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圣手何处寻 ——张元济与伍光建(连载8)

中国近代的西学人才,第一批是传教士和传教士培养出来的,协助其传教与文化教育事业。之后是由政府选派到海外的海归,而自觉地向海外留学或由学术文化机构选拔则在辛亥革命以后才发生,且只有以第三种方式培养出来的西学队伍后续持续发展并壮大。前两期真正通晓西学外语的人才数量极为有限,清廷两次遴选洋进士,也才区区十数人而已。

伍光建就是政府最早选派到海外学习取得成功的人,而这份成功,与张元济关涉颇多。张元济与伍光建两人可以说一辈子的朋友。他俩不但同一年出生,且均有广东生活背景。伍光建曾经有过这样那样的仕途,特别是民国政府成立后,曾历任黎元洪、冯国璋两总统的顾问,后又任行政院顾问、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委员等。其实,他一生最主体的事业、也是最为成功的生涯,还得说是与张元济的编译合作。可以说,张元济是伍光健一生事业的引导者、催生者和支撑者。

一、编译砥柱

伍光建(1867-1945),原名光鉴,字昭扆,笔名君朔、于晋,广东新会人。1882年1月,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严复回福州招收新生,年仅十五岁的伍光建前来投考。伍光健考试成绩优异,在全员中名列第一,给严复留下深刻的印象。严复当场将他录取,之后,受严复的双语训练,并视伍光建为得意弟子。五年后即1886年,伍光建以最优的成绩毕业,赴英留学,初入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就读。一年后,转读伦敦大学,专攻数、理、化并兼习文史。1891年毕业回国,任教于其母校。这时的严复已升任总办,他倚伍光建如左右手。

甲午战争爆发后,一腔热血而出于义愤的伍光建,便慷慨请缨,可惜由于他当时患深度近视,未获批准调遣,无奈之下只好蛰居于天津。张元济革职南下,道经天津,拜访严复,正选择译介西学为新的志业,急需译才。严复即向张元济推荐自己的得意弟子伍光建,这大约就是张元济和伍光健结识之始。时在1898年。

伍光建富于学者气质,才华出众,是精通中西学的现代人物,又得到严复的欣赏和指导,再加上严复的极力推荐,而张元济又是爱才惜才之人,自然接纳。不久,发生庚子之役,北洋学堂遭毁,伍光建与严复都失去了所依,两人一道由天津避居上海。张元济趁机推举伍光建为南洋公学提调及师范学院英文教习,负责教科书的编撰,伍光健开始与张元济一起共事。

由于当时学校初兴,极缺乏教科书,伍光健便借鉴英文各科的课本,开始编译适合中国人学习的教材,他先后编译出:《热学》《力学》《水学》《气学》《磁学》《光学》《声学》《静电学》《动电学》等物理系列教科书。另译有(法)包尔培(英文名?)与(英)莫尔显(英文名?)合著《格致读本》(与李维格合译)、(美)韦尔生(英文名?)《政群源流考》等社会科学方面的主张。1902年由南洋公学出版。(指代不明)年底,张元济离开南洋公学,伍光建也离开前往天津,他在南洋公学所编课本,后因张元济离开南洋,而改由商务出版。

张元济离开南洋公学后,在商务印书馆创建编译所,工作重点为教科书。不久,伍光建再次回到上海,与张元济同居上海一里弄,伍光建成为编译所成立初期最为重要的外任编译者。自1903年底,伍光健开始担任商务兼职编辑,张元济付给他每月250元的酬薪。他主要负责编撰西方史,书名叫《西史纪要》。编写工作顺利进行。为赶进度,张元济未待写完书稿,即安排出版。

入馆前,夏瑞芳推出的《华英初阶》《华英进阶》系列大受欢迎,但时过境迁,他即考虑以更新、更好的英文读物来扩大英语学习读物的市场。在编述教育所急需的各种课本的同时,蔡元培也主张:“当以重资购当世名士严复、伍光建、夏曾佑诸君著作。”[1]夏瑞芳、张元济对于蔡元培的主张自然十积极落实,立刻请精熟英文的伍光建来发挥其优势,伍光健很快编写了具有权威性的英语教科书《帝国英文读本》(1904)、《英文范纲要》、《英文范详解》、《英汉双语英文习语辞典》等,以配合国内读者学习英语所需。

《帝国英文读本》是当时唯一的英语教材。成为光绪、宣统至民国初年学习英语者必修的读本,对于当时国人学习外语起了极大的作用。恐怕连伍光健自己也不曾想到,他所学专业虽不能报效国家,但他对英语学习的贡献却是巨大的。作为学习读物,伍光建当年所编的英文教材在今天虽已成为刍狗,但在当年它所发挥的作用却是十分巨大的。那时,在强烈的学习西方愿望的推动下,掌握英语成为教育的一个新方向,商务印书馆因为拥有伍光建这样精通英文的专家所编写的教材书,所以此书一经出版便迅速抢占了英语读物市场,独领风骚,不期商务又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出版领域,一片历久弥新的市场。伍光建为此发挥的作用,自不待言。

期间,伍光建曾为汪康年所办《中外日报》撰稿,其子伍蠡甫说:“张元济和父亲有一好朋友——汪康年在上海创办《中外日报》,社论由汪主稿,张元济和先父不时参与漫画的构画,颇极讽刺之能事,此外,先父应约开始用白话翻译外国小说,在报上发表,署名君朔,译笔出动,读者耳目为之一新”[2]。1904年,商务与《中外日报》合资,伍光建既是商务馆外编辑,又是翻译好手,与张元济一起参与报馆工作,十分自然。

1905年,受张元济推荐,伍光建以一等参赞名义作为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的端方的随身译员,出使日本、欧美。所至欧美各国,每值演说,都由他主讲。1906年6月回国,端方所撰的《欧美政治要义》一书即由商务(1907年)出版,另辑要《列国政要》出版,《续编》则于1911年出版。

伍光健始终游离于时局之中,翻译实为业务之事,此时,张元济自组建英文部后,颜惠庆、邝富灼前来加盟主持,虽然原来的谢洪赉离馆投身教会工作去了,但通晓英文的伍光健在馆内力量大增,其后又有郭秉文、郑贞文等人加入其中,编译所由英译读物而英文辞典之编纂,伍光健也成了这些高标准作品的审定人和修正者,他自己也贡献出了一部英语辞典。

发动宪政期间,朝廷开始新政后,学部最先欲用张元济为学部参事厅行走,但他早已绝意仕途,他心里一百个不愿意再行北上履职,久拖之后只得敷衍了一场,入了外交部储才馆。三个月后,他又返沪。但就在短短的复职期间,他向荣庆再荐伍光建,可见张元济视伍光建为国之干才。其后,张元济虽又短暂北上,但一年后即恳请开去官差。尚未辞去,时任尚书岑春煊又多次来电急调,委为度支部派为咨议官,置之未理,作他的环球之行,为商务考察教育去了。

在岑春煊去职后,新任尚书陈壁继续邀约伍光建,光绪谕授其为左参议职。1909年,与严复一道被赐进士出身,师生同榜,传为佳话。1910年为印制调查局顾问。

张元济环球教育考察回来后,全身投入到教育活动中来。率先和蔡元培、伍光建一道组织中国教育会,把“应世界之趋势以定教育方针,察社会之现状以求教育之进步”作为教育会宗旨,张、伍分别任会长、副会长。几个月后,辛亥革命爆发,鼎故革新。民国成立后,蔡元培当教育总长,邀伍光建任专门司司长,同时受邀的还有蒋维乔、黄炎培和王云五。伍光建由于受到张元济的影响以及挽留,并未赴任,他乐于同张元济一起编书。最终,他还是应邀北上,出任北洋政府的高官。相继担任财政部参事、顾问,盐务署参事、盐务稽核所英文股股长,直到北伐军兴,他又南下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顾问,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委员。不久,又回上海定居,专门从事翻译工作。

张元济来到商务,组建编译所,编译并重。如果说编纂国文一类的课本尚易觅人手,而译才则触目所及十分有限,南洋公学译书院所规划之《日本法规大全》,就是因译才不足而做罢。之后的严复自然为魁首,不可多求,而林译则是一个偶然奇招,他也曾试用过包天笑式的“创译”,无非都是为世人灌输新知和新识而努力。在他早期的西学大业追求中,一个十分关键的人物就是伍光健,尽管他可能始终是一个不在册的员工,但他却为张元济的译业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当然,伍光健也因有张元济对他的重视、信任以及其才学和勤勉的作风,成为本土真正的第一任现代翻译大家,并以此终生为业,辛劳不辍为读者,尤其是在出版方面提供了一大批真正让国人登堂入室的西方文学、历史、哲学作品。

张元济是个惜才之人,绝不会浪费人才,他在与伍光建的交往与合作中,他知伍光建不仅在关键时刻可帮他应付所急之事,更是一个可帮他开拓发展之人。以伍光建的英文水平,可让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具有了相当的品质。他为商务校正了《汉英字典》《汉英大辞典》(增订版)以及编纂《英文成语辞典》(英汉双解,1917年)等。《英文成语辞典》根据(以)邝其照的《英语成语字典》为蓝本编成(见伍光健序)。

二 文学翻译巨匠

张元济知道,伍光建的白话功力也极为深厚,但他入北洋政府任职后,所从事的不是学术文化上的事情,加之张元济感到林纾作为一个既不通外文,又以古文法译写之,这样的翻译并非正途,于是说服伍光健,让他用白话的方式译述西方文学名著,为商务印书馆开辟新的途径。

在张元济的推动下,伍光建开始走上了文学翻译的道路,为商务印书馆在严译、林译之外开启了别开生面的文学译作。早在1907年,张元济就提议伍光建用白话的方式翻译外国小说。很快,伍光建便遵从张元济的建议,开始着手翻译。同年7月他翻译的《侠隐记》《续侠隐记》及《三个火枪手》[3]开始出版。1908年,他翻译“欧美名家小说”系列:如《法宫秘史》《法宫秘史后编》,并冠名为《历史小说》。这些作品,展现了他人生中最为辉煌的翻译时光,并逐步与严、林并重于士林。

伍光建的译作由于采用精准而纯熟的白话文,不仅在风靡一时的林译之外独具特色,而且随着白话文运动的兴起,“伍译”并没有像严译、林译那样成为历史遗产和出版化石,而是不断加以刊行,历久弥新。如早年所译《侠隐记》在张元济的推动下,先是与林译并行刊入《说部丛书》第二辑(1907),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白话翻译小说,后收入王云五所编《万有文库》,后经茅盾校正,被列为当时教育部新学制中学国语科补充读本,流行之广,活力之久,非林译所能比。

《说部丛刊》持续出版了十多年,以林译为主体,颜惠庆的学生徐铣(润全,英文部)、奚若(伯绶,英文部或教科书)以及包天笑也是主要成员,鲁迅化名周倬也有作品,而只有伍译之后与林译一样,纳入后来的其他丛书或另行。奚若、包天笑、周倬等译作则几乎没有收入或再版。

伍光建是继严复、林纾之后名副其实的翻译巨匠。他严格遵守老师严复“信、雅、达”的标准,从原著选择到译文表达都达到了经典的高度,为商务印书馆翻译西方名著奠定了权威、经典的地位。二三十年代,当时一些出版机构争出文学名著译本,伍光健也先后为华通书局、黎明书局、启明书局、新月书局供稿。

王云五是一个读英文书起家并勤于著述的人,也十分看重伍光建的才干。王云五主政后,请他翻译的内容主体以历史、哲学名著为主,以继严复事业。伍光建当然乐于从命,不过他没有放弃文学名著的翻译。于是,伍光建在文学名著译述之外,又进入到了经典著作的翻译,试图接续他恩师严复的道路。

1928年,商务印书馆开始出版《世界文学名著》丛书,由伍光建所翻译的作品作为主干,收入他的译作九余种:《维克婓牧师传》《大伟人威立特传》《约瑟安特路传》《克阑佛》《浮华世界》《劳苦世界》《杜巴利伯爵夫人外传》《洛雪小姐游学记》《孤女飘零记》。他儿子伍蠡甫也有数种译作收入其中:《诗辩》《瑞典短篇小说集》《印度短篇小说集》。

其他翻译的世界文学名著有:狄更斯的《二京记》(即《双城记》)、歌德的《狐之神》、布纶忒的《狭路冤家》、哈代的《心狱》以及斯威夫特的《伽利华游记》(即《格列佛游》)、雨果的《悲惨世界》、法朗土的《红百合花》、塞万提斯的《疯侠》(即《堂吉诃德》)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1930年,伍光建缷职后,专职从事翻译,从此,译述成为他生命的主轴。

“一·二八”事件后,商务印书馆需要大量作品复兴业务,伍光建更是摒弃一切,专事译述。此时,张元济已经全心身地投入到了传承古籍工作上,当然也希望老友为之辅翼。他勤奋耕耘,译出了一大批作品。如《霸术》(现译《君主论》)、《拿破仑论》《伦理学》《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法国大革命史》等政治、哲学和史学名著。

1934—1936年,伍光建编译面向大众的读本《英汉对照名家小说选》,共四十种。该丛书出版,完全是由张元济、伍光建及五云五共商而确定的系统化工程,张元济也接纳了伍光建删文和加译者介绍及注释的建议,并以英汉对照的形式出版,凸现了“伍译”自己的翻译事业和独具风格。

伍光建的译述作品远远超过他的老师严复和林纾,成为近代译坛上译作生命力最长的翻译家。他从世纪初到南洋公学开始,从未停止过他的译笔,从《说部丛书》到《西洋文学名著译丛》到《世界文学名著丛书》,晚年仍译出如吉朋(英文名?)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及《苏联文明》等经典著作,前后长达近五十年翻译生命力。之所以能保持如此长久,是由于他学养渊博,且具有洞察社会文化发展趋向的远见卓识。他从留学英国、出访欧美开始,就意识到学习西方的重要性,而执教南洋公学、编写教科书,又使他意识到眼前的青年学子是未来的社会文化主体,是最需要接受先进文化思想启蒙和优秀文学作品陶冶的读者群体。他洞察文化前进的步伐,深知作为文化载体的文字形式必须随着文化内容的更新而变革。为寻找适应新内容的新形式,他以独到的白话文翻译西方名著而且获得巨大成功。

他开创性的用白话体翻译西方作品,早于1917 年开始的白话文运动至少十年,与林译的“古文”体别树一帜,而衍为正途。他的翻译作品,构成了翻译史上在近代中国这一文化转型过程中一个“伍译时代”。他以一位传统学者的身份,与“五四”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翻译家继承其衣钵,光大其事业,为中国近代翻译史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章。

与对待林译不同的是,新文化运动干将对“伍译”,尤其是对其代表译作《侠隐记》的赞美不吝其辞,《新青年》编者似乎从“伍译”中找到了白话文的典范,胡适更是大加赞美:“以为近年译西洋小说,当以君朔所译诸书为第一。君朔所用白话,全非抄袭旧小说的白话,乃是一种特创的白话,最能传达原书的神气,其价值高出林纾百倍。[4]”崇尚精美语言的大诗人徐志摩也十分推崇“伍译” ,说:“伍先生是当今国内最有经验的翻译家,其译笔极为灵活,往往遇有顶困难的地方,能有传神之妙,为原著机紧、灵敏的对话出色不少” [5]他在晚年对伍光建的译述仍然称道不已” [6]

有意思的是,林纾研究者寒光在《林琴南》专著中,评价伍光建译作是“百炼的精钢,胜过林译千万倍”。“伍译”尤其是代表作《侠隐记》直到今天一直有市场,仍不失特色和魅力,就是最好的证明。1933年出版的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称伍光建是“翻译圣手”。(文献信息?)茅盾曾于1937年说:“伍先生的译作,我几乎全部读过;我常觉得伍译在人物个性方面总是好的,又在紧张的动作方面也总是好的。而对话部分,尤其常有传神之笔。[7]

三、生命中的“主心骨”

如果说译述是伍光建的事业,那么,张元济则是他“主心骨”式的朋友。辛亥革命期间,蔡元培曾多次邀请伍光建前去教育部工作。而此时的伍光建已接受张元济之托,编撰《英语成语辞典》,就推却教育司长一职。后来,蔡元培欲邀请伍光建去北大、去中研院任职,希望征得张元济的同意,张元济此时正需要伍光健,只好婉拒蔡元培的盛情。之后,又有暨南大学何炳松也想聘请伍光建去教书,张元济均一一代他拒绝。可见,伍光建在商务对张元济的重要性。

伍光建因持有商务印书馆的股份,曾有一段时期出任商务印书馆董事,并参与商务印书馆的事务。伍光建的儿子伍蠡甫于1927年在上海任教,张元济视其为子侄。馆里的许多事,伍光建均听从张元济的安排。这也体现了伍光健对张元济的极为信任和两人至近的关系。

抗日战争爆发后,伍光建因连续工作,体力透支,杜门不出,即使这样,他还继续译书不辍。当时,王云五已离开上海,将出版阵地迁入四川重庆。由于当时稿件邮寄十分困难,当时的上海刊物已变成汪伪政权统治下的敌伪刊物,伍光建不愿把他的作品在敌伪刊物上发表,显示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的崇高民族气节。许多作品只好搁置下来,没有及时刊布出版。

当然,由交情发展为感情,都是由于平等与互动,张元济也视其为最可信的朋友。1940年12月,张元济生病住院,需要实施手术,手术前,他特请伍光建为其预写遗嘱见证,可见张元济对伍光健的信任。1943年6月10日,伍光建逝世,享年七十七岁。

伍光建突然先他而去,病情刚好一些的张元济难过之余,即为伍光健撰写挽联,以寄哀思,曰:“天生我才当致用,士惟有品始能贫。[8]”这两句格言式的挽联,不仅反映了张元济对朋友的理解与认知,也投射出张元济的人格追求。这份追求的动力正缘于他相交半个世纪的朋友伍光健。所以说,朋友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大的财富,张、伍相交及合作的过程再一次印证了这点。

伍光建逝世后,身后留有300 余万字的遗稿,包括文学、历史、哲学等领域。他生前所译作品由商务出版的只有五十余种,直到解放后才由其子、著名翻译家伍蠡甫整理出版。曾有人为他撰写悼文,即《伍光建先生追悼会缘起》一文有如下评价:

“先生生值民族革命思想动荡之大时代,识见先人,以灌输西洋学术文化为己任,毕生致力于此者殆四十寒暑,志操未尝稍衰,计先后著译共130 余种,可一万万言。就内容言之,或董理西洋文化之全面,或分述西洋语文、科学、哲学、文学、历史、政治、经济,及一般社会之真谛;就体裁言之,则论说、批评、史传、小说、剧本、童话、随笔诸体俱备,而选材皆寓深意。盖欲使此一时代之读者了然于泰西立国之道,盛衰之理,与夫名儒之言论,英雄伟人之行事,以兴起见贤思齐之心,树立奋发自强之念,更旁及社会道德之观念,民间生活之素描,而于说部,尤多择其书写至性真情之作,具见先生以文载道之深心,要非仅植文辞,使人作一时悲喜者比也。先生童时,值东捻初平,西捻方炽,中岁遇拳变,晚年复睹敌奸之横行。几经离乱,然精神始终坚定,为中国新文化努力,数十年如一日,卒成一代宗师,文坛巨子。虽尝服官三十余载,而立节杭行,风骨棱然,有古廉士风,未尝与流俗苟同。平生不里产业,身后仅遗稿与藏书二三万卷而已,此尤晚世所希见者。[9]

时在上海的郑振铎在伍光建去世一周后,也写下纪念的文章,即《悼伍光建先生》,高度赞扬他的爱国情怀和正直人格,此文发表在桂林开明书店《中学生》杂志上。这也是郑振铎在沦陷区生活唯一公开发表的文字。

三、定格“伍译”

伍光建首创采用白话语体文的方式翻译外国作品,开拓了中国翻译史上新的一页。伍光建是商务印书馆从“林译”走向出版世界文学名著的过渡性关键人物,但由于伍光建所译未能结集成专刊出版,加之所译内容涉及面广,晚年时局动荡,所译作品一直隐而不彰。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伍光建翻译的高峰时期,正值张元济退居二线,一心专事古籍整理,没有更多精力如对待严译、林译一样全面规划、包装推广“伍译”的个人品牌。王云五虽然大力从事译述出版,但更重视产品品牌,虽对伍光建尊敬有加,没有将其价值挖掘到极至。如同后来的冯承钧所翻译的西方汉学名著,虽为经典译作,但因为单刊或编入硕大的丛书,湮没了其价值和作用力一样,这也是王云五出版上因时局或个人关注之不足。但他却无时无刻不在馆中推出他个人色彩浓重的编译、主编作品,也不能不说他有“公器私用”方面的缺陷。

因伍光建的加入,张元济完成了依赖于林译小说而真正面向翻译文学出版的转变,继“严译”“林译”之后,他希冀推出“伍译”,寻找外国文学翻译的正途,但商务翻译出版史上始终只有“严译”和“林译”两大个人品牌。“伍译”在“五四”之后,因白话文大行其道而取代林译小说,广为发行,使“伍译”品牌始终有其实而无其名。人品身名显赫与否,与学术和贡献在一定时期不成正比,与其际遇和时势有莫大关系。

从如此众多的作品和漫长的翻译工作中,可以揣知,他是一个勤奋而不擅长交际的人,他在官场上无所作为,朋友也罕有叙述,唯有笔耕不辍,委与张元济及商务印书馆。正是漫长而亲近的交谊,给了他这份实在和无所牵挂,他甚至连儿子也引入为馆里译述,成为“世业”。

伍光建是传统学者出身的翻译家,他一生为社会贡献了如此丰富、优秀的西方文史哲等名家名作译本,在当时的中国,对西方先进社会思潮的传播、优秀文学的欣赏、科学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倡导,以及独立自主人格的培养、进步道德观念的树立,对保守落后社会风气的改造,都产生过深刻而广泛的积极影响,他是当之无愧的一代翻译巨匠。

“伍译”是与严复、林纾并列的三大译家,他们的翻译手法各自有不同的特点,但“伍译”才是真正的译述。与严译翻译目的迥异,所以选择的作品与表述形式也完全不同,“伍译”完全没有政治与思想的目的,也没有林纾那样的个人情结,他只是全面、系统、认真地向民众展示西方文学。因此,他是现代翻译史上第一个真正的中西文化摆渡人。

     翻译家作为学术、文化、思想的摆渡人,在各个时代所发生的作用及影响是不同的。经典的翻译必然后出转精,商务在“西学”大昌之后,系统而又高规格地确立《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世界文学名著》丛书,不仅是为中西文化打造一座桥梁,更是为文化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石,而“伍译”就是这两大工程前奏和拓荒者。不明乎此,不足以究明一代翻译家伍光建的事业,也不理解张元济为现代出版及再造文明所付出的努力和辛劳。

参考资料:

影响中国近现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   邹振环

译林旧踪   邹振环   江西教育出版社

清末五大臣出洋研究 潘崇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夏瑞芳传》,《商务印书馆九十年》,2页。

[2]《伍光建与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79页。

[3]即《三个火枪手》、《续侠隐记》即《二十年后》,署名君朔,收入《说部丛书》第二集

[4]???

[5]《译林旧踪》,134页

[6]《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39页.新星出版社,2006

[7]《伍译侠隐记与浮华世家》《文学》1934年2(3).

[8]《伍光建与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82页。

[9]《伍光建追悼会缘起》。见邓世还《伍光建生平及主要译著年表》引,《新文学史料》。2010 年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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