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好的教育就是要让学生发展到极致

蒋梦麟（1886-1964）是浙江余姚人。他小时候因为痛恨私塾死板的教育方式，曾经常逃学，并发誓要烧毁私塾,杀死先生。

1909年，蒋梦麟赴美国留学，入加利福尼亚大学深造。刚到美国，他看到学校门口和图书馆阅览室有许多栩栩如生的裸体塑像，心里充满疑惑。心想，学校是智慧的源泉，为什么要把裸体男女摆在这么明显的位置？后来他听到一位伦理学教授说：让女生多看一些男人的裸体像，可以纠正她们忸怩作态的习惯。同理，让男生多看一些女人的裸体像，也可以减少他们的邪念。

1917年蒋梦麟学成回国后，在商务印书馆的《教育杂志》担任主编。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好的教育，就是要使学生的思想、身体、审美和爱发展到极致。为了拥有好的教育，人们在制度设计中才增加了自由、民主、平等、共和等理念。否则，统治者就会把老百姓当作一群羊，大搞愚民教育和“牧民政治”。

不久，蒋梦麟应蔡元培邀请去北京大学担任教务长。当年的北大之所以成为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和中国思想文化的制高点，与蔡元培、蒋梦麟有很大关系。

梅贻琦：不取巧不偷懒不作伪，才能有所成就

梅贻琦（1889-1962）是天津人。“天津梅氏”是当地望族，并享有“忠厚积德”的声誉。清朝末年，梅家开始衰败，梅贻琦的父亲虽然是秀才，却只能在店铺里谋生。

梅贻琦青少年时代在南开学堂和保定高等学堂度过，后来考取庚款留学生资格赴美国学习电机专业。

1915年学成回国后，他应清华学校的邀请前去任教，从此他把毕生经历贡献给这所学校。

1931年，梅贻琦担任校长职务。上任不久，他就告诫学生：有人认为学文学的不必注意理科，学工科的不必注意文科，这种看法似乎太狭窄了。作为学生，你只有不断地扩大学问的范围，才能对人生和世界有正确的了解，才能让增加自己的生活情趣，才能提高工作和学习的效率。基于这一原因，他建议同学们在一二年级先不要确定自己的专业，到了三年级以后再作选择。当时整个社会重理轻文的思想特别严重，梅先生又是工科学士，他能向学生提出这样的建议，实在是难能可贵。

第二年，他在开学典礼上又诚恳地指出：“我认为教授的责任不仅是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还要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求学与做人是相互关联的，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人，就会不取巧，不偷懒，不作伪，这样的人最终是会有成就的。

胡适：做学问是为了让生命更有意义

胡适是安徽绩溪人。他幼年丧父，从小在母亲的呵护下长大。小时候曾在上海读书，后来考取第二批庚款留学生资格去美国留学，先后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深造。1917年，他因为倡导白话文运动应邀回国，入北京大学任教，并成为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

1928年，他出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第二年，他在毕业典礼上对同学们说：“你们现在要离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你们一句话罢。这一句话就是不要抛弃学问。

为什么“不要抛弃学问“呢？他解释说：因为你们以前的功课大部分是为这张文凭而做的，从今以后，你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愿去自由研究了。所以我希望你们趁现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努力做一种专门学问。要知道，学问不仅是学者的事，普通人也需要，因为它可以让你的生命更有意义。退一步说，即使从就业的角度来考虑，学问也是不会辜负人的。如果只知道混饭吃而不重视学问，三五年之后，你们就都会被年轻人淘汰。到那时候再想补救，就来不及了。

此外，胡适在1946年重返北大担任校长的时候，还在开学典礼上说过这样的话：我希望同学们不要只谈自由，不注意独立。所谓独立，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以别人的思想为思想，以别人的信仰为信仰，否则，你就只能是作奴隶。

张伯苓：南开大学培养的是公民，不是顺民

张伯苓，1876年生于天津。他祖父是商人，但父亲却酷爱音乐，在天津有“琵琶张”之誉。因为父亲“不务正业”，所以到了张伯苓出生的时候，家里已经穷到靠母亲替人帮工的地步。

张伯苓从小酷爱读书，由于家境贫困，他只能报考不收学费的北洋水师学堂。毕业之前他需要上船实习，正好遇上北洋舰队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就连实习的船只也没有剩下。这对张伯苓刺激很大，他认为救国之道不在于买船造炮，而在于通过教育来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

于是他离开北洋水师，去了严氏家馆任教。严氏家馆是一位“省部级”大员严修在退休后出资办的私塾。经过几年努力，张伯苓把这所私塾发展成中学堂。这个学堂培养出许多著名的人物，其中有中国社会学奠基人陶孟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中国话剧事业的开拓者张彭春等人。

因为学生越来越多，该校搬迁到一个叫南开洼的地方，并增设了大专班。在此基础上，南开大学于1918年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正规私立大学，而它的创办人就是张伯苓先生。

随后，张先生为南开大学制定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一位老校友在解释“允公允能”的时候说：“贪污的由来，是不知有‘公’；腐败的原因，不外是无‘能’。”由此可见，贪污腐败泛滥成灾，除了在顶层制度设计上存在严重的问题外，教育的失职或者说失败，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张伯苓认为，南开大学的目标是为现代社会培养公民，而不是为专制社会培养顺民。今天的学生就是明天的公民，如果大家在学校里没有养成独立的人格和自治的习惯，那我们这个国家就不会有什么希望。

竺可桢：千万不要有做大官赚大钱的想法

竺可桢（1890-1974），浙江绍兴人。他早年在上海复旦公学和唐山路矿学堂就读，1910年赴美国留学，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20年回国后，曾担任中央研究院气象所所长和中央大学教授。

1936年，他应蒋介石之邀出任浙江大学校长。上任伊始，恰逢他的母校哈佛大学建校三百周年纪念，于是他向浙大师生介绍了哈佛的办学理念：第一，主张思想自由，反对政党和教会的干涉；第二，学术研究不能全注重实用，应该给理论科学充分发展的机会。

此外，他还对同学们说：大学教育的目的，不是要你们掌握赚面包的能力，而是想让你们在吃起面包来有滋有味。大家千万不要有做大官赚大钱的想法，否则就有可能变成贪官污吏。

随后，他又对教授们说：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为转移。假使大学里的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学生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

任鸿隽：教育的目的是人的发展，而不是信徒的造成

任鸿隽（1886－1961年），四川垫江人。他早年在四川考取秀才，后来到上海求学，与胡适有同学之谊。1908年他赴留学日本，专攻应用化学，为的是制造炸弹，推翻清朝统治。辛亥革命后，他从日本回国，担任孙中山临时总统府秘书。后来因为袁世凯称帝，便去美国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硕士学位。

1918年回国后，任鸿隽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商务印书馆编辑、东南大学副校长、四川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等职。他的太太陈衡哲是新文化运动以后最早的女作家和女教授。

1932年，针对国民党企图在学校里推行D化教育，任鸿隽在《独立评论》发表文章说：教育的目的，在一个全人的发展，国民党的目的，则在信徒的造成。教育是以人为本位的，党是以组织为本位的。因此，有了国民党的党化，必定是没了教育；反过来说，要有教育，必定要除去国民党的党化。

罗家伦：理想是人生的蓓蕾，学问是滋养蓓蕾的雨露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西进贤。他早年曾在上海求学，后来考入北京大学。五四时期，他和傅斯年等人发起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并被推选为学生代表，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据说这份宣言是当时唯一的印刷品，而“五四运动”这个概念也是他最早提出来的。

1920年，罗家伦等五位北大同学在著名实业家穆藕初的资助下出国留学。因为清朝末年曾经有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所以他们出国也有“五大臣出洋”之誉。

出国以后，罗家伦曾遍访欧美著名大学，却没有获得任何学位。据冯友兰说：当时在中国留学生中有两种人：一种人只要学问不要学位，他们随便游走，随便选课，罗家伦、陈寅恪就属于这种人；另一种是奔着博士学位去的，冯先生自己就是这种人。

六年以后，罗家伦游学归来，担任东南大学教授。不久，他投身于北伐革命，并担任了蒋介石的秘书。1928年，他被任命为清华大学的校长，当时才31岁。

罗家伦上任以后，除了提出“廉洁化、学术化、平民化、纪律化”的治校方针外，还通过机构改革和提高工资等方式确立了教师的主导地位。所以当时在清华园里流行着“教授是神仙，学生是老虎，职员是狗”的顺口溜。

1932年，罗家伦又担任中央大学校长。中央大学的前身是东南大学。这所大学在因为有中共地下党的活动，所以学生们经常闹事。罗家伦上任之前，该校正处于停课状态。罗家伦上任后，首先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计划。但是正当他雄心勃勃地实现这一计划时，突如其来的卢沟桥事变改变了一切。

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央大学在罗家伦的领导下迁移到重庆沙坪坝。在一次毕业典礼上，罗家伦告诫自己的学生说：进入社会以后，你们既要有伟大而坚定的理想，又不能抛弃学问。因为理想是人生事业的蓓蕾，学问是滋养这蓓蕾的雨露。

胡先骕：物质享受是一种低级趣味

胡先骕（1894-1968），字步曾，江西永新人。他的曾祖父是道光年间的探花，担任过贵州学政、都察院御史等职。胡先骕以“步曾”为字，是要步曾祖父的后尘，以便光耀门庭。

胡先骕到两岁才会说话，所以家里人曾以为他是哑巴。但是他记忆力很强，四岁左右就认识几千个字。据说他五岁的时候，家里来了客人，曾在酒席上以“五龄小子”考他，他马上以“七岁神童”相对，使满座为之惊讶。

1909年，胡先骕考入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当时他才15周岁。

1912年，他又通过考试留学美国，入加州柏克莱大学深造。四年后他学成回国，先在庐山森林局担任副局长，后来到东南大学任教。1923年，他再度赴美国留学，入哈佛大学从事植物分类学研究。回国后，他参与创办了静生生物调查所、庐山植物园、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后来他因为发现了水彬，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先骕担任中正大学校长。他告诫自己的学生说：尽管我们周围有许多不法奸商和贪官污吏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但无论对国家还是对自己，那都是一条自取灭亡的道路，因此，大家千万不要羡慕那种醉生梦死的生活方式。

另外，他在一次演讲中对学生们说：“物质享受是一种低级趣味”，丰富快乐的人生并不需要获得很高的物质享受。现在许多人求学的目的不是为了精神的需要，而是为了找到一份好工作。这种人的志向未免太低了，将来也很难获得丰富快乐的人生。文：智效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