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林绝唱 ——张元济与林纾(连载7)

商务早年名声鹊起,效益奇丰,除新教科书广为发行外,严复“汉译名著”和林纾的“翻译小说”的出版,尤其是后者所推出的大规模品种,在商务的产业化运作下,获得了极大的收益,十几年间,在商务教科书之外的业务撑起了半边天,为商务品牌串红起到了功不可没之效。

从“百日维新”之后到“五四”运动前,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张元济通过译作引来较大的社会效应以严复和林纾为最巨。俩人被誉为“译才并世数严林”。严译西学与“林译小说”系列之译作唤醒了中国一代人,影响了整个社会的思想风潮。他们在文化上的崛起,仿佛在阴霾四伏的东方地平线上,突然出现了两颗明亮的文化双星。

作为文人也好,思想家也好,似乎都是社会中的弱者,一为文人,便注定一生蹉跎。林纾(1852-1924年)的一生,如许许多多文人的命运一样,充满坎坷与不幸。他长张元济十六岁,但俩人的生命轨迹完全不同。张元济早年平步青云,后遭革职“永不叙用”后,南下创业,几乎是在同时,他找寻到了一条新路,并建构了自己的文化平台。此后,由于机缘巧合,因   “林译”使两人结下文缘,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上演了一场又一场文化大戏。

一、“翻译家”的诞生

林纾早年十分贫苦困顿,三十一岁中举,后七试不售,四十八岁绝意仕途,终身未仕。

1897年夏天,林纾贤淑的妻子去世,丧偶期间,林纾去马尾船政局散心,陪他游玩的朋友王寿昌见他郁郁寡欢,于是给他建议:“吾请与子译成一书,子可破岑寂,吾亦得以介绍一名著于中国,不胜于蹙额对坐耶?”林纾开始并不接受,好友魏瀚也从旁鼓励,林纾不敢再拂朋友盛意,也开玩笑说:“只要二位朋友请他游石鼓山乃可”。于是,几个人在游石鼓山时,王寿昌手捧法文原著,口译内容,林纾“耳受而手追之,声已笔止”。[1]一部名为《巴黎茶花女遗事》译著就这样在奇妙的游石鼓山时诞生了。1899年春,由魏瀚出资,请福州刻书名家吴玉田木刻一百套,林纾署名为“泠红生”。[2]口译者王子仁也不署本名,改为晓斋。第二年夏,由汪康年刊刻成铅印本,并在其所办的《中外日报》上刊登广告,以《昌言报》馆的名义发行。出乎意料的是,《茶花女》发行十分畅销,并广为人知。[3]

《巴黎茶花女遗事》就这样在东方国度奇迹般诞生了。它哀婉凄凉的故事内容,正巧是对中年丧妻林纾的慰藉。他倾注自己的情感并用优美的古文述说,让世人看到了前所未见的西方爱情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的问世,给封闭的“天朝”子民展开了天外天的人间奇景,如在一池死水中激起了千层浪——冲击着中国旧礼教。它所引起的人心激荡,非言语所能形容。正如严复所描绘的那样,“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4]!世人突然发现“天朝”之外竟然有如此回肠荡气的悲欢离合,同时也发现“欧洲文明”所标榜的自由、平等尚不完全是空谈,它居然有血有肉,体现在人世间的现实生活之中。

《巴黎茶花女遗事》横空出世,被誉为“外国的《红楼梦》”[5],成了市场上最好的推动力。一时“洛阳纸贵,海内风行”。[6]林纾在经过十多年的文人生活之后,一次偶然游玩之嬉,让他走上了文学翻译的道路。让一个不懂外文的人成了最为众人所知的“翻译家”,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译完《巴黎茶花女遗事》之后,他客居杭州,又译成《黑奴吁天录》,这次他不再以外号“泠红生”,而是以林纾本名发表。《黑奴吁天录》的出版,再次引起极大反响。不懂外文的林纾以典雅的古文和合作者翻译西方小说,尤其以再创作的笔调,在这个西风劲吹的时代,成为了划破阴霾四起的一道闪电,为中华大地带来震撼与冲击。随后,他不断推出译作,成为洗涤一个时代混浊空气的一剂良药。1902年,张百熙奏请建立京师大学堂附设编译书局,由严复出任译书局总办兼考校处总纂,并聘任林纾为笔述。或许因他有《茶花女》译作的串红才有资格担任“笔译”,这是林纾走向职业翻译的开端。此时已年届五旬的林纾重整行囊,再鼓余勇,踏上了京师之旅。林纾从进入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从事翻译,直到1913年严复辞去北大校长后才离开”。[7]这十年的时间,应该说是他生活最为安定、事业最为丰盛、发展最为顺畅的黄金时期,也是他一生最为安逸平静的十年。

个性倔强的林纾感悟到时代、社会所需,他倚仗他的文化才华耕耘不辍,更不忘他的爱国情怀与激扬社会之初心,奋力迈进译书事业之中。

二、“林译小说”的奇迹

在林纾任职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后,在此之前,严复把林纾和严君潜合译的《伊索寓言》交给张元济。不久,他的朋友高梦旦兄弟也来到了商务印书馆,[8]商务出版了“林译小说”《伊索寓言》。1899年,林纾致信汪康年:“闻张菊生颇称我书,此君品学皆高,恨未之见。”[9]可见俩人神交已久,并尊重之至。更有一层,林纾与郑孝胥为同科举人,郑与张的关系至深,所以不待高主事而林作已来,并承为刊布。当然高梦旦加盟编译所后,林纾与高梦旦之关系,用林的话说:“非朋友,直骨肉。”更是达到“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兼备的完美境地。

从游戏之作到兴趣发现,不期形成社会风尚之转变,林纾和他的朋友们不仅因势利导,更以文学情怀与醒世之托,形成一个阵营,从而进军翻译作品,并得张元济其强大的团队的支持,与平平之力而成为社会的热潮,为现代出版开创奇光异彩。

林纾《蛮荒志异跋》中说:“雪止酒熟,梅花向人欲笑,引酒呵笔,书此数语,邮致张菊生先生,为我政之。”此情此景,可见林纾当时度过了一段顺心而快乐的时光。不久,张元济即将他的译书交付出版。林纾的第一本译著在张元济创立编译所的当年问世了。

让严复意想不到的是,侄子严君潜与林纾合作的《伊索寓言》,开创了现代出版史上独一无二的文化奇观。此后,“林译小说”开始大规模由商务推出。林纾的翻译“出笔高古而风华”,[10]并引来众多人争相学习和模仿,开创了文言译书的一代风气。林纾译书速度之快,称他“日区四小时,得文字六千言”,[11]速度之快,非常人所能及也。

1903年,商务在《绣像小说》之外,又创办了一种专载翻译小说的刊物《说部丛书》[12],其实就是以“林译”为主体的出版内容。《说部丛书》一至四集,共收录了“林译”一百三十二种,随后又将《说部丛书》中的一至四集及未入《说部丛书》的作品汇为《林译小说》一、二集。由此,“林译”品牌正式诞生。

《小说月报》在1910年7月创刊,依然以“林译”为主体,到1921年由沈雁冰接手改革后,仅十一年的时间共刊发近五十部林译小说,几乎每一期均有林译刊登。同时,《小说月报》更是以林译小说作为卖点来招徕读者,往往还搭载单行本的广告。《东方杂志》登载林译更早,始于1906年9月,一直到1921年1月改版,其中58期上有其作品刊发。

“林译小说”在商务出版史上版本之多,发行之广,如水银泻地一般。“林译”成为另外一面对社会文化影响至巨的旗帜,也把商务品牌推向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层次。“五四”运动后,当时刚兴起的话剧有不少以“林译”为题改编,一时间红透整个上海滩,商务为适应普通读者需要,请人将文言改为白话,如将《黑奴吁天录》改题为《汤姆叔的茅屋》和《黑奴魂》等,先是刊登在《儿童世界》杂志上,后又出单行本。但林纾最知名的小说译本《巴黎茶花女遗事》一直到1923年他去世前不久,版权才归商务。

直到1924年林纾去世,他的译述工作长达十六、七年,和他的合作伙伴共译了一百七十多种,所译作品几乎全部落户商务一家而独擅之。一个作家,如此集中在一个出版社出版如此众多的作品,也就属林纾了,他成为在商务出书最多的作家,可见他与商务关系之深,合作之久。

“林译小说”奇观的造就既是时机,也是林纾早年的名声及在杭州的社会活动,为他大张旗鼓地从事翻译创造了先导条件,更由于以高梦旦为首的福建帮在商务的日益壮大,使“林译”小说能在十几年在商务落地生根,成了几乎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买卖。

商务对林纾译作的商业运作至今乃堪称经典案例。首先是按字计值,以出高价购买之,然后对其作品进行大规模运作和立体化开发,由小说单刊到《说部丛书》,再到《林译小说》(两集一百种),再辅之以《小说月报》、《东方杂志》、《小说世界》的连载,再单刊《东方文库》、《汉译名著》也收录不少,其中正式刊行者有一百四十多种,不少译本又有各种版本[13]。《林译小说》与《严译名著丛刊》可谓并驾齐驱。“林译小说”是林纾和商务出版编辑人员共同打造的独具特色、极为成功的文化传播品牌。读者所购买的是文化、西方小说,林纾在这个传播品牌中仅是一个角色。

林纾的翻译前后长达十六、七年,以民国前后为界,早年他以文笔畅雅,以言情小说为主,后期重点选译侠义史传[14]。由于林纾不通外文,又赶速度,所以所译之书中有不少二三流的作品。从这个角度去认识林纾,也就容易理解他所译作品中的那些不足了。

张元济、高梦旦诸人为了多年的合作和老友的情面,也区别对待林纾,张元济从爱护林纾作品的角度出发,对比较草率的译作则主张“草率错误完全改良”,甚至亲自改书名、改稿件。今《张元济日记》中说到:“林琴南译稿《学生风月鉴》不妥,拟不印,《风流孽冤》拟请改名,《玫瑰花》字多不识,由余校注,寄与复看。”[15]一天而审出三种,决定弃一种,改名一种,改稿一种。对”林译”后期的滥译尽力修改,托名出版,也是为了维护出版社之声誉。当时在商务工作的沈雁冰就是修正者之一,《撒克逊劫后英雄传略》就是经他手后收入《中学新学制国文补充读物丛书》。为了适应学生需求,沈雁冰还补充了两篇西方学者的介绍文章,以便有利于传播和推广。

每当忆及译书之事,林纾不无感慨地说:“死固有时,我但留一日之命,即一日泣血以告天下之学生,请治实业以自振,更能不死者即强支此不死期内,多译有益之书,以代弹词为劝喻之助。”他自己也以译书为实业,“译为华语,畏庐走笔之,亦冀以诚告海内至宝至贵,亲如骨肉,尊如圣贤之青年读之,以振动爱国之志气,人谓此畏庐之实业。”[16]

林纾作为外国文学传播者与商务之间的合作,创造出了一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文化风景,在那个时代划下了一道绚丽的彩虹,惊醒了国人,浇灌了无数人的心灵,开启了国民的聪明才智。合作双方都取得巨大收获,商务创造性、产业化的运作在课本广销之外又重获新途。走进历史现场,心依然激荡。林纾就这样必然、想当然地成了二十世纪前二十年最热闹的文化事件的主角。

应该说,张元济是充分认识理解并挖掘了“林译”小说作品的价值,“林译”的推出造成了一时风气的转变,尤其是对文学与时代变革的关系至深。这与他选择严译是完全不同的,这就是张元济!一个大出版家的卓识与胆量所创造出的文化奇迹和出版景观。

1981年,商务建馆八十五周年,适逢改革开放,曾选刊”林译”十种,并加句读。这十种是《巴黎茶花女遗事》、《离恨天》、《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黑奴吁天录》、《块肉余生述》、《吟边燕语》、《拊掌录》、《迦茵小传》、《不如归》、《现身说法》。这次刊印,纪念和研究的性质大于市场推广,个别书名改用了新译名,似无必要,但也再次让这批“文学化石”让世人得以知晓。同时编有《林纾的翻译》一书,收录郑振铎、阿英、钱钟书等人的研究文章,等于在向这位对商务出版贡献巨大的名家致敬。1993年,又出版了由其女婿李家积整理的《林纾诗文集》,也算是为他们二十世纪的合作划上了一个圆满句点。

三、古文家之路

林纾自己认同的身份依次为古文家、艺术家、教育家,最后他才不情愿地承认是“翻译家”,也只是作为古文家的另一面,更与历史评价相左的是,他是一个努力趋新的人物,早年的《闽中新乐府》,晚年的小说创作都是他的追求,而非古文技痒之笔,作为朋友也是认同的。

1907年起,林纾在翻译西方小说步入紧密合作、高效运作的同时,又应张元济、高梦旦之约,为商务编辑了系列古文读本《中学国文读本》(十卷本,1908-1910)

。这是商务推出最新教科书之后,第一套由他个人编纂的语文教科书,也是近代第一本以“国文”为名的教科书,自然径传神州。他创作的第二本个人作品《技击余闻》也于1908年以精美的形式出版,书前还冠有高凤歧的手迹及插图,可见对其作品的重视。1910年,他又将自己的古文创作结集为《畏庐文集》,印行万册,畅销一时。林纾希望通过商务这个平台,用振衰起废的古文理论为他生命的后期注入了一剂兴奋剂。他也因此而博得了古文家的盛誉。

辛亥革命后,他大干快上,编辑的古文读本依然是高产的速度。仅几年,连同他自己的古文及选本出了几十册,同样也风靡天下:如1914年的《韩柳文研究传》;1916年的《浅深递进国文读本》、《畏庐续集》;1917年,《左孟庄骚精华录》二册;1918至1923年的《古文辞类纂选本》十卷;1921年的《左传撷华》;1922年的《畏庐漫录》;1923年的《庄子浅说》;1924年的《畏庐三集》。最后的顶峰之作是《林纾选评名家文集》十五册十六种,于1924年出版。期间,自负的林纾更想一试身手,用古文笔法连续创作了三部传奇戏曲:《蜀鹃啼传奇》、《合浦珠传奇》、《天奴庙传奇》,在1917年均由商务出版。

林纾作为文言文创作的大家和最后的殿军,他自树古文大旗后,致力于古文普及和推广,得到了社会认可。古文家的声誉迳传神州,实现了他自己对翻译家这个不伦不类的身份转变与发展。由于身名大盛,更由于处于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他受到文化界后起者的攻击也最多。开始是以章太炎为代表的魏晋古文派认为其古文不修。在大师们的操纵下,林纾受到不应有的评价,处境艰难的他不得不辞职。

新文化运动欲想破坏和摧毁的有两大领域:一是批判孔孟思想,二是打倒文言文。新文化运动的干将的高论开始在思想界有所反映,但在文学界则如鲁迅所言:“那时仿佛不但没人来赞同,并且还没有人来反对”,《呐喊序》。素有办报经验,又深通舆论之道的陈独秀就采取“引蛇出洞”的方式。当然就拿成就最大、影响最巨的林纾开刀了。1918年1月,由钱玄同和刘半农以唱双簧的方式,在《新青年》(1918年3月号)上,甚至说他“半点儿文学意味也没有”。这种批评并非文化评论,目的是为新文化发展扫清障碍,所以林纾是他们必须打倒的对象。并开始对林纾作品及模式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和无情的扫荡,这种暗箭伤人的文化斗争,对一个实干而启蒙了新文化的人来讲,在今天看来,本身就是对社会伦理和文化传统的破坏,对他们而言就是革命。

彻底打垮他的是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新文化运动的目标是开启现代化的大门,所以先行者们不遗余力地“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最终林纾败下阵来。林纾巨大的文化声誉被新文化运动彻底推毁,把“腐朽”、“没落”的帽子扣在他的头上,更有过激者斥之为“谬种”、“妖孽”。

以《新青年》和《新潮》为代表北大阵营的离经判道,自然引发社会的责难,林纾更是以捍卫者自居,他太熟悉张元济与蔡元培的关系了,但这并不妨碍他希望蔡元培不要护犊心切,于是他在1919年2月,在上海《申报》发出自己的声音,以文学的笔法影射新文化运动,诋毁蔡元培,不料这下等于捅了马蜂窝,新文化干将们与杜亚泉及《东方杂志》的论战正酣,负有盛名的林纾前来叫阵,当然乐为之应战,白话文的敌人就这样撞到其枪口上了。正如胡适所说:“今日所谓有主义的革命,大都向壁虚造一些革命的对象,然后去打倒那个自造的对象。”[17]林纾正是被他们塑造出来需要打倒的那个人。陈独秀因受到蔡元培的赏识,他以后起之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一职。陈独秀、胡适、刘半农他们均是主张彻底的文学革命,又有北大为阵地,《新青年》为工具,加之林纾并不真正了解西方,因此他所固守的“古文不宜废”的思想与追求,在相互对立和情绪激奋中,被大家视为对立面。林纾开始被动地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敌人。陈独秀等人全然不顾其对西方文学的传播之力,更加上林纾有过以“小举人”而大肆攻击大翰林蔡元培的举措,尽管林纾很快认错,[18]但新文化阵营决不给他认错的机会。对此,林纾当然不会默不作声,他以唐·诘珂德式地精神同新文化运动的干将战斗到底。他要捍卫他的价值观:即“古文不宜废”。林纾曾言:“吾固知古文之当废,然不知其所以然。”在这种困惑之中,加之又在外部的强压下,及有骨气且自傲的林纾并没有改弦易辙,依然奋力地为古文延续命脉。

正是由于林纾声名太盛,“五四”运动前后又与新文化阵营为忤,商务也一时成为了旧文化的阵地。虽然林纾不是商务之人,但他的译作及古文选本均为商务专卖,新文化干将就顺藤摸瓜,连商务一块进行清算。当然,他们要清算抨击的不仅仅是林纾,更是当时执文化界牛耳的商务大本营,清除其对新文化运动推广的阻力和障碍。

“五四”以后,张元济通过对时局的把握,逐渐明白这场全新的文化运动革命不仅很有价值,而且要奋起直追。从此,他对林纾作品的出版也作出了相应的调整并进行革新。首先,张元济着手革新《小说月报》,但并没有放弃林译小说的出版。《小说月报》由茅盾接手后,“林译”虽然停止刊登,但单行本的出版则加快了速度,当年即出版了十四种之多,成为单行本数量出版年度之最。同时,将“林译小说”移之于新创刊的《小说世界》周刊中继续刊登。

张元济为了表达对这样一位文化老人的尊重和回馈,以及他为商务所做出的贡献,有的作品即使不能出版,他也花钱把译稿买下来,一则此时商务实力雄厚,二则以免流入其他出版机构,防不良者靠”林译”小说来赚大钱,这便是张元济之厚道和高明之处。新文化运动中,林纾作品受到冲击后,其作品则改移至《小说世界》刊发。

林纾本身以“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并坦率承认“此则嗜古者之痛也[19]”,陈独秀面对林纾这样的个体文化生命,他斗志昂扬地表示:“悍然以古文为文学正宗者,犹之清初历家排斥西法,乾嘉畴人非难地球绕日之说,吾辈实无余闲与之作此,无谓之讨论也”。所以坚称:“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始至改良文学,当以白话文学为正宗,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的主张以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20]”。他所写文字尚非绝对白话乎!但他却挥刀砍向《东方杂志》去了。

在新文化运动刚落幕后不久,1924年,林纾在孤寂中离开人世。去世时,没有看到他的全部著作刊布,还有部分遗存于世,不料这些遗著却毁于1932年那场大火之中[21]

林纾逝世后的十天,时在商务的郑振铎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林琴南先生》一文,这是林纾去世后首篇悼念和评述性的文字。”[22]其中大有超越新文学诸辈们的观点:“他的主张是一个问题,他的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又另是一个问题,因他的过时的守旧的主张,完全推倒了他在文坛上的地位,便完全堙没了数十年的辛苦的工作,似乎是不很公允的!”更是直言:“林先生的翻译,其可以称得较完全者已有四十余种,在中国,译了四十余种的世界名著的人,除了林先生外,恐怕到现在还不曾有过一个人,所以我们对于林先生这种苦苦的工作是应该十分的感谢。”[23]

与几年来对林纾不绝于耳的批判相比,他辞世后,新文化阵营开始变得十分冷漠,没有一点反应。随后,新文化运动中一些文化健将如胡适、鲁迅、周作人,包括郭沫若才冷静地评述其成就,追念其人品。但有讽刺意味的是,新文化阵营所译述的外国文学作品并没有在市场上得到人们的认可,自然也就无从发挥更大的作用,鲁迅早期翻译的《域外小说集》就是其中一例。

林纾一生可谓是大幸与大不幸之相结合。幸运的是他既不懂外文,却以“林译”见称于世,不幸的是志未得申,反被《新青年》诸辈冠以“老朽落后”之恶谥。他作为前所未有的文化革命的主要推毁对象,早已被驱逐进历史的坟墓,谁又能将其起死回生?但文化的昌明和学术的进步,终究会为林纾卓越的才华和高尚的人格记下完美的一笔。

我们从“林译小说”的形成与影响力、作用力看,更应视林纾为西文小说传播第一人,不可以仅“译才”来律之。由于他有杰出的才华和深厚的文学功底,所以他的译述从文字上很吸引人。胡适称赞他为自司马迁以来将古文运用得最好的人,新文化运动后成名的文学家,没有不读“林译小说”作品的,而且大多人对他的译文赞赏有加。

林纾就是这样地不幸,他开启了新潮,却被新文学家视为旧派,激烈的文字和巨大的舆论让林纾晚年直到去世的几十年来,始终冠上保守、落后乃至视为“敌人”的名分,忽略了他在新文学不旐之祖的地位。他固守古文,却被更尚古的章门归之为他并不认同的桐城派。他成了一个他自己都不敢认同的角色。悲也夫!他到哪里去寻找自己的安慰呢?对此,他更加孤独无助,一个老文人最终在孤奋中悄然逝去。

他的译作与古文,在新文化运动的狂风暴雨之下,很快成了出版史上的化石,直到今天,连博物馆也没有收藏的兴趣了。当然,新文化的檄文也有不少成为人们今天研究过程中的判词,至少在道德层面上有失文化底蕴,这就是林纾的不幸。“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开启中国现代化的作用功莫大矣,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批发起者以全盘西化、彻底革命的方式,其背景和心理却不无弱国心态和民族虚无主义。他们追求世界文明的新方向,但本身并不了解固有文化的价值和内涵,思想的革命胜过一切,因此,与之叫阵的林纾成为革命的主要对象也就不足为奇,不能不为之惋惜了!

林纾不仅是一位参与开启了新文学的人,更是一位有品格、有操守、有信念的传统读书人。他与人合译的小说,不仅激荡了一个时代,也开创了一片新天地,新文化阵营同时乃至其后几十年,也无人与之颉颃。胡适在林纾去世后,于年底,刊发了《林琴南先生的白话诗》,他检讨说:“林先生的新乐府,不但可以表示他的文学观念的变迁,并且可以使我们知道,五、六年前的反对领袖,在三十年前也曾做过社会改革的事业。我们晚一辈的少年人,只认得守旧的林琴南,而不知道当日的维新党林琴南,只听得林琴南老年反对白话文学,而不知道林琴南壮年时曾做过很通俗的白话诗——这算不公平的舆论!”[24]

四、“文化遗民”

林纾的思想以民国初年前后为界,前期已经对清廷绝望,当他看到袁氏取代孙中山,失望之极,做不成“新政府”之民,于是在1913年辞去京师大学堂之职,回家赋闲,杜门不出,专事撰述,从精神上却转向仰望少帝宣统。宣统也因其同乡进呈《左传撷华》而再赐御书,这样更加深了他眷恋故主故国的遗老之情。1913年至1922年,前后十一次,他不辞辛劳地去河北易县谒光绪陵墓,爱恋故主,“至老不衰”。不过,他的所望即转瞬即空,在他去世没几年,宣统第三次恢复帝号,并在日本人的庇护下成立了伪满州国。

其实,他从传统的伦理和个人的判断,回归到对少主的期待、同情乃至眷恋,知天命的“冷红生”,并没有个人利益的诉求,纯粹是一种价值判断。不过,他的盛名为他的举措所带来的负作用及文化评说无疑是相左的。他的行动既是对历史发展的嘲弄,也是对他自己的讽刺,最终,他把自己也定位在一个滑稽的角色之上。

辛亥革命的炮声让林纾走上了迷蒙之路。他毕竟是文人,内心虽然充斥着反帝救国之精神,但在如此天崩地裂、鼎故革新、乱象环生的时代,他又怎能洞悉其中走势?他怀着澎湃的激情和爱国的拳拳之心,但在五彩斑斓的政治活动中,他只有痛苦地坚守。然而,就在此时,坚守就意味着退却,而且正是绝望地坚守着他名人的地位,让他言出失范,遗老的帽子就这样被人戴在他的头上。其实,这是他内心绝望后的坚守。甘做“布衣遗老”,不是对王朝的眷顾,而是对“国家”的选择和坚守,是一种纯粹的个人行动之选择,与其他遗老追随清帝甚至卖国行径有着本质的不同。

陈衍在为《福建通志》撰述的《林纾传》中,称林纾工作室为造币厂,“造币”当然有些指斥、讥笑意味,但“厂”字则庶近其本质,不过是他组织译稿,与商务共设“一厂”生产,实际上,这个“造币厂”是两家合开。其实,林纾所译也是与合作分享的办法,他自己所得及一半多,他真正的收益还有作为商务股东对他的回报。

作为一位独立文人,林纾的人品是高洁的,他虽中了举人,但却不肯为官,一辈子自食其力。当然,林纾从商务合作后获得的收益是巨大的,有时候年收入上万元。他虽聚财甚多,但极富侠义心肠,不为贪图享受,重在尽到社会责任,他开办学堂,育孤儿,“四十年连为亲友鞠孤儿七人”,所以他身后并没有留下多少财产。

1925年,商务特辑有《畏庐遗迹》两辑,收录所绘山水画14幅。1931年,在林纾去世后八年,张元济、李宣龚等同仁及林纾同乡一起发起募集林纾遗族教育基金,同时发起人达四十二人,高梦旦、李宣龚、郑孝胥均出力为之。张元济出100元,馆方拔40元。为此,张元济还致书刘承幹募款:“林琴南先生为弟旧好,其人敦气节,励廉隅,不但取于人者不苟且,恒以鬻文卖画以周济亲友,风义甚高。”[25]他对林纾知人论事、不为世风所左右的品格十分赞赏。十分罕见有人如此评价林纾。林纾如能读到张元济这样罕见的评语,也会拈髯而笑了。

1948年,张元济得悉林纾“遗妾在北平,困苦万状”,意为林纾致信时,张元济曾托在南京当经济部长的王云五照顾:“因有事不能,如能手援,固所深感。”此时的张元济也处于困苦万状之中,靠售书、鬻字度日,但却因此而代呈王云五,可见其对二十年前对朋友的关念之情。

林纾的才气在近代知识分子中是卓越的,他不仅诗、书、画均擅,尤其是古文,领一时之风气。林纾以深厚的古文功力传译西方小说,读者与其说是领略西方异域风情,还不如说是对他“文章之美,冠绝当时”的古文感兴趣。更卓异的是,他的笔译才华,在历史上、在今天,也无人出其右。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这一特点,为后人留下了声情并茂、文笔典雅的上百种译著——“林译小说”,成为了二十世纪初人们最钟爱的文学读物。不少大师如钱钟书、冰心等青少年时代都是在快乐中读着   “林译”的小说长大的,使他们的童年充满乐趣并一生难忘。钱钟书曾有这样的评语:“最近,我偶尔翻开一本林纾小说,出于意外,它居然还没有丧失吸引力,我不但把它看完,并且接二连三地重温了大部分的“林译”,发现有许多地方都值得重读。”[26]

一直以来,人们把林纾当作一个西方小说的译者,但他不懂外文,所以十分尴尬,他自己也没有这样认可。对康有为把他与严复同称“译才”,林纾并不高兴。他自认为是古文家和译事合一,他的想法曾得不到社会的认同。我们今天更应该将其定位为一个西方小说的传播者,是一个“异类出版人”,凭藉着他独具风格的古文述写西方小说作品,结合商务大规模、快速的出版发行,在十几年间,为中国提供了一百多种外国小说。林纾作为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奠基人和最后的古文家,通过商务印书馆这个平台,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他像一颗璀璨的明珠发出闪耀的光彩,作为“林译小说”的重要出版人与林纾的朋友,张元济的功劳也是显而易见的。

参考资料:

林纾评传          张俊才

林纾的晚年        张俊才

林纾年谱长编      张旭

林纾书画集   


[1]《孝女耐儿传序》

[2]《林纾译西书原始》,黄浚《花随人圣庵随笔》,p370

[3] 1903年又有文明书局出版,1904年由广智书局铅印。

[4]《严复集》第365页   中华书局   1986年

[5]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171页。

[6]寒光《林琴南》

[7]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林畏庐晚年,自署卓翁,践卓之义,众皆莫解,久乃知先生民国初元以北大教席事,与教育次长董恂士鸿祎迕,大怒,践卓者,践董卓也。董卓,恂士也,此真匪夷所思。”( 32页)

[8]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高)凤谦主干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则约纾专译欧美小说。”其实,商务刊刻林纾第一本译著,高梦旦尚未入馆。

[9]《汪康年师友书札》,1161页。

[10]郑逸梅 p34

[11]《孝女耐儿传序》

[12]《绣像小说》从创办开始就连载《泰西历史演义》,一直到第38期,作者为洗江庵主。这是一部描述世界近代史的通俗作品,1906年商务又出单行本,其后一直加印,可见商务新小说的出版尝试范围之广。

[13]刘声木《苌楚斋随笔》:“林纾所译之书,大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共计一百五十六种,其中有一百三十二种已出版,有十种散见于第六卷至第十一卷《小说月报》中,无单行本,有十四种原稿存于商务印书馆未付印”。据郑逸梅记录,未刊的有十六种九十册,及一百二十万字已出版的存书,也在这场大火中付之一炬。(p36)

[14]小说之外,林纾与合作者也试译过其他作品,如1903年与魏易合译《民种学》,这是根据英文转译德国学者哈伯兰的民族学著作。

[15]《张元济全集》第6卷,242页。1917年8月14日

[16]《爱国二童子传达旨》

[17]茅盾《我们走哪条路》

[18]

[19]《论古文之不宜废》(《大公报》1917年2月1日)。

[20]《陈独秀答胡适》《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1917年5月1号),

[21]《林纾译茶花女遗事及其他》,郑逸梅《书报话旧》,33页。

[22]曾经出自郑振铎之手,《小说月刊》刊发十种“林译”。

[23]《《小说月报》第十五卷第11号(1924年11月)

[24]《晨报》六周年纪念增刊(1924年12月31日)

[25]《张元济全集》 第1卷,450页,

[26]《林纾的翻译》。《七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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