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先生”张伯苓,我们都欠他一声道歉

曾看过一篇报道,记者去南开大学寻找张伯苓雕像,问了几个学生都说不知,其中还包括两个大四学生。说起伯苓楼,因是校内重要建筑,倒是个个都知道,但若要问这位南开缔造者有何事迹,恐怕很多学生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南开老校长的寂寞身后事,实在让人感慨。

“南开先生”张伯苓,我们都欠他一声道歉

其实,张伯苓的铜制雕像在南开大学的中心花园里,张伯苓与夫人的骨灰则合葬于铜像后。旁边还有严范孙的雕像——这是一位身后事比张伯苓还更寂寞的南开缔造者。在两座雕像旁,没有任何生平介绍,让我有“心凉”之感。恐怕张伯苓自己,也断断想不到自己晚景之凄凉、身后之落寞。1948年,张伯苓平生第一次当官,任考试院院长,年底便因不满腐败而托病离职。1949年,蒋介石曾亲自拜访他,也曾让蒋经国和张群二人来游说,劝他去台湾或美国,他则拒绝。

关于此事,张伯苓的三儿媳瞿安贵曾有回忆。那是 1949年 11月 21日下午,张伯苓正在午休,蒋介石突然到访。他十分客气,表示重庆局势紧张,请张伯苓启程赴台或去美国。张伯苓当场拒绝,其夫人则说,张伯苓已老,又体弱多病,无法长途跋涉,也离不开自己亲手缔造的南开校系与几个远在北平、天津的儿子。蒋介石顿感错愕,只说了一些“啊……嗯”之类的语气词,告别时背影落寞,上车时还一头撞在车门上。

蒋介石日记里也曾提到他对张伯苓拜访游说无果后的黯然。那时的张伯苓,其实已接到昔日学生周恩来的密电,劝他留下。此时的他已70多岁,选择留下,想必也是不愿折腾。1950年 1月,他不幸中风,当年 9月,他返回天津。让他没想到的是,故乡已物是人非,南开学生并不欢迎他这位老校长,甚至称他为战犯。他曾希望去南开校内暂住,但校党支部置之不理,南开校庆时,他早早前来准备参加观礼,却被南开中学拒之门外,南开大学则仅给他安排了一个普通座位。

在南开校系倾洒了40余年心血的张伯苓,被这种侮辱所击倒。1951年 2月,他再次中风,不久后辞世。

他去世后,大陆的反应也极冷淡,除天津本地报章刊登其家人的“哀启”外,再无任何报道。后来,南开大学还召开各种批判会,对这位老校长冠以“人格卑鄙”“不学无术”“、办教育旨在升官发财、为蒋介石服务等恶劣评价。至 1960年,南开大学出版《南开大学校史》,更是对这位创校者全盘否定、大泼污水。

海外则是另一番景象。张伯苓去世消息刚一传出,港台乃至美国各大通讯社、报刊都深入报道,《纽约时报》更是出了纪念专题,称其为“重要的教育家”。台湾还为他举行公祭,蒋介石及国民党政要集体出席。

“南开先生”张伯苓,我们都欠他一声道歉

见证张伯苓生命最后这一段凄凉时光的地方,是天津和平区大理道39号。

这是一栋建于 20世纪 20年代的三层小楼,为坡顶英式别墅。小楼结构并不复杂,外观简单,砖墙上亦无修饰。院子颇大,有不少绿化。

此宅并非张伯苓私产,而是他租住的房子。据儿媳瞿安贵回忆,初至天津时,张伯苓生活还算惬意。他当时虽年老体衰,但多年来无不良嗜好,生活习惯极好,每日早晨五点半起床,六点做早操,七点吃早餐,而且吃得极多。据说,他当时每早要喝一碗牛奶,两个溏心鸡蛋,两个芝麻烧饼,最后还要喝一碗面茶,即黄米面做成的稀粥,上面撒着麻酱和芝麻。

早餐后,他还会出门遛早儿,十点左右回家,听电台看报纸。十二点左右吃午饭,饭后喝茶休息,一点半至三点睡午觉。六点半左右吃晚饭,晚饭后夫妇俩打纸牌解闷,十点左右就寝。想来,若不经受那些打击,这位老教育家不至于二次中风。

大理道 39号的这栋英式小楼,并非张伯苓的私产,而是他租住的房子。他一生办学,始终清廉,全无积蓄和资产。病逝后,家人在他衣兜里找出七元钱和两张过期戏票,是其仅有“遗产”。

他住得最久的故居,在当年的南开区一纬路六德里,即今南开区三马路 26号。如今,此宅已遭拆除,这里原本是一处中式三合院,青砖墙青灰顶,普通平凡,周边亦是平民区。他在这里住了40多年,张学良曾来拜访他,车子在街上转来转去,就是找不到“张公馆”,待得发现这简陋小院时,不禁慨叹堂堂南开校长竟居此陋室。

“南开先生”张伯苓,我们都欠他一声道歉

抗战胜利后,他重返天津,主持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和南开女中在津的复校工作。在此期间,他租住在南门外大街 272号的一所欧式二层小楼里。

就是在这样的清苦生活中,张伯苓创办了南开校系。这位一生传奇的教育家,早年就读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驾驶,毕业后曾服役于海军,参与过甲午战争。后来,他任教于严范孙的家馆,同时任教于王奎章的家馆。数年后赴日考察教育,回国后与严范孙一起,将严家与王家的家馆合并,改为私立中学,初时称敬业学堂,1907年在天津城区南部的开洼地(即民间所称“南开”)建成新校舍,改称南开中学堂,“南开校系”就此发端。

如今说起南开,很多人都称张伯苓居功至伟。严范孙被历史所遮蔽,实属不该。严范孙一直为推广新思潮新学说而努力,他的家馆已有现代教育之气象。早年的南开,严范孙与张伯苓的关系既是伙伴,也是雇主与雇员,若无严范孙的种种努力和远见,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南开。

那时,私人办学极为发达,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和光华大学等都是其中翘楚。1919年,南开大学成立,始创时仅文理商三科,后增设矿科,1931年设经济所,1932年设化学研究所。此外,张伯苓还于1923年创办南开女中,1928年创办实验小学,1936年创办重庆南开中学,“南开系”几成教育界的一支“舰队”。

张伯苓曾说:“要在现代世界中求生存,必须有强健的国民。欲培养健全的国民,必须创办新式学校,造就一代新人,我乃决定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之所以有此感慨,是因为年轻时遭遇的国耻。

1898年 7月,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订租威海卫专约》,正在占据威海卫的日军按约应撤出,清政府接受后再行转让给英国。交接仪式在威海卫进行,张伯苓所在的通济舰护送清廷官员前往。交接仪式的程序是先取下日本的太阳旗,挂起清朝龙旗,然后再拱手让给英国人。

张伯苓回忆:“清兵一字排开,每人穿一件破旧坎肩,衣前写一个‘兵’字,背后写一个‘勇’字,而衣服更是杂七杂八,不是过于长大,就是过于短小,士兵个个面黄肌瘦,精神萎靡。他们除了手中的大刀,多半还怀揣烟枪。降旗的清兵更是不堪入目:蓬头垢面,两肩高耸,慢吞吞走出来,降下挂起不久的龙旗……而英军恰恰相反,一个个身材魁伟,穿戴威严,列队行进,步伐整齐,神采飞扬地升起英国的米字旗,那神情就像在战场上接受乞降者签字画押。”

也正因此,投身教育后的张伯苓,除了希望以新知识、新思想“武装”年轻人之外,亦极强调身体的强健,对体育运动的推广不遗余力。早在严范孙的家馆任教时,他就要求学生进行跑步、跳高和跳远等锻炼,还组建了足球队。当时体育设施奇缺,他便自己动手,比如摆两张凳子,架一根竹竿,用于跳高。

南开校系建成后更是屡屡在远东运动会等比赛中获得荣誉,至于足球这个张伯苓看来合作性最强、又考验体能和意志力的项目,南开队也有辉煌战绩。如 1935年,以南开队为主力的中北足球队在“爱罗鼎”杯比赛中,在连续击败在津的英国队、俄国队和世界队之后夺冠,是中国首支战胜洋人并夺冠的足球队。

他亦被称为“中国申奥第一人”。1907年,他在天津第五届校际运动会颁奖仪式上提出:“中国人应该加紧准备,在不久的将来也出现在奥运赛场上”。他还创办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该会先后加入了国际足协、国际泳协、国际网协等,更于 1931年被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为团体会成员,标志着中国成为国际奥委会的一员。1932年,他促成了短跑运动员刘长春参加第 10届奥运会的百米比赛,开启中国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的历史。1945年,抗战胜利,他主持抗战后第一次中华体育协进会常务理事会议,决定申办第 15届奥运会,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申奥。

张伯苓曾说,“南开学校诞生于国难,所以当以改革旧习惯,教导青年救国为宗旨”。在他看来,中国人有五大弱点:体弱多病、迷信、贫弱、不能团结、自私自利。他亦对应性地提出五项方针,包括改善个人体魄,学习现代科学,组织学生参加团体生活以提高协作意识,有活泼的道德修养和为国为民之精神。

今天我们常说“素质教育”,却在流水线的应试教育中苦求不得。可多年前的张伯苓,早已将“素质教育”落到实处。据载,那时的南开,文体活动之多可居全国之冠。他曾创建新剧社,不但推行新文化,也意在培养学生的协作精神。他积极参与剧社活动,亲写剧本不说,还以校长身份参演角色——今人看到此事,或觉平平无奇,问一句“难道校长就不能表演节目了”,但在当年,这可会被视作“有失体统”的行为,引来“卫道士们”的非议。也正是这家新剧社,走出了戏剧大师曹禺。

1926年,南开高中开设“社会观察课”,学生每周要去周边的政府机关、工厂参观,并写考察报告。南开大学则提倡“土货化”,意图“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在教学上结合实际,比如学到社会保险制度时,就组织学生参观保险公司,学到电学时,便去参观发电厂,学到采矿时,就去煤矿参观……

这也恰恰是张伯苓推崇的“公”“能”教育吧!“公”即无私,“能”即实干,南开大学的前十一届毕业生中,直接从政者仅5%,大多甘于寂寞,不在聚光灯前招摇。有人认为名人少就意味着南开培养的人才少,张伯苓则说:“说南开还没有出过人才,我也承认。因为直到现在,南开还没有造就出来一个军阀、一个政客。但在社会上服务的南开学生却不少。 ”1948年,国民政府选出首届中科院院士共 81人,其中 9人出身南开。

“南开先生”张伯苓,我们都欠他一声道歉

私人办学,最难过的便是资金一关。数十年间,张伯苓一直四处奔走,用尽办法筹措经费,甚至为此忍辱负重。他曾说:“四十多年以来,我好像一块石头,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向前滚,不敢作片刻停。南开在最困难的时候,八里台笼罩在愁云惨雾中,甚至每个小树好像在向我哭,我也还咬紧牙关未停一步。一块石头只需不断地滚至少沾不上苔霉,我深信石头愈滚愈圆,路也愈走愈宽的。”

那时,经费多靠个人捐款,但有能力捐款者,往往是政客和军阀,其中不乏声名狼藉之人,有学生便为此而抗议,认为这有损南开名声,张伯苓则说了一句:“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出来的。”

尽管筹措资金极困难,但在用钱上,只要于办学有益,他便毫不吝惜。一向“欠债办学”的他曾说:“一个教育机关应当常常欠债。任何学校的经费,如在年终,银行里还有存款,那就是守财奴,失去了用钱做事的机会。”

据说,在抗战前的三十余年中,张伯苓共为南开校系筹措了数百万元资金,堪称奇迹。可一向认为“私立非私有”的他从不谋私利,他将南开的经费完全公开,经年账目全部放置于图书馆内,谁都可以去查。他的月工资是 180元,多年不变,可教授们的工资却一涨再涨,最高可至 300元。他一直住在那个破旧简陋的三合院里,可却建了环境优雅、设施齐全的“百树村”,做教工宿舍之用。

南开当年没有汽车,只有人力二轮车充当“公务车”,张伯苓也不擅专用,校内教职员工如有需要,均可使用。去北平公干,他只住一家每日店费一元的小旅馆,随身带一盒臭虫药防旅馆内的臭虫,带一包茶叶当自己“最大的奢侈”。他也不沾烟酒,不打麻将,婚后曾对夫人说“教育清苦事业,所入无多,当量入以为出,家中事悉以累汝”,因此从未聘请仆役。

“南开先生”张伯苓,我们都欠他一声道歉

以他的才华、名气和豁达性格,若想做官,自是唾手可得。可他始终潜心办学,甘心过这种每日“化缘”的生活。

他这一辈子没亏欠过谁,但他的晚年,却真遭了亏欠。很多年后,人们又开始说“张伯苓是个大教育家”,每逢奥运,人们又说“张伯苓是申奥第一人”。关于他的纪念文字越来越多,仿佛一切暗面都不曾存在。他的故居清静寂寞,但总算挂上了牌子。他的雕像隐藏于南开校园,乏人瞻仰,但总算在形式上得到了尊重。

可是,偏偏少了这样一句话:对不起。

本文摘自《故人何寂寞》 叶克飞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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