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船长——张元济与王云五(连载24）
张元济与王云五在众多有关两人的传记中，都是缺一不可的文化出版角色。张元济作为一个创业者，在馆近六十年，为商务印书馆的奠基之人。王云五则在馆主事四十多年，对商务印书馆的三落三起，起到了关键作用，最终把商务印书馆发展为一家巨型文化教育出版机构。两人一前一后，谱写了一部精彩的前商务印书馆馆史。
张元济和王云五是无话不谈的忘年之交。两人共事长达二十八年，后虽隔海而居，始终相互挂牵，都在对方的生命历程和情感世界中具有极重的份量。两人虽个性不同，年龄差近两代，却能意气相投，互相引为同调，关系至为融洽。为着共同的理想和出版事业，他们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成就了一段壮美的文化与人生佳话。
一、力挺继任者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浪潮席卷神州大地，位处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作为最大的文化教育出版机构，首当其冲地受到外来压力和市场变化的影响。已退为监理的张元济有意引进大名鼎鼎的胡适前来商务主持编译所工作，以图革故鼎新。他曾多次派高梦旦北上游说胡适，碍于情面的胡适，虽曾利用讲学的机会南下，却在具体考察四十五天后，以志趣和选择不同为由，没有应承，但还是向张元济推荐了他原来的老师王云五来担任此职。
不知是由于求贤心切，还是出自对胡适的信从，张元济对这位在出版界、文化界寂寂无名，又完全是自学出身的王云五出掌编译所一事竟满口答应。要知道，当时的编译所内人才济济，不是翰林、举人、秀才，就是日、美留学博士。张元济亲自登门造访，意外地发现王云五乃一奇人。王云五不仅经历非凡，从政、经商、出版皆有佳绩，还也在广州生活过。于是他决然选择年仅三十四岁的王云五出掌这个他经营了十八年的编译所。巧的是，他自己也是在这个年龄入馆，不过入馆时已是赫赫有名的翰林。
王云五倒也不客气，毫不含糊地接掌帅印，也并没有“鲤鱼跳龙门”的感觉：“如果能够有一个大规模的出版社给我发展，那是无所用其客气”。从此，王云五和张元济一起由同事而朋友，共同走过二十八年的生命历程，并创办和发展其共同的事业，成为了文坛、书林中不可复制的范本。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张元济这样一个有名望、有学识的创业元老选择了一个既年轻又无学历的王云五？除慧眼识珠之外，更主要的是他以差异化为据要为商务印书馆抢材，这才让幸运之门向王云五敞开，使之踏上文化出版之道。
张元济选择王云五进入编译所，也是基于商务印书馆求新求变的需要。他得知王云五虽没有留过学，但通读过36册的《大英百科全书》。这种坚毅精神足以打动任何人，更何况一向爱才的张元济。果然，王云五刚刚担任编译所所长就表现出了很大的魄力。他向张元济提出了《改进编译所意见书》，针对当时编译所存在的种种问题，提出了改进办法：按人员特长将其分为不同的类，各司其职；扩大专门书籍编译等。对于当时的老编辑来说，这些现代的管理方法是不能接受的，但张元济全力支持王云五的鼎新之举。
张元济历来主张求新求变，王云五不仅知识新，而且富于创新精神，四角号码发明就是他在编译所时期的成果。这项发明既为商务印书馆带来巨大收益，也为王云五带来显赫及名利。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这是一项极有价值的发明。这种创新，在文化史、出版史上也是从未有过的。
王云五的创新价值还表现在他发明的“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在《万有文库》和《丛书集成》两大丛书中加以具体实施，使专业者得其利，爱好者得其门而入，结果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和作用！
王云五象张元济竭力寻求新人才一样，聚集了一帮当时具有世界眼光的西学精英，把商务阵营从新旧杂糅转变为以新进人才为主，成为时代文化大潮与出版业界的引领者。
王云五以全新的方式出版《万有文库》，之后又成功地推出《万有文库》二集、《丛书集成》这两部前所未有的大套书。一个是新知识的总论，一个是古籍的集成，这充分证明了他运作大项目的能力和水平。他不仅为商务印书馆的求新求变真正找到了发展方向，也展示了自己作为大出版家的风格和实力。
王云五主持编译所八年，可以说是实现或超越张元济文化梦想的八年：一是一些项目快速落实；二是人才团队真正建成；三是打造和发展一些文化工程，如东方图书馆、《丛书集成》——其中也有对张元济原来构划的项目的提升和发展，如《万有文库》。如果说在张元济主导下的商务，从编辑古籍到译西学、出版新教科书，新旧并举，大放异彩，那么，王云五主持编译所后，在新学创造与传播产业化上得以升级，在救亡图存中急速发展，建功立业。张元济当然为之喜，为之乐。这也为张元济本人投身于文化传承与古籍校勘大业上提供了支撑和保障。
1929年，王云五辞去编译所所长之职，离开商务印书馆去中研院任职。不久，总经理鲍咸昌去世，张元济在无人接手总经理一职的情况下，在董事会上正式提出让王云五回来主政。之前，他曾属意于黄炎培，因黄有其它事而未成。王云五离职仅四个月，张元济又出面邀请。王云五以只懂编辑、出版，不擅经营管理为由推辞，后又提出若坚持要他回来主政，须答应他几个条件，即资助其出国欧美考察半年，实行总经理责任制，李宣龚必须辞去经理一职等等。张元济全盘答应，李宣龚虽不像高梦旦那样主动放弃，却也甘心退让。这种近似于逼的方式，最终的得到的效果却是惊人的。
这件关乎商务印书馆管理和发展的大事如同戏剧一般上演了。王云五本想避求清静，回归学术，不期更加重任在肩。从结果看，张元济可谓妙选贤能。蔡元培开启方便之门，王云五在中研院清享不到半年后，复回商务印书馆走马上任。三月出国考察，十月如期归国，带回了所思、所见、所得及一整套科学管理法。王云五从编译所长登上了商务印书馆掌门人的角色，从此商务印书馆告别了名流当政的时代，进入王云五时代。商务印书馆实行总经理负责制，虽晚于缪藕初的科学管理法引进，但将其用于文化教育出版业则为第一家。
在馆内实施科学管理法，这一招如野牛冲入瓷器店，引致全馆大乱，劳资双方激烈冲突，结果以王云五的妥协而告终。但这并没有让张元济对王云五失去信心与信任。正因如此，王云五才越来越自信、大胆前行，开创出现惊人的业绩。
在“一·二八”事件中，商务印书馆几乎全面毁灭。在这场事关灭亡与复兴的复杂斗争中，王云五以他的精明强干和过人胆略为商务印书馆的新生做出巨大的突破及贡献。在王云五的主导下，劫后商务印书馆奇迹般地复兴了，这也确立了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的地位。
1937年，王云五想功成身退，提出辞职，张元济极力挽留。他不仅靠理解和支持，还靠事业和感情，让王云五最终打消了辞职的念头，直到抗战胜利。这期间，张元济对于王云五更是信赖、倚重。果然，王云五不负张元济之所托，再次创造了出文化出版史上的神话。
王云五主政期间，应该说是一个时运不济的时期，几次巨大的灾难都发生在此时，他成了一个不幸之中的万幸。面对绝境他从未退缩，而是勇于迎战。
王云五对商务的贡献，尤其是对张元济帮助之一，是他真正让商务印书馆走出了教会派书生派之间的矛盾，根据时代的进步和商务的发展需求，以现代化的组织手段，建构了全新体制，即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正是这一符合企业发展的科学管理办法，让商务印书馆再上台阶并在经受挫折、毁灭的打击的同时，持续发展了二十年。这是官僚文人出身的张元济及陈叔通所缺乏的能力，他们是把理想、目标、事业构建在计划中，王云五则真正把商务嵌入现代企业的组织体系中运行。
二、无间的朋友
王云五曾撰文说，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六十年，够得上朋友的只有三个人，一位是高梦旦，一位是陈叔通，一位是他，有“余于民国十年以后进入馆，为第三任编译的所长，与菊老为忘年交，无话不谈”之语。陈叔通早在1924年就离开了商务印书馆，高梦旦于抗战前一年去世。高梦旦去世后，张元济在馆中唯一的朋友就是王云五了，而且直至他辞职从政后，还是维持不变。“在此期间，我的一切措施，他无不赞成，一方面由于他爱护商务印书馆，另一方面也因为我们之间已经产生了深厚的友谊，尽管他的年纪比我大了20多年，且我在商务印书馆当局中是最后进的，他总是把我视为平等相待，无话不谈的朋友。”这篇写于张元济去世当年的文章，反复强调两人在馆中的亲密关系，表达了他对张元济的感念之情。
当年两人的关系也是一步步发展起来的。正如王云五所说，“先是客气，后是帮助，然后才是无条件地赞同。”他之所以取得馆中这种独一无二的地位，也是得益于他那实干家的成绩！
由于有王云五站在业务的前台，张元济退休后，得以专注于古籍影印。王云五受张元济的影响，将古籍整理视为一项重要的出版资源，更以他的创造力和胆识成功运作了《丛书集成》这一超大规模的文化工程。《丛书集成》与前期他主导的《万有文库》成为他出版的符号。商务印书馆又诞生了一位大出版家，是社会公议的事实。
张元济早就有心整理、辑印一部“丛书之丛书”。1931 年1 月15 日，张元济在致傅增湘的信中曾提出辑印一部“大丛书”的计划。正当张元济忙于《百衲本二十四史》的辑印时，“一·二八”事变爆发，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被毁，编印“丛书之丛书”的计划被搁置下来。直到1934年秋，商务印书馆复业两年后，因《万有文库》的发行成功带来更多的商机，张元济审时度势，再次提出这一计划。他选定丛书目录和确定选取重本的标准后，亲自撰写《丛书百部提要》，具体操作则由王云五主持。王云五在《丛书集成初编缘起》曾言：“《万有文库》二集计划甫就，张菊生君勉余，以同一宗旨，进而整理此无数量之丛书；并出示其未竟之功以为楷式。余受而读之，退而思之，确认此举为必要。半载以还，搜求探讨，朝斯夕斯，选定丛书百部，去取之际，以实用与罕见为标准，而以各类具备为范围。[1]”王云五此言正与张元济信中相呼应，《丛书集成》完全是两人的默契与配合，上下通力而为。
《丛书集成》采用排印和影印相结合的的出版方式，凡排印者加上句读。这是一大创新，目的是方便读者购买。如仍然只按影印出版，必是煌煌巨制，有需之人无力购藏。出于张元济的学术追求标准，虽然《丛书集成》的大部分为排印出版，但是版本要求没有降低，其中一些罕见的丛书仍然采用了影印的方法。如最早的元刻医书《济生拔萃》，明刊《范氏奇书》等。[2]限于市场状况，最终只有五百多种是影印的，其他两千余种均用排印。这大大降低了购藏者的购买成本，而排印、断句，出版方必然付出大量的工作与劳动。
当然，《丛书集成》利用排印和影印相结合的办法以省篇幅成本，成功地解决了定价高、部头大的问题，体现了古籍出版资源的优势。之所以选择这两种方式，除了节省篇幅，降低成本，利于市场推广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商务印书馆已有讲版本价值的《四部丛刊》和更高端的《续古逸丛书》。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就是以排印方式与商务印书馆竞争，而《丛书集成》加上断句，又超越《四部备要》，尽管要付出更多。《丛书集成》定位为一个实用的古籍资料库，以罕见与实用为标准，传罕见之文献。这一超大型工程的完成，不仅牢牢巩固了商务印书馆在古籍出版领域中的地位，也为商务印书馆未来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唐锦泉《回忆王云五在商务的二十五年》一文说：“《丛书集成》选书、编目具体工作是由图书室翟孟举选定，编目制成一套卡片，复经张元济、王云五几次审核后才完成编目工作。断句工作主要委托馆外加工，馆内胡文楷、缪巨卿、徐益之等担任核对工作。张元济再复审。”[3]
胡文楷介绍说：“商务规划大量印古籍，成立旧书部，聘樊少泉（炳清）先生为部长，编千种丛书书目，樊先生病痢，不久逝世，继其任者为林仲枢(志烜)先生。[4]”从计划、选书、借书、编目、撰写提要，直到后期断句复审，张元济都曾付出很大劳动。王云五作为总经理，自始至终主持了《丛书集成》的整体设计与出版，功不可没。而将《丛书集成》全书按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编排，分十大类，五百四十一小类，这在当时古籍印行中又是一个创举。
《丛书集成》是王云五在国故新知出版事业上一大手笔。他的创新又一次取得成功，并创造了巨大价值。他以全新的创意去引领社会，主导市场，在1930年代前后，几乎无往不胜，成就了一个又一个的文化神话，至少是不可逾越的文化标高。
“八一三”事变爆发，商务印书馆再次遭劫，《丛书集成初编》出版事中辍，只印成了三千零六十二种、三千四百七十六册，有近千种、五百三十三册未出。续编则更无从谈起。
此项目产生于“一·二八”全馆遭毁后两年，王云五着力于恢复东方图书馆及旧藏规模，他深知这是张元济的心之所系。他利用遍布全国的分支机构购买古籍，很快收到几十万册。于是学习张元济，利用这些资源，择丛书一百种，剔除复本，《丛书集成》收书达四千种，品种之多，居《四库》之上。
有人说，张元济和王云五两人，在一起也干大事，不在一起也同样干大事，因他们拥有共同的平台，以及相同的情结与理想，让他们默默坚守商务阵地而使之不坠。抗战开始，商务印书馆在王云五的战略决策下实施重大转移。这对已深深扎根上海滩四十年，资产、资源、员工几乎全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来说，无异于又一场“一·二八”之灾。张元济熟悉租界的生存法则，加上他本人的老成持重以及对时势观察的差异，不能不有所犹豫。但他还是和董事会成员一道支持王云五的战略大转移，自己则作为定海神针，以董事会的名义留守上海。王云五以总管理处作为指挥实施机构，实际上也是决策机构，从香港、长沙到重庆延续运行了八年。作为总管理处，王云五从生产、运作上向董事会负责，始终沟通无碍。王云五在回忆张元济的文章中写道：“菊老支持之功于我大有补助，合情合理。没有他的全力支持，在效果未显明的过渡时日，恐怕我的成就不免要打个折扣。”“菊老知我益深，不仅在公务上无事不尊重余意，力为支持，即在私交上亦无话不说。”张元济的卓见胆识和知人善任，让王云五得以自由翱翔。
抗战期间，两人天各一方。商务印书馆撤离大上海后，张元济独守孤岛，此时的上海，风雨交加，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张元济也处在贫病交加之中。他与王云五因道路阻隔三年未通音讯，但彼此的挂念、信任，无法用笔墨加以形容。两人一旦与对方联络上，那份情感即如溃堤之水，一泻而下。今天保存在《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稿》中两人后期的信件，即达十余万字。“抗日战争起，余离沪，菊老留沪，通信百数十通。”[5]此时的张元济更因“彼此睽隔，不能当面晤商”，虽连篇累牍通函，亦仍常常“不能成睡”，以致“神疲目 ，不能再述”。[6]（“目”后疑漏一字）
八十高龄的张元济曾去信劝王云五戒酒节劳，可见视为子辈。王云五遵从其意后，张元济又致信，“为之起舞”。八十老翁而作此言，情深之至。抗战胜利后，王云五离沪赴南京就任，把家事托付张元济，他在四川北路的旧居，亦托张元济代为处理，还邀其子树年入阁主政。
1946年7月，王云五离开商务印书馆两个月之后，出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还出资为张元济八十寿诞刊印《海盐张氏涉园藏书目录》，又特制锦屏由南京送呈，张元济“叩谢不己”。
王云五前期在馆二十八年备受争议，被人认为争名好利。此期间，如果没有张元济宽宏无私的支持，王云五可能没有办法干上这么长的时间，做出这么大的贡献。
三、激荡时代
大学丛书是王云五对教育和出版事业的一大贡献。早在1931年，蔡元培以当代祭酒之尊，倡议“国化教科书”，以改自清末以来大学教科书照袭西方的积习，更要中国化和独立化。敏锐的王云五急起立行，邀请蔡元培发起并迅速组成达五十人、商务编审部参加、涵盖各大学著名学者的丛书编委会。不少已归国十几年的名流硕学，终于可以将其厚积薄发的作品问世。两年后的1933年，仅此一项即为商务印书馆复兴立下汗马功劳。到抗战全面爆发时，已出版书籍近300种。抗战期间八年，又催生了一批教授们在炮炸缝隙中结撰的成果达100多种，让战后的大学教育弦歌不绝。
“五四”以来，王云五深切感受到出版对于时代的激荡作用。1930年代，新知、科学、民主已不再是口号，需要更准确、全面深入地介绍。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各种新潮、激进刊物坚持未久即偃旗息鼓，或无疾而终。这不仅是因为主事者不能坚守，更主要的是社会也不接受这种长久的、热情的、口号式的呐喊。王云五正是看到了这个趋势，以出版丛书为手段，以激荡社会潮流为目的，以大气磅礴之势，全方位地编辑社会教育的小读物，一类一类地推出各科丛书。这些丛书的分册，虽是仅几万字的读本，但绝对原创，且为大众而作，十分符合社会的实情。这也为他日后整合为《万有文库》奠定了基础。
《万有文库》是他出任编译所长八年得出的一张漂亮的答卷。读《印行万有文库第一集缘起》，能感受到张元济对他的影响和推动：“不佞近主商务印书馆印书馆编译所，踵张菊生、高梦旦二公之后，见囊印《四部丛刊》阐扬国粹，影响至深至巨。思自别一方面植普通图书馆之基，数岁以还，广延专家，选世界名著多种而汉译之，并编印各种治学门径之书，如《百科小丛书》，《国家小丛书》，《新时代史地丛书》，与夫农、工、商、师范、算学、医生、体育各科小丛书，陆续刊行者，既三四百种。今拟广其组织，谋为更有系统之贡献，除就汉译之世界名著及上述各丛书整理扩充外，并括入《国学基本丛书》及各种重要图籍，成为《万有文库》，以两年有半之期间，刊行第一集一千有十种，都一万一千五百万言，订为两千册，另附参考书十巨册。果时力容许，后此且继续刊行，迄于五千种，则四库旧藏，百科新著，或将咸备于是。本文库之目的，一方在以整个的普通图书馆用书贡献于社会，一方则采用最经济与适用之排印方法，俾前此一二千元所不能致之图书，今可三四百元致。”
近二十年的现代教育也培养出一大批读书人，他们的继续阅读和学习，需要新产品。王云五正是准确地抓住了这个特点，推出了小丛书。小丛书既作为学生阅读的补充，也可作为社会阅读用书，商务印书馆庞大的编辑群体又大多具有留学或专业背景，撰述译介并不难。
小丛书的规划和译述也得到了胡适、蔡元培的大力支持，社会各界的参与使小丛书迅速实施。《万有文库》的规划和推出当然是对小丛书的跨越、发展、整合与扩张。仅数年间，推出了四五百种，成为教科书和名著译述之外商务印书馆的又一大宗业务。
王云五在普及、廉价上下工夫，在规模上作文章，整合自林译、伍译及《共学社丛书》等商务印书馆有关普及的新知读物，加入他自己主编《学生国学丛书》，胡适们编的《百科小丛书》，打造了一个小图书馆，大获成功，共销去八千部之多，并带动了全国县以下图书馆之建设。在全国统一刚刚达成、经济建设兴起的大背景下创造出一个奇迹。五年后，他又推出第二辑，走的还是老路。由于品牌知名度高，读者反馈好，也订出了六千套。
《万有文库》的许多内容由于是针对新知普及和图书馆建设，在社会上大受欢迎。王云五依托商务印书馆平台，发挥巨大的创新力，显现了他对社会文化教育的介入和主导作用。继此，王云五的事业风生水起，大步发展。
四、两代船长
在商务印书馆的创业和发展史上，他们是前后两任船长，张元济是编译所的第一任所长，王云五是第三任所长。从文化史的角度讲，两人都是文化巨匠、出版大家。但同中有异，张元济是一个有新思想的旧学家，王云五则是一个文化奇才，两人都无与伦比。
两人的巨大差异在于：张元济完全是从社会、民族、时代需求来建构出版项目，并网罗天下英才，最终达到品牌的建立和巨大的商业成功。他的目标是高尚的，从《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东方图书馆，无一不是把文化价值放在首位。王云五所处的环境、时代与张元济大不同，他顺应时势，从商业设计上来着手项目的开发和利用，创造商业的奇迹，最终产品的品质难以达到完美。从《丛书集成》到《万有文库》，其出版产品无一不体现了他的运作思路，但他的眼光和魄力又超乎张元济，所以商业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在王云五兴办的诸事中，有一项与张元济的志趣不谋而合，也让张元济心有默契，那就是对于古籍的出版与保护。我们知道，张元济在帮助商务印书馆完成品牌和资本积累后，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挖掘整理民族文化之中去了。教材、辞书、西学、期刊等原有图书版块交托给王云五，他集中精力抓《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大型工程。对此，王云五完全认同、支持并积极运作。《四部丛刊续编》的快速出版就是一例，且以他的创造力和胆识推动这些工程更上层楼，成功运作了《丛书集成》这一超大规模的文化工程。这一超大型工程的完成，不仅牢牢巩固了商务印书馆在古籍出版领域中的地位，也为商务印书馆未来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1933年，中央图书馆筹备处负责人蒋复璁找到商务印书馆印书馆，请求支持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影印《四库全书》是张元济已经萌发了十几年并几次动手未成的项目，但这一次他却不愿接受。为什么呢？他一惯主张全部印行，“库本自库本，善本是善本”。国难当头之际，张元济坚持理想，但也显示了他书生意气的一面。碍于故人之子的面子，张元济没有当面拒绝，以王云五主政为由，让蒋复璁与王云五接洽。
王云五经过考虑后，决定接手。头一件事就是说服张元济。他拿出了最能说服张元济的几条理由，对张元济讲，“为营业计可不做，为名誉计，为事馆同人宗旨计者，不能不做”。“先印珍本，以后徐图续印，日久便可成一全库书”。此言打动了以馆名誉为生命的张元济，他最终下决心同意实施。所幸王云五是行家里手，不出两年，二百三十一种四库珍本拂尘而出，让学术文化界受惠不浅。王云五去台后，重掌商务印书馆，再次启动分辑出版，以图成一全册库书。遗憾的是，在他生前，只印行了十三辑，仅居一半，其接续者若干年后才得以印成全套四库书。
王云五的独特之处就是不断创新。他就任总经理后，商务印书馆进入王云五时代，将编译所完全解体了。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张元济又怎么舍得让他这样做？王云五的这项改革，从历史来看是正确的。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后知识分子大批产生，社会教育文化也空前进步，主要靠编译所内部编写产品的时代已经不能适应其发展：一则产品品种、数量跟不上，二则水平也不如社会力量。更为主要的还有成本考虑，吸纳一种稿子，只需支付版税，不必再养人，作者和馆方只是一种交易，更何况以当时商务印书馆的威名，学者文人著述谁不争送商务印书馆，稿源不成问题。王云五的变革带来了好处，张元济自然会支持他这样干。
张、王两人都有着极强的民族精神和责任感。共同的志趣、事业，让他们在同一个平台上共同开拓，创造发展。共同的挫折、困顿、灾难，让他们心心相印，携手向前，形成强大支撑力。一老一少的两代人，各自绽放出异样的生命光辉和人格力量。
五、不同的发展方针
张元济是一个纯粹的文化人、事业家，競競业业，正如王云五所说：“自从加入商务印书馆以来，没有脱离过一次，可以说一个花甲老人（？此处是否漏字？）都集中于商务印书馆的事业”。商务印书馆就是他的生命。如果说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使其从一个手工作坊发展为规模化的现代出版品牌和文化教育平台，那王云五则把商务印书馆转型为大型出版产业集团，虽然产品上、方向上有承袭关系，但分属两个时代则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在商务印书馆这个舞台上，王云五的商业天才发挥到了极至，商业运作更占主导地位，因而人们不可能不给他贴了商业化的标签。一旦这个标签色彩过重，人们对他的尊重就会减轻。而在张元济身上就没有这种非议了。
王云五是一个商业主义者，在惊涛骇浪中把商务印书馆打造成了一艘巨型文化商船。但他并不是放弃文化理想主义的人，身为商界巨子，他始终坚守着商业的伦理底线，更创造了许多难以超越的商业奇迹。其实际所成就的文化价值，恐怕也是今天乃至以后任何出版人及机构难以达到的。时代的进步与文化的发展在历史上并非完全同步，伟大的文化业绩的取得往往关乎那些伟大的智者和勇敢的人，他们的魄力和智慧与经济无关，更与时代无关。
张元济本性温和，士大夫风范，不愿掌舵，所以从未出任过总经理之职，几乎总是依靠高梦旦、陈叔通、李宣龚诸人在部门间穿梭。王云五则相反，他对企业管理观念超前，最早引进当时西方最流行的泰勒科学管理法，并急切地在他的阵地上实施，以期使得中国现代企业更进一步。结果屡试屡败，最终也没有真正实施。但他对企业的管理，尤其是对危机的掌控，可谓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时代和命运让他几次迎接极限的挑战，他都以惊人的毅力和艰苦卓绝的奋斗，使苦难的企业重生，发展扩张。他一手塑造出了一个带有强烈王云五色彩的商务印书馆，使商务印书馆持续辉煌了几十年。王云五是一个多面手，他身上没有传统文人的固执，却拥有渊博的知识和强势、胆识等现代企业强人的优点。
早在1931年9月，他在《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导言》中曾说：“窃不自揣，愿为前驱，与国内学术相关各学者合作，从事于高深著作之译撰，期次第贡献于国人。”这使他有意于大学教科书。尽管不久就发生了“一·二八”事变，但他在商务印书馆复兴过程中，竟出人意料地把编撰《大学丛书》放在首位。以其立意之高和商务印书馆的品牌优势，他很快就得到了各学术机关和大批学者的支持。到抗战前，六年期间已出书籍200种。抗战八年，还续出了170种，共计达到370种。
有人认为，王云五后来撤并编译所是一次失误，其实不然。他曾撰文谈及此事：“心中常常感到一件最痛苦的事情，就是许多专门学者，我们好不容易把他们请了来，不能让他们专从事于著作，却让他们终日对付许多不相干的杂事。这一点，我觉得很对不起这些学者，而且有许多人。”[7]
其实，编译所撤并在“一·二八”灾难之后，是因国难造成的，并非王云五主动撤并。当然，这场国难中损失最大的是那批跟随张元济，为商务印书馆奉献了一生的老人，如杜亚泉。新人也不得不流失，但大多数走上了新的岗位，不少后来还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其中多半人与商务印书馆有关。因此，编译所撤并不能归因为他个人的决策，犹如东方图书馆未能恢复一样，时代、条件、实力均不允许王云五为之。他在重庆复兴后也恢复了东方图书馆分馆，然其象征性的意义大于实际价值。但裁撤编译所后，王云五充分利用商务印书馆大平台、大机构的优势，推出了更多品种、更高质量的文化产品，从实质上降低了成本。
六、文化的差异
在志趣、办事方式等各方面，张元济和王云五两人的差异是巨大的，他们如同一个铜板的两面，完全不同，但又合为一体。不过，他们毕竟是两代人，性格、学养差异巨大。抗战艰苦时期，两人都面临着经济上的窘困，但处理和解决的方式完全不同。张元济在朋友的启发下，一度鬻字为生，通过关系广发润例，用名望和知识来医贫驱饥。王云五则不然，他以旺盛的精力和广泛的人脉，结合时局的需求，在陪都山城到处演讲，演讲后又发表文章，并结集出版，换取稿酬，以维持众多子女的生活。这同时也带给他更大的名望，可谓一举多得。显然，张元济所选择的方式是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自救的方式，王云五所采用的则完全是西方学术文化界的方式，也是较为成功的一例。
与张元济不同的是，王云五一生勤于笔耕，著作等身，极喜个人撰述和公众演讲。他编了一个年谱，达上百万字；终生想编一部辞典，“一字长编”仅由他的卡片积累而成，就达数百万字。据说，他离开商务印书馆之时，移交给辞典部的卡片有几十万张，可见其勤奋与博学。但王云五生不逢时，壮年历经战乱，要维持和拓展商务印书馆这份文化事业，须付出极大的心血和辛劳。重担全压在他一个人身上，哪有余暇著述？但我们今天所见，他所撰述的作品有几十种，一部《中国政治思想史》就达数卷。他也许不是想在学术界谋一席之地，但他向学术的努力是毋庸置疑的。这便是王云五强势之所在、努力之所在，“文人、学人王云五”，他完全当得起这个称呼！
作为继任者，王云五的压力、责任都远大于张元济。所幸在处世方法上，王云五与张元济也颇为相似，那就是不喜社会活动，完全投身在馆务和事业之中。他没有去做领袖式的人物，也没有参与政治活动和党派事务，也许是他实在挤不出精力来。他一次又一次地力挽危局。奋不顾身是他和张元济两人为商务印书馆奋斗的共同真实写照！自不待言，张元济是他这一切努力之中重要的精神支撑。
他们最大的不同就是，张元济把商务印书馆当成自己一生的事业，王云五则把此当作生命历程中的一部分，他要让自己的生命有更多的维度。尽管时势和命运让他三次坚守商务印书馆，占据了他大半生，但几次主动舍弃另择，并不如张元济一般固守一生，从不放弃。这是他们各自对事业的选择。
七、深切的感念
王云五的一生，上得蔡元培、张元济老一辈支持、指点，外得学界朋友赞许，内得编译所及馆内群贤相助。他在重大项目上，无不咨之于蔡元培、张元济。他也能充分吸纳各界意见，用他超强的运作组织力加以实施，出版《大学丛书》、《中国文化史丛书》都是其例。这两套代表1930年代中国本土学术文化最高水平的作品，前者运行十余年，达到近400种，为中国大学学术本土化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后者虽只有42种，但系统地梳理了传统文化的各个层次，几乎无一不是现代学术的开创之作。
书前有一篇论文启（这三个字没看懂）出自王云五的手笔：“张先生是富于新思想的旧学家，也是能实践新道德的老绅士，他兼有学者和事业家的特长，他早年就敝屣尊荣，致力文化事业，服务之所不能及之劳，不计成败，不顾毁誉，三十年如一日，所以能把一个小印刷提到全国第一个出版家的地位。他在学术方面本有很广博的兴趣，很渊深的造诣，涵芬楼所印古籍，皆是他所提倡指示。退休后十年之中，他用全力校勘全史，其搜罗之勤，功力之密，皆见于他的百衲本二十四史跋文及校勘记，这是一件伟大的工作，在他七十岁生日前后，大致可以完成，这也是中国学术史上最可纪念的一件事。”（1）
在此之前，学术文化界曾出版过《蔡元培孓民六十五岁生日纪念》，王云五以张元济为题，有意将这两位既是好朋友，又实力相当的文化人放在了同样的地位。
张元济和王云五因两件事产生过矛盾。一是复员后人员的任用，王云五主张对附伪人员进行清除，而对重庆有功人士予以重用。张元济则从实情出发，认为应做具体分析，希望王云五回上海后具体解决。但王此时已身居政坛，两人为此反复通信讨论。其中一给张元济的长信，王云五写了几千字。最后，张元济做了让步，为的也是让王云五能回来继续主持大政，复兴商务印书馆。但这一次，王云五并没有能如张元济所愿，他辞去了总经理一职，没回到商务印书馆。对此，张元济的失望可知。
王云五到时台后，因信息阻隔，及至1963年，才从香港知道了张元济去世的消息，随即写下了《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一文发表在《传记文学》上。文章长达万字，写尽了他对张元济的感念与评价。
张元济去世后，大陆经历了特殊的一阶段，前二十年没有出现有关张元济的文字。以时间论，王云五此文是最早发表的，为研究了张元济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史料。
1979年7月25日，王云五为台湾版《涉园序跋集录》作跋，文虽不足千字，但所论甚当。这篇文字不啻为张元济所写的一篇评传，当是王云五纪念张元济逝世二十周年的纪念文字，也是他发表的最后一篇文字，从中可以深深地体会到王云五对张元济的感情。台湾版《涉园序跋集录》乃翻版大陆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7月的排印本，于王云五去世后一个月出版。
巧合的是，王云五以九十二岁高龄辞世，张元济去世时也是九十二岁；两人同一天去世（8月14日），相差正二十年。历史上同样有这样的巧合是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和他的同学加朋友胡适，赵元任于1982年2月24日去世，而胡适去世，正是二十年前的同一天。
王云五是商务印书馆历史上足可与张元济名字相提并论的人物。之所以能相提并论，不是因其前后为领导人关系，而是因两人都贡献巨大，既特色各异，又关系至深，一如北大之蔡元培与胡适。可惜的是，两家机构一样，都无第三人出现可与之并论。学术文化出版界同样发生世代断层现象，实乃时代之悲，文化之哀也！
参考资料
文化奇人王云五 金炳亮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年
王云五评传 郭大风 上海书店 1999年
岫庐八十自述 王云五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66 年
我所认识的王云五先生 王寿南主编 台湾商务印书馆 1 976年0
王云五文集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8年
岫庐序跋集编 王云五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9年
岫庐论教育 王云五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65年
旧学新探 王云五 学林出版社 1998年
岫庐论学 王云五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5年
[1]《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张元济年谱长编》，495-496页。
[1]《丛书集成初编》共收录丛书一百种，其中综合性丛书八十种，专业性丛书十二种，地方丛书八种。汰去重复，实存书四千一百零七种，约二万余卷。分装为四千册，5月开始预约，1935年底第一期书出版。
[3]《商务印书馆九十年》, 第263 页。
[4]《我与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 第273 页。
[5]《岫庐已故知交百家手札》，1976年10月。
[6]1940年4月18日致王云五信。
[7]《为实行改组对商务印书馆重要职员讲话》，《张元济年谱长编》初稿》第一册，第2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