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说清:胡适和陈独秀的分歧与共识

​      1916年10月,远在大洋彼岸留学的胡适,致信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的八条主张。陈独秀大为赞赏,立即编发在他所创办的《新青年》上,并专门撰写跋文曰:“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界之正宗,余亦笃信而渴望之。吾生当见其成,则大幸也。”

一文说清:胡适和陈独秀的分歧与共识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翻开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第一页。

      其实,陈独秀也早有文学革命的主张,与胡适不谋而合。为了给胡适之文大壮声势,他亲自撰写了《文学革命论》。提出“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吾友胡适”。

      不久,在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的力邀下,留美7年的胡适,回到国内,应聘到北京大学任教,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在二人联手努力下,新文化运动得以轰轰烈烈的展开,二人也成为思想界的执牛耳者。

      然而在新文化运动后期,陈独秀与胡适政治、思想上的分歧日渐凸显。陈独秀放弃了创办《新青年》之初“不谈政治”的宗旨,对政治的热情日益高涨,这引起了有意与政治保持距离的胡适的不快。

一文说清:胡适和陈独秀的分歧与共识

      同样,陈独秀对胡适不谈政治的做法也不以为然。陈独秀笃信社会主义后,将《新青年》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论坛,崇尚思想自由的胡适更是无法认同。

      1919年初,陈独秀离开北大后,在上海“又交上了那批有志搞政治而倾向于马列主义的新朋友”,和胡适等“北大里的老伙伴,愈离愈远”。

      此后,陈独秀将精力转移到筹备建党的革命事业上,而胡适仍然坚守文化和思想启蒙的立场。陈、胡二人都曾竭力弥合彼此的分歧,但最终还是无济于事,二人在不同的思想道路上渐行渐远,但两人的私交并未断绝。

      1922年8月9日,陈独秀被法租界逮捕,一些知名人物及社会团体对其开展了营救行动。胡适给外交总长顾维钧写信,为陈独秀“乞援”。

一文说清:胡适和陈独秀的分歧与共识
《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在胡适等人的积极营救下,陈独秀获释出狱。出狱后的陈独秀,经济拮据,胡适又与蔡元培、蒋梦麟、李大钊等人署名发表为陈独秀募集讼费的启事,为老朋友的生计奔走。

      1925年冬,胡适到上海,借住在亚东图书馆。陈独秀经常悄悄地来看望胡适,可是每次见面,总是以两人激烈的争吵而告终。一个讲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讲实用主义;一个讲苏联如何如何,另一个讲美国如何如何,各不相让。

      这样的争吵在两位老友之间简直是家常便饭。但两人不仅经常见面、闲谈、会餐,还一起对亚东图书馆进行业务指导,一起参与很多社会活动。

      国共合作破裂后,陈独秀为躲避缉捕,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这样,他在很长时间里都与胡适没有了来往。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被捕。胡适积极参与对陈独秀的营救活动,他不仅致电蔡元培,请他就近营救陈独秀,而且致电蒋介石:“请将陈独秀案付司法审判”。

      对于各界的营救电报,蒋介石不予复电,但在回复胡适的电文时,他明确同意将陈独秀案移交法院公开审判。

一文说清:胡适和陈独秀的分歧与共识

      10月30日,胡适在北大作了《陈独秀与文学革命》的演讲,他称颂陈独秀“对于文学革命有三大贡献:一、由我们的玩意儿变成了文学革命,变成三大主义。二、由他才把伦理道德政治的革命与文学合成一个大运动。三、由他一往无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

      胡适此时公开演讲,自然是想引起整个社会对陈独秀的怀念和关注,从而增加营救他的力量;他还在自己主编的《独立评论》上刊出傅斯年为陈独秀辩护的《陈独秀案》一文。陈独秀则在狱中写信给胡适,感谢他和一班朋友为他奔走。

      陈独秀被审判入狱后,胡适多次到狱中探望老友。不过1933年11月初,胡适这一次路过南京时,因行程安排较满,无暇探望陈独秀。陈独秀知道后大为“不爽”。 此后胡适途经南京,他总是挤出时间探望这位老友,不时给他带去一些书籍,陈独秀也就不计较了。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1937年8月,陈独秀提前获释出狱。远在美国做外交官的胡适,不忘替老朋友的生计着想,为他联系了一家美国图书公司,希望他到美国完成自传的写作。

      但陈独秀却拒绝了,他选择偏居在四川江津的一个小县城,过着贫困潦倒的生活。此后,陈独秀与胡适就没有什么联系了。

一文说清:胡适和陈独秀的分歧与共识

      陈独秀的晚年十分孤独、凄凉,但思想更趋成熟。他对自己五四时期所崇拜的苏联道路和斯大林的“领袖独裁”进行了深刻反思,对自己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却被这个组织开除、对大众民主和党内民主、尤其对“党内反对派”的价值等问题有了一系列新思考,集结为《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

      1949年,在国共内战的轰隆炮火声中,胡适黯然神伤地登上了离开大陆的轮船,告别了他为之奋斗的祖国。当轮船航行在茫茫无际的太平洋上时,他读到了《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

      胡适很兴奋,他将老友的遗著重新编辑出版,定名为《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他还为这本书撰写了一篇序言。

      在序言中,胡适由衷赞佩老友在“最后见解”中发掘出民主真谛的意义。他说:“我觉得他的最后思想——特别是对于民主自由的见解,是他‘深思熟虑了六七年’的结论,很值得我们大家仔细想想”;他的“最后见解”“是独秀自己独立思想的结论,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

      两个老朋友,在经历了多年的分歧、争论后,最终在对民主的见解上达成了共识。陈独秀晚年对于民主政治的远见卓识,弥足珍贵,虽然他生前没有实践的机会,但在他去世之后都得到了验证。

      1942年5月27日,64岁的陈独秀不幸死于食物中毒,临终时身边仅有少数几个亲友为他送别。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中央研究院”主持一个酒会时心脏病猝发倒地而亡,终年72岁,台湾有30万民众自发参加为胡适送葬,景况极为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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