一个时代的评论,仍然会被他们的无私、诚意和勇气所感染。

      张季鸾的评论泼辣敢言、精辟独到之处。早在1927年11月4日发表社评《呜呼,领袖欲之罪恶》,说汪精卫这人:“特以‘好为人上’,可以举国家利益、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暗示出其之后,堪称一绝。

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创办《军事周刊》,由著名军事家蒋百里主编。一·二八抗战爆发后,连续发表社评,高度赞扬第十九路军英勇抗日的精神,谴责日军的侵略行径。连载日本侵华史实的文章(后由王芸生撰写《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并编印成书)

      1935年7月,派出记者范长江前往西北采访,9月开始在报上发表关于中国西北地区的系列通讯,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行踪和影响,后来这些通讯辑成《中国的西北角》,1937年4月系列陕北通讯、辑为《塞上行》。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张季鸾,每天撰文一篇发在《大公报》上,由南京飞机空投西安,号召和平解决,一致对外。坚定支持南京政府。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华北、华中、中原相继陷入敌手,《大公报》逐步南迁,在艰难的战争环境中坚持出版,1937年9月刊行汉口版,1938年8月刊行香港版,同年12月刊行重庆版。

      1938年7月,张季鸾在武汉曾代蒋草拟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提出了“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抗战第一,胜利第一”的口号。

《大公报》的版面上长期坚持“不用‘工匪’、‘匪军’字样,只用‘共党’‘共军’,它承认共产党是国民党的反对党,而不是‘土匪’。”比如派曹谷冰到苏联采访,派范长江去西北采访都是当年罕见的举措。

1935年吴鼎昌入阁正部级,辞去大公报兼职,张季鸾则成为大公报的灵魂,大公报的办报方向用人皆由张定,大部分社评(社论)均出自张季鸾的手笔。《大公报》报道的范围、内容,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广大读者的关注,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很有特色·,作者尽是各界名流。。最初有丁文江、胡适、翁文灏、陈振先、梁漱溟、傅斯年、杨振声、蒋廷黻等8人。此后,任鸿隽、张奚若、吴景超、梁实秋、马君武、何廉、吴其昌、陈衡哲、竺可桢、太虚、范旭东、蒋百里、邵力子、穆藕初、孙科、陈立夫、雷海宗、郭沫若、茅盾、老舍、费孝通、蔡尚思等不断加入,个个名字响当当。其中多无党派的自由知识分子,同时也兼容并包个别军政界人士,第一篇是胡适当年1934年1月7日发表的《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1934年到1935年丁文江、张奚若、胡适等就独裁与民主问题进行论战,也在“星期论文”出现。1945年2月24日,傅斯年、储安平、吴世昌、等20人发表《我们对于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抗议》;1946年1月6日,沙学俊等十位无党派教授联名发表《论今日国是》,提出九点政治主张,要求“国民党还政(包括军权)于民”,“共产党还军(包括治权)于国”,“实行民主政治和国家统一”。

星期论文矛头直指权势集团,就政治、经济、外交等重大问题表达了他们独立的看法。15年间即使炮火连天,敌机轰炸之下也没有间断过,共计发表了750篇,作者多达200多人. 他们文章观点并不一定代表《大公报》的立场,却是《大公报》文人办报的理想所在。胡政之在1936年说过,“报馆比学院更了解社会,接触实际,超然公正,洞察全局。这样才能把报纸办成社会向导、舆论权威。”“我们向来主张学术自由,在政治允许范围之内,各种学派都可百家并存,各抒己见,相互探讨;为了民族复兴,求同存异。我们的社评和《星期论文》,就是这样,并不都顺从当局的意图。正由于我们不是政府机关,不食禄领俸,客观公正,可以发挥自由思想。”

  这番话不仅是胡政之个人的观点,也是《大公报》始终坚守的信念,——客观公正,超然独立,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百家并存,各抒己见,等。实际上就是追求言论、新闻自由。

    在极为恶劣的战争环境下《大公报》到处开花,先后在武汉、重庆、香港、桂林四地出版,桂林版发行量最高达6万多份,重庆版的发行量9万多份。抗战胜利后,《大公报》最盛期同时在上海、重庆、天津、香港四地出版,发行量达20万份,这个数字今天看来也许不算什么,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却差不多是中国报纸所达到的最高记录。

    作为具有全国影响的大报,无论是坚持批评当局,还是批评革命党的立场,这些完全都是它独立的选择。既是大公报人又是中共地下党员的李纯青回忆,“第一,不论新闻采访或评论,我不知道有一事一字来自大公报以外的指示、暗示或操纵,所有一切宣传,几乎全是大公报工作人员主动创作、独立思考的。大公报内没有一个国民党组织,并且绝不允许国民党员在报社内部活动。……录用新人必须无党无派。……大公报称为无党无派的报纸并不是伪装,不但言论独立,组织也名副其实。大公报内虽有地下共产党员,也没有组织。”

   《大公报》聚集一大批身怀文章报国志的高素质的媒体人,在名垂报业史的人物中我们看到了无数大公报人的身影,———徐铸成、张琴南、范长江、孟秋江、曹谷冰、金诚夫、李子宽、徐盈、彭子冈、肖乾、杨刚、王文彬、张高峰……这是一串长长的名单。

    不管他们最后走上了什么路,却都作出了各自独特的贡献。其中杨刚、范长江、孟秋江是以自杀方式结束生命的。今天我们的最高新闻奖却是以范长江的名字命名的。

    从张季鸾到王芸生,两代执笔政的都是具有独立品格的知识分子,而今《季鸾文存》、《芸生文存》早已成为传世的经典。

   1941年9月6张季鸾在重庆辞世。1949年4月14日,胡政之在上海黯然谢世。作为《大公报》第二代执笔政者,王芸生1948年11月初悄悄离开上海。1949年2月,天津《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6月17日,上海《大公报》发表《新生宣言》,标志着《大公报》过去的结束。1966年9月内地《大公报》停刊,只有香港大公报维系至今。

  回望百年、在发黄的历史画卷中,但谁也无法抹去一代报人理想的足迹,铁肩担道义,文章不染尘。无论是悲是喜,是歌是泣,都让今天真正的媒体人神往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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