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被查封过的报纸,就不是好报纸!

    《申报》是民国时期极具影响力的中文日报,包含上海版、汉口版、香港版。创办于1872年4月30日,是中国创办最早、历史最久的报纸,该报的副刊《自由谈》诞生于1911年8月24日。

没有被查封过的报纸,就不是好报纸!

    “五四”以后,一部分知识青年因对二十年代社会现实的失望而逃遁国事,而相当一部分亲自经历五四,或者受五四自由精神熏陶的知识分子、作家、文化精英,继续关注着纷乱动荡的中国社会的命运,关注在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实现起来格外艰难的五四未完成的民主自由思想。

    在法国留学长达6年的黎烈文,回国后接受了自由谈副刊主编工作。他接任以后,公开宣告自己的编辑方针:立足于文艺的进步与现代化。要将《自由谈》办成“一种站在时代前面的副刊,决不敢以‘茶余饭后消遣之资’的‘报屁股’自限。”

    接编的第一天就在副刊上郑重宣布:“到昨天为止,这台上所表演的,已告一段落了,闭幕了。从今天起,新的活动开始,幕又重新开了。”他忍受了亡妻的痛苦和被人围攻的困难,把《自由谈》办得五光十色、异彩纷呈。申报的自由谈,是五四以来一个真正做到兼容并包的副刊,而这种兼容并包的风格正是五四的自由精神。

没有被查封过的报纸,就不是好报纸!

    必须指出,那个时代,并不是黎烈文一个人在战斗。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就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来观察,他们当中曾经产生过一个“报人集团”,这个集团并没有统一的纲领和政治上的诉求,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集团”,他们在中国社会进步当中所产生的影响和发挥的作用,可能要超过作家甚至学者,或者说作家和学者正是通过他们与社会发生关系,这是因为他们职业特性所决定的。

    这个集团有晚清的士子,有留学日本和欧美的学生,从康有为、梁启超到胡适,陈独秀,再到邵飘萍、林白水、黄远庸;经过成舍我、胡政之、王芸生、陈铭德再到储安平、徐铸成,可以说代有才人,文气不绝。他们的政治态度各异,思想倾向悬殊,人生道路不同,但在作为“报人集团”成员时,他们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对社会正义的感受是相同的,他们的努力永远为后人景仰。

    这个“报人集团”一般都经历过为强烈的信仰和理想所感动,在危难中选择报人的职业,他们很少有人因为官方的压迫而放弃自己作为舆论代表的良知,他们几乎都有与官方抗争的经历,都有自己报纸被查封的历史,中国新闻史告诉我们:没有被查封过的报纸不是好报纸。

没有被查封过的报纸,就不是好报纸!

    人们更不应该忘记,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倒在了各种政治压迫的血泊中,他们的人生结局都很悲惨,但他们的理想却为后人怀想。

    《申报·自由谈》灿若群星的作者队伍中有的是“五四”时代文化界、知识界的风云人物,有的是“五四”时代成长起来思想界新星、文坛新秀。

    这些作者胸中积聚有“五四”以来壮志未酬的理想、改良社会的愿望、不满于社会现状的愤懑和牢骚,他们带来的唇枪舌剑、各抒己见、忧国忧民、评点时事、大谈问题也大谈主义的作风也是与“五四”精神一脉相承。
   《申报·自由谈》在三十年代出现并非偶然,而在当时艰难的新闻压制制度下得以产生和生存,更加发人深思。只要报人的社会良心仍在,知识界、文化界的社会良心仍在,新闻自由、舆论监督的要求总是能突破体制限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实现。

    从晚清经北洋到国民政府时代,没有完全切断民间办报的传统。在这一时期,报纸被封的事实大量存在,记者被枪杀、被暗杀的事实也时有发生,但封了的报纸可以再办,而杀几个记者也没有吓住更多有理想的报人出现。那一时期,就报业管理制度而言,大体上可以说是一种登记制,而不是审批制,政府还认可民间有办报纸的权利。
    

没有被查封过的报纸,就不是好报纸!

   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私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民间有独立的资本,同时有相对发达的民间社会。民间社会的好处是相对独立,在同业之间有极大信誉,这些可以保证行业的基本自律,它的规则和程序不是靠意识形态来制约的,而是形成行业风俗,这些东西内化为职业道德。

    通观黎氏主编的《自由谈》,它充满了战斗的激情和理性的精神,那就是坚信“社会、文化要进步,中国必须现代化”。这与“五四”精神是一致的。但是,黎烈文毕竟去国多日,对国内的体制状况起初缺乏深刻的了解,对“自由谈”的自由“度”还没有感性的认识。

    叶圣陶以《今天天气好啊》为题指出当时言论自由的限度,文章嘲讽国民党新闻控制苛刻到人们见面时只能说“今天天气好啊”这类无关紧要的话。从此“今天天气好啊”成为掌故,专门用于影射国民政府禁锢言论。

    而鲁迅看得更为透彻:“‘自由’更当然不过是一句反话,我决不想在这上面去驰骋的。我之所以投稿,一是为了朋友的交情,一则在给寂寞者以呐喊,也还是由于自己的老脾气。”

没有被查封过的报纸,就不是好报纸!

    尽管如此,《自由谈》还在办,还在“自由”地谈。这种自由是在民国报禁的夹缝中自由地群舞。然而秉笔直书和放言无忌必然触及到一些保守和狭窄势力的痛处,招致当局及其帮闲文人的嫉恨,黎烈文很快就感受到了来自报馆内外的强大压力。

   尽管身处夹缝,处境艰危,《自由谈》还是将“五四”的自由精神发扬光大。一时间,《自由谈》文章蜂飞蝶舞,千姿百态;撰稿者畅所欲言、百家争鸣,一个被作家和读者们以为“五四”以来最自由的报纸副刊在30年代初闪现出令国人震惊和欣喜的自由之光。它的自由表现在涉及内容的宽广博大、作者群体的兼容并包、形式风格的兼收并蓄,也同时表现在民族、民权、民生问题的大胆干预和对政府时事的批评监督。

   新闻报刊活动需要对自由的崇尚和争取,需要每个意见表达者发自肺腑地说真话,虽然真话不一定就是真理,真话仅仅代表一种观点,可是大量真话的汇集就构成新闻的正义和公理,构成新闻的责任和使命,这是《申报·自由谈》中言论自由精神的魅力和启示。

   新闻自由包括意见表达的自由,批评的自由,沟通的自由。它要求新闻传播者超越于党派、阶级、政治立场、利益集团的局限和干扰,凭借人类理性中求真求善的本质力量表达自己的观点主张,而新闻出版媒介则是“意见的表达市场”,受众则同样凭借人的基本理性在这一各抒己见、众说纷纭的意见超级市场中进行自由地选择和判断。

   谨以此文,纪念《自由谈》诞生110周年。

没有被查封过的报纸,就不是好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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