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江把臂卅年前,白发重逢东海天——张元济与内藤湖南(连载38)

明治维新后崛起的日本,在甲午海战中打败了中国,随后在日俄战争中又获全胜,这大大加速了日本现代化的进程。日本几乎在完全欧化的进程中,曾一度几乎中断了学习和了解中国。但是,也有一些英杰之士逆潮流而动,在深研汉学的同时,或亲自与中国学人来往,或访问中国,更多的则是搜罗中国文献史料。这些人士,许多成为了日本现代学术研究中的新汉学大家。同时,清末民初,也有不少学人渡海而东,或讲学布道,或办刊出书,让日本汉学界得以大开眼界。因此,二十世纪初期成为了日本汉学勃兴的关键时期。

在这一波新的文化交流发展中,张元济和京都学派创办人内藤湖南很早就走到了一起,并成为了朋友一直保持终生。

1899年,年仅三十四岁的内藤湖南(Naito—Konan,1866-1934,本名内藤虎次郎)。“背上君之剑,跨上君之马。”他首次以东京销量最大的报纸——《万朝报》新闻记者的身份踏上了访问中国的历程。在前后三个月的旅行中,他走访了天津、北京、上海、苏州南京、杭州、武汉等地,写下了著名的纪行之作《燕山楚水》,记录了他对中国的所见所闻和独到见解。当然,这是非学术化的作品,只不过是热心中国学问的观感,那时他还没有成为正式的学者,也正因为这样,他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中国刚刚发生的最大事件——戊戌变法上。

内藤湖南作为记者,曾是梁启超撰述《戊戌改变记》之外最早记述、评价戊戌变法的人。内藤湖南读到避居日本的梁启超刊于《日本人》杂志的《论中国政变》一文时,特撰文加以评论。他并不认同康、梁的做法和言论,后来也为此与避居日本的梁启超作过交流。

1899年8月,他终于有机会前往中国考察。内藤湖南踏上中国土地进行访问的时候,正值政变发生。关于戊戌变法进程的最早文章,由内藤湖南刊发于1898年9月11日、13日。戊戌维新失败不久,作为新闻记者,他来到中国深入考察了中国这场史无前例的变革。他把采访交流的对象,重点放在了维新人士知名学者身上。张元济作为戊戌维新主要参与人员,自然进入了他的视野之中。

他首站到天津,和严复、王修植等维新人士见面交谈。[1]随后,他带着既定的目标,访问完北京之后,周游各处。回国前,他在上海找到了在南洋公学译书院办事的张元济,两位同龄人,以笔谈的方式,在张元济家中进行了交谈。关于这次交流,张元济没有留下多少记录,主要的内容记载在内藤湖南的《燕山楚水》之中,他们谈论的核心是维新运动的人和事。期间,张元济的好学引发了他的赞美:“到张菊生家的时候,看到桌子上摆着整套的Encycolpedia  Britannica(《大英百科全书》),四面墙上挂满了价格不菲的各种科学挂图,不是专家而能如此好学,令人颇有感触。”[1]特别是他通过对张元济的接触和了解,尤其是俩人对中国时局的相近看法,给他以巨大的收获,让他觉得不虚此行。所以,他说:“和张菊生元济氏谈论时事,成为此行最后的佳兴。” [1]

从内藤湖南的记述来看,张元济是他这次访问到的唯一一位戊戌变法亲历者,感受到张元济提起往事所表现出来的痛苦之情。作为运动失败者,这也是应有的表情。他们的话题必然关注到康有为,张元济主动问起内藤湖南,康有为是个怎样的人物?让张元济没有想到的是,内藤湖南对康给予了这样的评价:“他人才力有余,但见识和度量不足,人不够沉稳,虽然有救国济世的大志,却喜欢标榜学问观点的异同。”张元济表示很佩服他的观点,并继续讲明自己的看法:“康的为人,是要用他的学说来规范众人,反而给人以可乘之隙。”

内藤湖南说到关于“洋务人才多轻佻浮薄”之说,张元济也主动回应,认为维新人士的共同缺陷就是:“现在的所谓洋务人才,只知道其皮毛,而不得其精髓。正是因为他们舍本逐未,不能以培养人本为先。”在笔谈当中,张元济还关切地问到当时流亡日本梁启超的情。内藤湖南都做了详细介绍,并说梁启超在著作中多恃才傲物,东渡后颇有挪损,此外也涉及到严复、张之洞。张元济发现,内藤湖南对中国时政了解颇深,而且评价独到,引起张元济的共鸣。于是,他们在笔谈中,广泛讨论政治、经济、教育、译书、培养人才等问题。特别是在对康、梁的看法上,俩人意见一致,这无疑成为他俩日后成为朋友的基础。

这对已经深受严译著作影响,并着手大规模译述日本人著作的张元济来说,这种在文化思想上的交流当然更易相通,也比维新人士的热血冲动来得深刻。最后,他们一致认为:“维新以西方作模式最终是不利的。”并认为,要培养人才,首先必须兴办学校;在形成知识分子伦理道德方面,必须首先关心学生。内藤湖南说:“听说先生从事于培育英才的事业,人才的培养以学校为先。”张元济对此深有契矣。笔谈结束后,张元济还即兴赋诗一首赠送内藤湖南,诗曰:

海上相逢一叶槎,愤谈时事泪交加。

愿君椽笔张公论,半壁东南亦辅车。[1]

内藤湖南第一次以私人身份访问中国,恰逢戊戌变法后不久,作为职业新闻记者的他当然十分关心时政,与汪、康年虽见面多次,也无暇谈及时政。最后的行程,他与张元济的时事讨论令他释怀而归。

作为记者,他曾几次想同有关人士谈论时事,但他采访过的如严复、文廷式都避而不谈。回国前夕,与张元济的畅谈,让他十分快意。当时,张元济正与严复商讨翻译《原富》一书。说到此事,内藤湖南对张元济说:“我认为贵国数年之后,也会出现替思、发明之人,如严又陵《天演论》,被为其先声。”张元济知道遇上了知音,笑着回答道:“《天演论》一书,是我国数十年来译本中最好的一本,喜欢读的人不少。而有人称之为求新者流,有人以之为荒诞不经,则是因为由于知识没有开启。”由此看来,内藤湖南的《燕山楚水》为我们了解张元济那时的思想提供了生动的记录。

结束这次采访后,内藤湖南以记者的敏锐将所见所感发表在日本的《万朝报》上,第二年结集为《燕山楚水》。内藤湖南出版这一系列有关戊戌变法的论述,并把这一事件与日本的明治维新进行对照。他从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详述中国之行,其实是他对戊戌维新运动做的进一步考察和认识。他访问的目的只有两个,一是想了解当事人的思想学说,一是想谈谈他的想法。可以说,《燕山楚水》就是他研究戊戌变法的成果。其中,内藤湖南很感慨地指出:“未曾有像中国人民富足如此而政府贫困如此的国家。”所以他认为,中国改革的第一步必须放在财政整顿上。

内藤湖南的《燕山楚水》融合了他对中国历史、地理、文化的深厚学养,以及对中国时局的敏锐观察和批判,日后成为了研究汉学者来华旅行考察的重要参考书。

内藤湖南和日本其他汉学家由于成长道路不同,尽管他开创了历久弥新的京都学派,但他早年并不从事学术研究,而是新闻工作。他走出了一条由新闻采访、文献搜求到学术研究的道路,特别是他到中国搜罗文献的次数之多,种类之广,在今天看来仍令人称奇。这也是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的特别所在。内藤湖南开始虽非大学研究专门人员,但其志在于学术,所以与中国社会名流、学者、报人接触甚多,尤为尊崇张元济等人。他一生曾先后十次来华访问考察,其中三次到达上海。由一位中国通成为京都学派创始人,可以说,他是早期来华次数最多的学者之一。

内藤湖南自后从新闻记者转变为学者,他自《燕山楚水》出版后,所有的文章专著都是关于中国的,彻底走向了“支那学”研究之路。虽然一直供职于大阪朝日新闻社,但他利用新闻社工作的便利。

 1902年,他再次来到上海,与沈曾植、夏曾佑、刘鹗等讨论学问,却没有留下与张元济的记录。1905年,内藤湖南第三次来华访问,游历遍及南北。

他三次访问中国期间,主要到中国访求史籍与学者交流。经过不断地调查、发掘并获得满蒙史料和《满文大藏经》、《满文老档》,可以说是清代文献传播的功臣,与张元济孜孜不倦地搜罗珍本奇书,有着同样的嗜古之癖和文化追求。后来成了为一位誉满日本的汉学家。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便弃东就西,可以说是抛弃学习中国文化,但却在传统的惯性和理性的选择中,不少人坚持着中国的故物与艺术,京都学派的崛起就是个例子,而中华故物尤为他们所珍视。他一生几次访华,主要就是搜书寻古,为日本仿得或摄回《满文老档》《五体清文鉴》、《汉文旧稿》、《盛京全图》等,为日本的汉学、满文研究起到奠基作用。

他1901年即倡议设立京都大学文科大学,经过努力,终于在1907年成功设立,亲自担任京都大学史学科第一讲座教授,就一直在京都大学任职,开创了京都学派。1910年他再次来华考察学术,重点调查了敦煌文书。1912年,他还曾在东北抄过部分文溯阁《四库全书》。1926年退休,在京都建了恭仁山庄。他仍然关注和思考着中日两国间的事,不时在其寓所——恭仁山庄,即便到了晚年,可谓退而不隐,安而不静。晚年,他将一生觅得的中国善本珍籍、字画拓片收储于恭仁山庄,并将其间的书房命名为“汉学居”“宝许簃”“宝左盦”等等,以纪念珍藏在这里的珍宝,如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宋版《史记》、宋版、《毛诗正义单疏本》、日本平安朝写本《春秋左传集解》等,书房上端还悬挂着林则徐手书的“拓室因添善本书”的洒金匾额,反映了当年珍籍聚合的盛况。他的《恭仁山庄四宝诗》诗中有“收来天壤间孤本,宋刊珍篇单疏诗”,“奇篇只合属吾曹,岂许老伧论价高”,“史记并收南北宋,书生此处足称豪”等语,表达了坐拥书城的书生豪情。

内藤湖南本是著名藏书家,他的恭仁山庄不仅藏书超过三万卷,而且拥有宋绍兴刊《毛诗正义》单疏、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残卷)、北宋刊《史记集解》及日本平安朝抄《春秋经传集解》这样的文化国宝,内藤湖南对于中国古籍版本的鉴别能力,在当时被推为“汉籍三大家”之一,与田中庆太郎、岛田翰齐名。在书画鉴赏方面也很在行,出版过《中国绘画史》。

内藤湖南同样经历过多次毁书之痛,第一次是1899年他的故居遭火,损失5000多册,最严重的损失是他于1905年在中国搜访到《满文大藏经》、《蒙文大藏经》都在1923年关东大地震中被烧毁。

他一生十次到中国,至于接待中国的学者和要员更是更仆难数,内藤湖南的一生都贯穿与和中国近代文人、政要的交际,如郭沫若、杨锺羲、郑孝胥、张元济等。新近公布的关西大学图书馆收藏“内藤文库”中内藤湖南创作的汉诗手稿真迹,其中他与中日学者之间往来唱和的汉诗共计220首,全部是,涉及的中国近代学者有罗振玉、王国维、郑孝胥、陈宝琛、杨钟羲、赵尔巽、张尔田、王大桢、李拔可、张元济、白坚等人。

1928年10月,已经退休的张元济,和在日本游历多年的馆里同事郑贞文一道,以中华学艺社第五次学术观察团团员的名义东渡日本,开始了他的访书行程,并参加了日本学术协会第四届大会。

张元济到东瀛访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四部丛刊初编》工作完成后,他发现有许多善本、古本还在日本,尤其是1907年流入日本的皕宋楼藏书,每当回想此事他痛心疾首。1924年,日本静嘉堂文库公布了其藏书目录。张元济看到多达9000余种的古籍藏书中,竟有《四库存目》177种为中土所缺。为继续编好《四部丛刊》,除了求之士绅、丐之藏家,奔走两京外,还远驰域外,这次赴日则是为了完成这个心愿。

在张元济之前,董康年曾多次到日本访书,先后达六次之多。第四次即在1926年,他是继杨守敬之后,专心搜罗日本汉籍的藏书家,其所著《书舶庸谈》九卷与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堪称双璧。

《四部丛刊》出版后,张元济十分注重日本学界对《四部丛刊》的反馈。曾赠送给日本汉学界,希望日后能得到日本的资源,日本汉学界也确实认真研究过此书。内藤湖南的高足武内义雄曾致信谈及书中有拼版之误,可见其用功之细。虽是出版工作中的失误,但国内并没有这样的声音,更加深了张元济对日本学界的重视,到日访书成了他多年郁结于心的梦想。

那么,张元济为什么要以中华学艺社的名义访问呢?中华学艺社本是中国留学生于1918年在东京创立的学术团体,后因大多数社员反对北洋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军事协定》而中断活动,辍学回国,其中主要人物如郑贞文、周昌寿、杨端六、何公敢等人,都先后为张元济、高梦旦所延聘,进入商务印书馆。1920年,中华学艺社在上海恢复活动,郑贞文被推为总干事,此时他已在商务印书馆理化部工作。与此同时,郑贞文于1924年起就担任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中方委员,这个委员会中包括了日本汉学家服部宇之吉、狩野直喜和张元济的老朋友内藤湖南。

中华学艺社的东京分社干事马宗荣在日本研究图书馆学,1927年,他向总社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把散藏在日本公私图书馆的中国善本古籍,以学艺社的名义选印,辑成《中华学艺社辑印古书》作为内部出版物,不搞商业经营。这不仅可以获得宝贵的资料,也为日本学界惯例所允许。马宗荣向郑贞文提出后,郑贞文找到张元济、高梦旦商洽,希望馆方提供一定的选印经费。这对张元济而言,当然是好事,经过充分准备,得以实行。张元济也因此以中华学艺社成员身份访日,这是他时隔十八年再次踏上日本的土地。上次环球之游中匆匆而过,他重点是探望寓居日本的梁启超和日方合作伙伴——金堂港的朋友们,而这次则是为了寻访图书。

张元济一行首先抵达日本长崎、广岛,作短暂停留后赶赴京都。内藤湖南早就得知张元济的行程安排,最先出现在欢迎人员之中,并为张元济来东京访书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

张元济一到京都,内藤湖南亲自接待,并陪同他到处观书。先是观阅富冈铁斋遗书,富冈铁斋是日本著名的画家,喜好收藏,已于1924年去世。富冈铁斋与内藤湖南同为大阪人,富冈铁斋长子富冈谦藏为京都大学同事,俩人十分交好,故使张元济得以窥其遗书。

一星期后,张元济按预定日期赶到东京。首先是看看当年的皕宋楼藏书,即当今的静嘉楼文库。张元济一行在东福寺还有另一项重大发现,就是见到了宋本全帙《太平御览》。随后,他又在宫内省图书寮和静嘉堂所藏皕宋楼见到多种宋版的《太平御览》。张元济终于配齐,并加以刊布,为国内学界寻得一珍本,在今天常用的仍是此本。

接着,张元济在京都东福寺找到了他的始祖张九成的《中庸论》残本,这当然让张元济兴奋不已。《中庸说》六卷一书,不见中国著录,张元济最早也是在日本涩江全善的《经籍访古志》一书中见到,书中著录并注明藏于“普门院”。“普门院”在何处,张元济全然不知。当他问及内藤湖南时,内藤湖南告诉他,就在京都东福寺内,这让张元济大喜过望。内藤湖南专程陪同张元济前往,在内藤湖南的协调下,寺内僧人允许拍照。尽管下半部已有缺失,这部失传了近千年的书,在张元济的努力下,得以先按原大收入《续古佚丛书》,后又缩小收入《四部丛刊三编》之中。

在东京盘桓近一个月,张元济再返京都。内藤湖南再次将其延入京都筑居的恭仁山庄,出示国宝,并请张元济为所藏《说文》卷子题跋,之后把酒言欢。张元济特为内藤湖南题诗五律,诗名为《戊辰初冬过内藤湖南山斋晤谈甚欢谨志》,诗曰:

宿雾冲京驿,清流渡木津。长桥凌碧浪,迭嶂远江尘。

桔柿林容淡,茶桑穑事新,山居真可羡,图籍更纷陈。[1]

在内藤湖南家中,张元济的心情极好,兴奋之余,诗兴大发,诗文自然流于笔下。

在内藤湖南的汉诗集中,也有《贈張菊生三首》:

戊辰十一月念六,張菊生來訪,出《涉園圖卷·索跋》,即賦三首:

名园日涉以成趣,浙右故家张氏开。皕载林泉明瑟地,几披图卷费低回。

横浦先生宋代贤,尚书传统论森然。感君堂构绍先业,一姓艺文裒作篇。

申江把臂卅年前,白发重逢东海天。山墅数弓人海外,同烹苦茗校陈编[1]。

从诗中可知,张元济拜访内滕的礼物之一是《涉園圖卷》。

这次日本访书,张元济写有叙事长诗《东瀛访书记事诗》一首,详记其事并注。这首赞美中日文化合作的长诗,在他离开日本前已撰好,并分发给了朋友们。在欢迎宴上,盐谷温用日语朗诵了诗的最后一断:

“回首乡关烽火路,礼失求野计未左。国闻家乘亡复存,感此嘉惠非琐琐。呜呼,世界学说趋鼎新,天意宁忍丧斯文。遗经在抱匹夫责,焚坑奚畏无道泰。当世同文仅兄弟,区区阋墙只细事。安得尔我比户陈诗书,销尽大地干戈不祥气。” [1]

张元济的文化梦想,在此发挥到了极致。

张元济这次东渡访书,收获巨大,其意义几乎可与杨守敬相埒。不同的是,杨守敬当年正值日本弃汉学而昌西学的时代,故籍毁弃,珍本投掷。张元济踏上访书之路时,日本经过明治维新的洗礼而变得昌强,汉学之风再度兴盛。以西方现代学术观念和方法建立起来的汉学,开始重视文献资料,有愈于中土。东京学派、京都学派开始建立,并很快发展壮大。因此,他所见到的都是汉学界的代表人物,学术文化交流十分广泛,收获颇多,因此已不是简单的访书之旅。

由于张元济的高龄硕望,加上郑贞文在日本的关系,以及《四部丛刊》在日本学术界的影响力,使他此次之行十分顺利,收获很大。日本帝国大学服部宇之吉,京都大学狩野直喜以及长泽规矩也、诸桥辙次郎、守野哲人、盐谷温等知名学者都予以接待,更得到了老朋友,时任日本公使汪荣宝的出面帮助,使他许多采访得以实现。张元济此行和郑贞文、马宗荣一道共摄得宫内省图书寮宋本五种、元本一种。内阁文库宋本六种、元本一种、明本二十二种,东洋文库宋本二种,静嘉堂文库九种(内《武经七书》计一种)。如此众多的精品,其中不乏巨帙,较之杨守敬刊传《古逸丛书》,已经大大超越其规模与价值。

他还带回了46种罕见的古籍照片,与一大批汉学家成为朋友,并且留下了行书笔记——观书小册。这次访书回国后,张元济便着手辑印工作。开始,他依约辑成《中华学艺社辑印古书》,并按书赠送原书所有者二十册,其余供社员保管并不对外发售。但后来,还是分别采入《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或作为参校本,或配钞本,有些还单独印行,成为商务印书馆刊行古籍的宝贵资源。日方也并未如前所约加以限定,这也是黎庶昌刊传《古逸丛书》之后又一次大规模刻传日本珍藏古籍。由于受当时双方约定的限制,加之后来涵芬楼遭到轰炸,《中华学艺社辑印古书》的影响和流传并不大,更不及《古逸丛书》那样知名,以至于今天从各种目录上也难觅其书目,遑论见到原书了。

张元济对来华访书的日本学人也给予热情接待,不仅向他们展示涵芬楼丰富的收藏,还请入家中赏奇观室。如1923至1924年,内藤湖南的高足神田喜一郎(1899-1984)到中国访书,因内藤湖南的关系,不仅到涵芬楼观书,还得以登堂入室,有机会鉴赏到张元济所珍藏的宝藏。还有知名学者长泽规矩, 1930年访问上海时,专门到商务考察,曾记: “商务也接受他人委托的印刷,受东海徐氏之托影印《道藏》,现在又取代了中华艺术社——一个成员均为每日学生的学术研究团体,以收集出版古书为口号,逐步影印中国绝迹而现存于日本的古本。”[1]

 “一·二八”日军炸毁涵芬楼,全部藏书被毁于一旦,成为张元济一生永远的痛。这是否与张元济访回如此多珍本有关?日本人早已对涵芬楼的文化、价值了然如心。自是不言而喻,并非偶然之举。不然何来一而再的轰炸与焚毁呢?文化与战争就是这样无情地发生并续在一起。

据《张元济年谱》记载,内藤湖南曾专门抄录一份京都府立图书馆的《溃痈流毒》给张元济。这是讲述鸦片战争史实的抄本,十分珍贵,只有钞本,可见俩人交往甚密。张元济在《日本内藤虎次郞抄本溃痈流毒跋》中说:“此书为日本内藤虎次郎所赠,恐今后无以慰两死友之望矣。”此跋不知撰于何时,十分简洁,当为晚年病中,特为作跋,“两死友”,其一当指内藤虎次郞。

遗憾的是内藤湖南逝世时年仅六十八岁,但他开创的京都学派不仅成为日本汉学重镇,在今天依然是日本汉学的重要一支。

参考文献

燕山楚水  内藤湖南著   吴卫峰译    中华书局    2007年

内藤湖南汉诗酬唱墨迹辑释   钱婉约,陶德民编著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9月。

内藤湖南研究  钱婉约   中华书局   2004年

京都学派  刘正    中华书局   2009年

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    钱婉约  宋炎译   中华书局    2006年

内藤湖南——政治与汉学  (美)傅佛果著 陶德民  何英莺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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