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代之谊 ——张元济与徐珂父子(连载28）

今日读《清稗类抄》时，一般人很少关注编者徐珂，对其印象也不过是清末旧学者。其实他不仅是张元济的挚友，还是《东方杂志》的核心成员，更是一位典型的文人。他一生寄情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主持《东方杂志》若干年，尤好词体且十分擅长。据夏敬观回忆：“余卜居沪西康家桥，君同来为邻。” [1]

一、词坛骚客

徐珂（1869-1928），原名昌，字仲玉，1890 年后改字仲可，浙江杭县（今杭州市）人。徐珂有着良好的家学传统，但是他接受的是传统文化教育，其曾祖父、祖父、父亲皆曾在清为官。光绪十五年（1889）参加乡试，中举人，与蔡元培、张元济、梁启超均为同年。而且，张元济的启蒙老师朱福诜，与徐珂的堂兄徐琪是同年，张元济也曾应时任广东学政的徐琪的邀请赴广东，时在他赴京赶考之前。他在科考中屡考不中，终未再获功名。徐珂曾被任命为内阁中书，又改同知衔，但他并未莅任。”一生未仕，以布衣而终。

1895 年，徐珂赴京参加会试时，曾参加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的“公车上书”运动；袁世凯于天津小站练兵时，又作为袁的幕僚，“与天津徐君世昌、奉新张勋为故人，张且与君结盟为昆兄。诸公显贵，君独弃去。……君所教诲将校亦多贵，将廪给之，君谢不受。”[2]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徐珂辞归故里：“戊戌秋，自小站袁项城幕乞假南旋。”[3]1901年，他移居上海，结识了蔡元培、张元济，开始兼任编辑之职。其后他又转职于商务印书馆，任《东方杂志》编辑，亦是《辞源》的编纂人之一。与蔡元培、张元济相交往，并加入二人主持的《外交报》，成为创始股东之一。”徐珂长于文笔，熟悉官方文书，且喜欢收集邸报，当时《外交报》正需要他这样的文人，张元济便邀请徐珂担任《外交报》的编辑，这是张、徐合作的开始。1902年1月，《外交报》正式创办，旬刊，其时，张元济尚未入馆，此报一直办到1911年1月，后并入东方杂志。《外交报》坚持了十年，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后来他随《外交报》一起成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职员，接着又当上了《东方杂志》的编辑。

徐珂可谓是旧派士绅中开明文人的一个典型代表。商务印书馆旧式文人中不乏诗人、翻译家、学者，但以作词名家，则夏叔观和徐珂而已。徐珂本是知名诗人徐花农的堂弟，[4]又“师事周苕湄，谭复堂、宗啸吾、俞小甫，好学深思，著述不倦，往往就寝不寐，以记其琐闻，积稿累累。”[5]（p268）

徐珂有很高的文学造诣，诗词文皆可观，尤擅填词，倍受时人称赏。系乡贤常州词谭献之学生。徐珂少年时代曾随谭献学词，他自述说：“光绪己丑1889 年，）珂自余姚还杭，应秋试，师方罢官里居，以通家子相见礼上谒。师奖勉殷拳，纳之门下。越二年，为辛卯，师点定寄还，即师加墨之行卷也。”[6]《复堂日记》卷八：“点定徐生仲可行类，填词婉约有度，诗篇能为直干，骈俪音采凡近，不见体势，情韵则非所长。”[7]“十三年九月三十日，定徐仲玉词稿年少不逊，有句天篇，然往往有清气。”[8]他是公认的常州派后起重要词学家。徐珂又与当世名词家广为交游，就其《纯飞馆词》及《续》所见，评点其词者，除谭献外，还有况周颐、夏敬观、朱祖谋、边保枢、杨葆光、程颂万诸人，徐珂在创作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实绩，成为一位集大成的词家，实在难能可贵。

作为词人，其词学著述有《近词丛话》、《清代词学概论》（1926 年）《清词选集评》《历代闺秀词选集评》（1926）《古今词选集评》《历代词选集评》（1928 年初版）。刊刻印行的有《乐府补题》，《复堂词录》，《复堂词话》（1925年，词话中多加案语。）。

在创作上，徐珂博采众家之长，兼得新旧两派之风，是传统词学最后的守望者之一。他在词学研究上有新的视野，也是词学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一个过渡式人物。徐珂也能作诗，汪辟疆《光绪以来诗坛旁记》就列入了徐珂。《晚晴簃诗》亦收其作品。近人钱仲联称其词“笔意澹宕疏快，不同于时人之好为艰涩者”。他还与柳亚子、高旭等人是1909年首创的爱国文化团体“南社”的成员。后来与他一起加入商务印书馆的南社社员，还有李宣龚、周越然、胡寄光、包天笑、林白水、胡先骕。

1915年，上海成立舂音词社，徐即加入其中，他除了参加南社外，还参加了由周庆云在1913年发起的淞社，该社活动长达十三年（1925年结束）。徐珂与周庆云均好词，所以两人来往密切，晨风庐中经常有徐珂的身影。之后，他又参加了鸥社（1919-1922），这是南社在上海的分支。

二、东方之同人

徐珂是1904年才加入商务印书馆的，[9]入馆之前，自1902年到1910年，徐珂一直担任着《外交报》的编辑事务。

《外交报》的主办人有蔡元培、张元济、赵从藩、温宗尧、夏瑞芳及杜亚泉等，但夏、杜主要管印刷发行，蔡第二年便离开商务，温宗尧的主要精力是为《中外时报》译西文，所以只有徐珂是常驻于此。《外交报》是一份非牟利报刊，且一直坚持了三百期，作为编辑的徐珂所付出的精力是巨大的。

出版期刊是张元济最早涉及的事业。他在加盟商务印书馆同时，已和友人一道创办了《外交报》，这份报刊创刊时虽有夏瑞芳入股，但不能算是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外交报》是张元济和朋友们推动社会维新与变革的阵地，也是世人了解国际时讯和社会发展的窗口。

1904年，夏瑞芳提出创办《东亚杂志》，他和张元济商议，确定杂志名为《东方杂志》，其办刊宗旨是：“启导国民，联络东亚。”张元济委派徐珂为《东方杂志》主编。

最初，《东方杂志》是一种选报性质的刊物，剪集每月报章杂志上的记事、论文，分类刊登，供留心时事者查考。徐珂把杂志定位成选报性质，杂集各家报刊时事新闻、各类消息，辟有社说、谕旨、内务、军事、外交、教育、实业、小说等多个栏目，此外还刊登中国和世界大事记。从形式上从日本《太阳报》及英美之“Review of Reviews”，栏目有译论、新闻（《东方杂志》简要章程》）。

《东方杂志》创刊时即设有“杂俎”一栏，自第8期后，又新增一个“杂纂”栏与“杂俎”栏并列。“杂俎”栏仍以采译猎奇性的西报时闻为主；“杂纂”栏则兼有撰稿和选稿，内容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古今中外，无所不有，确实是名副其实的“杂志”。应该说，《东方杂志》在徐珂时期并没有真正被办成舆论阵地，显然，这也非其所长，学问杂才是他的特点。章锡深说他编杂志“完全是剪刀浆糊的工作，他一个人在几个晚上业余时间就能完成，读者并不多。”孟森主笔后改变体例，改设记载、法令、记事、调查、言论、杂姐、文苑、小说、各表等栏目。1909年，《东方杂志》由孟森主编已过两年。徐珂转做杂纂部长，成为《辞源》的主力。

正因为有徐珂这样勤奋博学的编辑，《辞源》的品质和内容就有了大量的依据；也正是他甘于寂寞、乐于挦撦，在《辞源》的编纂上找到了乐趣，这也是编辑职业带给他的乐土。郑逸梅把他描述为一个十分谐趣的人，说明他真正是热爱这项工作，在编译所创建伊始即加盟的人当中，他的专注是仅有的。他在馆中，以小举人的身份终于职业，一心一意地提供着更多的文化产品。

有文章讨论徐珂是否曾担任《东方杂志》主编，他显然是主持了选报时期的重要工作，因为《东方杂志》前十几年的主导者，实际上是张元济、高梦旦，而张元济了解、信任乃至依赖徐珂，所以徐珂才会衔命而为，甘于奉献并乐此不疲。而徐珂并不擅于新知，其参与主持放眼世界的《外交报》就是一个例证。

思想开明的徐珂非常关心社会时事，他的儿子新六曾这样描述他：“先君晚年勤于著述，尝以平日之见闻，大之典章文物，小之闾巷琐闻，凡有足记者辄笔之于书，心怵于政治风俗之变，靡所底止，乃婉言刺讽之，刺讽之不足，则发为愤世嫉俗之言，先君盖古之伤心人也。”[10]可见徐珂其人，忧国忧民。徐珂为人谦虚自抑，生性淡泊，不慕荣利，颇受时人美誉，尽管他曾于袁世凯幕府任职。

三、编纂群书

徐珂所编的《清稗类钞》，是一部前人笔记集，近百年来流传很广。其核心价值在于，这部书摘录了数百种清人笔记，并取当时《游戏杂志》、《小说丛报》、《小说新报》、《眉语》等刊物、报章记载而成，摘录为92类。不过张元济没有把这部书当作徐珂的个人著作，而是记成工作之内容，并没有付其报酬，徐珂也不计较，显示了他们心心相通的友谊。《清稗类钞》亦史亦谐，范围广泛，查检便利。19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另一作品——《清朝野史大观》四十八卷。《小说月报》也刊有徐珂的文章。

徐珂或因自己是俞樾的再传弟子，所以学习俞樾，拼命著述。在今天来说，梳理书目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然徐珂勤奋著述，涉及面之广，作品之多，迥出时辈。不过大多是纂集工作，谈不上好学深思，立论不多，罕有发明，所以流传不广，只有《清稗类钞》可广见闻，使用方便而后世得以翻印，其他大多难觅踪影。作为纯粹的读书人和编辑，徐珂是辛劳的，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对商务的贡献也是十分巨大的。他是商务旧式读书人的代表，也是勤于著述的典范，更是编辑中的中坚力量，涵芬楼的资料为他编纂资料类群书提供了巨大便利，涵芬楼真正实现了张元济创办时以供编辑之助的目的，只不过徐珂十分擅于利用。

1914年，徐珂儿子徐新六海外归来，搜父撰述，以《天苏阁丛刊》出版作品五种，《天足考略》《乐府补题》，《纯飞馆词》，《彤芬室文》，《彤芬室笔记》，由商务代印代发。其中《彤芬室文》和《彤芬室笔记》是徐珂早逝的女儿徐新华的作品。

1925年徐新六又辑其父作品为第二辑，共计收书十一种。[11]蔡元培为之作序，中华书局用仿聚珍仿宋精印。徐珂去世后，徐新六将他晚年所作《天苏阁丛刊》二集以外的作品汇编为《康居笔记汇函》，共收录十三种。[12] 1933年“历尽曲折始得出版”。徐新六序中说：“先君晚年勤于著述，尝以平日见闻，大之典章文物，小之闾巷琐闻，凡有足记者，辄笔之于书。心怵于政治风俗之变，靡所底止，乃以婉言刺讽之，刺讽之下足，则发为愤世嫉俗之言。先君盖古之伤心人也。”

徐珂著述宏富，尤以记述有清一代掌故知名，“超然物外，惟事撰述”，[13]他著有《梦湘呓语》《闻见日抄》《天苏阁笔谈》；编有《历代白话诗选》《佛说阿弥陀经注释会要》《越缦堂诗话》《国难稗抄》《晚清祸乱稗史》《王风题笺》，另有《大受堂札记》五卷等。其实，徐珂著述宏富，也得益于他在商务印书馆的这段编辑生涯。他还编有《上海指南》《日用须知》《通俗新尺牍》《酬世文車指南》《北戴河指南》《易林分类集联》、《岁时景物日咏大全》等掌故笔记。

四、德芳永传

除了著述颇丰，徐珂品行也极为人称道。他不仅不接受友人的馈赠，就连其子新六的奉养，也是减半受之，自谓“无以是使吾子伤廉也”，[14]尽管当时新六收入颇丰。可见徐珂为人天性淡泊，不喜攀附权贵，自奉廉俭，实乃固穷之君子。夏敬观在《纯飞馆词》序言中说：“文章之道，系乎其人之性情品概。其性情深、品概高，则其为文章也，必有以杰出一世者。”[15]

夏敬观是徐珂的挚友，徐珂去世，夏敬观撰有《哭仲可》一诗，后又为徐珂写《徐仲可先生墓志铭》，当中提到“君之邻乃日乞饮君所，君拂拒也。”另外，他写到，“平生鬻所著书，换来盐自给，常不能有余，然必节缩以旁赡戚族。” [16]其急公好必也如此。

据说徐珂会多种方言，可见他是一个乐于和社会底层人物打交道的人，因为只有与社会底层深入接触才有可能通晓方言。这一点，与馆中只会操闽南语和英文的名编行事风格大不相同。

徐珂的日常生活十分丰富多彩，尤喜宴请宾客，这与张元济每天繁忙无趣的工作生活相反，因而张有时也成了徐家的座上客。当然，作为文人，作诗、品味艺术、说掌故，皆为宴会主体内容。徐珂还与吴缶庐、黄宾虹、吴待秋来往甚多，对未出名的黄宾虹尤为赞赏，而黄宾虹最终的确崛起于画坛。

徐珂在馆二十多年，并无他恋，主持《外交报》、《东方杂志》，都是工作量极大的事，后他又主持杂纂部，参与《辞源》的编纂，这更是辛苦的差事。正是他有着一种奉献精神，才成为张元济编辑出版事业的支柱。是以他和陆尔逵这样的硕学通识之士的坚守，才可能让商务在产品上追求品质，不断拓展。应视其为早期投身编辑职业的典范，编辑工作就是需要学广识杂，孜孜不倦。真正趋新和具有创造力的人，也许可以成为出版家，但不一定能长期坚守编辑工作。

蔡元培挽徐珂联：“嫉恶如仇，独对我过事宽容，平生风义贤师友；多文为富，无片刻暂离铅椠，等身著述付儿孙。”[17]张元济题徐仲可《纯乙馆填词图》自注，“仲可年兄能文章，尤善倚声，怀才不遇，囊笔沪堧，晚年卜居康桥，与余结邻，年未六十，遽尔下世。”[18]他为了追随张元济，特买庐为邻，其情之真可见矣！

徐珂有两个儿子，一个徐新六，一个徐新华。徐新六是一位天才式的人物，徐新六于1903年进入南洋公学时，张元济时正兼任公学代总理，徐也算是张元济的学生。商务印书馆老辈子女中，大多留学海外，如孙毓修儿子孙贵定，李拔可女婿，他自己的女婿也是，但其中可称道的是徐珂之子徐新六，夏曾佑之子夏元瑮，他二人都是英才，徐新六学习的是财会，夏元瑮学习的是科学。他们都是较早去西方求学且有成就的人，也皆为张元济所激赏，这也反映出张元济对新一代的厚望与期待。

1908年，徐新六得官资赴英国留学，就读伯明翰大学理学士和维多利亚大学商科，后又赴巴黎国立政治学院学习国家财政学一年。1914年回国，参加北京政府的高等文官考试，以第一名被录取，派任财政部公债司任佥事，并任教于北京大学经济系。

张元济作为徐新六的世叔，对徐新六的事业很是关心。在商务印书馆内，举贤不避亲。张元济曾拟聘其来馆，两次与时任总经理的高凤池商议，但是并没有得到高的认可。其实，这是张元济为发展而着手引进新人才所作出的努力！尤其是做为大企业，多么需要掌握现代财务知识和把握资金风险的人，当年夏瑞芳的投机失控就是惨痛教训。最终，徐新六没有就馆，后来王云五推荐杨端六，才加强了商务的财务管理，那也是张元济和高凤翰都退为监理以后的事了。徐新六的履历证明了张元济的独到眼光：徐新六、丁文江是多么的优秀人才！

1917年7月，梁启超出任财政总长，徐新六任秘书，梁不足半年后离职，徐亦离开。1918年，徐新六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这次游历近一年之久，此次历练于徐新六而言，影响颇大。1920年梁启超回国，欲回归学术文化，同时以创办实业维持之。徐新六协助梁启超在上海组建新通贸易公司，筹设中比公司。梁启超实业失败后，徐新六回到上海。1921年，徐新六担任浙江兴银行董事会秘书，不久升为总办事处书记长。1923年，又转任副总经理，1925年升任常务董事兼总经理，徐新六广设分支机构，以吸收各地存款。

兴业银行成为徐新六施展才干的平台，徐新六带领兴业银行走向辉煌，使其成为“南四行”之一，他自己也成为银行业举足轻重的人物。在徐任总经理期内，兴业大量向民族工商业放款，支持民族企业的发展。至抗战前夕，兴业银行分支机构达35处。徐除在金融界任职外，还在社会上身兼多职。1927年12月，徐新六当选为上海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执行委员。1929年被聘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华董，并历任复旦大学校董，又是《时事新报》、《大陆报》、大晚报馆、申报电讯社董事长，交通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中华教育基金会等10多个单位的董事；还任上海市商会公债基金保管委员、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副委员长等职；1936年，他受宋子文聘，任中国棉业公司常务董事。

徐新六成为一位深谙中西事物，又肩重任的社会名流贤达。十八年间，张元济当年渴求的贤才，果然成为社会主角。加之长期在上海，所以二人共同出席了许多社会活动。

抗战爆发后，徐新六受财政部长孔祥熙指派，负责维持上海租界内的金融事业。1938年8月，徐新六参加国民党政府组织代表团赴英国商谈借款事宜，8月24日，徐所乘飞机被日机击落，不幸罹难，时仅48岁。

徐新六的意外去世，对张元济打击很大。张树年曾在《我的父亲张元济》一书中，列有专章记述徐新六去世事。[19]1939年，张元济偶然得到徐珂的《纯飞馆填词图》，想起故人，写下绝句《题徐仲可<纯飞馆填词图>》，其中两句为“底事佳儿偏被夺，噫嘻吾欲问苍穹。”[20]诗中所提“佳儿”被夺之事就是指徐新六不幸身亡之事。

参考文献

[1][1]夏敬观. 徐仲可先生墓志铭，青鹤（第1 卷第 10 期〈文荟〉），1933：5.

[2]夏敬观. 徐仲可先生墓志铭青鹤（第 1 卷第 10 期〈文荟〉），1933：5.

[3]《复堂词话》徐珂注，唐圭璋. 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

[4] 徐花农（1849-1918），即徐琪，字玉可，比仲可长二十岁，喜好工书画诗词，光绪六年进士及第，任翰林院编修，兵部侍郎，乃近代文武双全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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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复堂词话》徐珂注

[9] 《商务印书馆110年大事记》，商务印书馆2007年5月版，第1904年页。

[10] 徐珂. 康居笔记汇函，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

[11]分别是：《范园客话》、《呻余放言》、《松阴暇笔》、《仲可笔记》、《天苏阁笔谈》、《云尔编》、《闻见日钞》《梦湘呓语》、《知足语》、《梅西日录》、《雪窗闲笔》、《雪窗零话》、《雪窗杂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