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与主义:100年前一场有意义的讨论

胡适晚年向唐德刚口述自传时,曾深情回忆新文化运动时期与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

问题与主义:100年前一场有意义的讨论

  根据胡适回忆,这场讨论是由他最先撩起的。1919年7月20日,他在《每周评论》三十一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以为“现在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

那些迷信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吗?”胡适强调:“要知道舆论家第一天职,就是要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只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作参考资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些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

  对于空谈主义大词的倾向,胡适提出三项批评: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主义来欺人了。

胡适郑重奉劝舆论界朋友:“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在胡适看来,当时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是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在在都是一个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纠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

胡适就此嘲笑道:“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胡适的讨论引起知识界的热议,蓝公武等都有文章响应或商榷,但是真正产生极大影响而且引起胡适后续讨论的则是李大钊的文章《再论问题与主义》。李大钊自认为,这篇文章或可与适之的主张相互发明,有或可以视为他们对社会的告白。

问题与主义:100年前一场有意义的讨论

  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主要谈了四个问题:

  第一,李大钊认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分离的关系。

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那么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这个问题成为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为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或是一种工具。

那共同感觉生活上不满意的事实,才能一个一个的成了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不然,思想家尽管研究社会问题,社会上多数人,却一点不生关系。那个社会问题,是永远没有解决希望的;那个社会问题的研究,也仍然是不能影响于实际。所以李大钊强调,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主义与问题并不是对立的,互为排斥的,而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

不过,李大钊也坦然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空谈不足以建设,社会实际问题确实需要拿出极大精力去思考,去解决。李大钊表示,这是知识界需要多加注意,多加努力的。要让问题与主义合一,而不是问题与主义分离,要有理论有实践,有问题有主义。

  第二,李大钊指出,一个学者一旦成名,他的著作恒至不为人读,而其学说却如通货一样,因为不断的流通传播,渐渐磨灭,乃至发行人的形象、印章,都难分清。

亚当·斯密留下了一部书,人人都称赞他,却没有人读他。马查士留下了一部书,没有一个人读他,大家却都来滥用他。英人邦纳(Bonar)氏早已发过这种感慨。况在今日群众运动的时代,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多半是群众运动的隐语、旗帜,多半带着些招牌的性质。

既然带着招牌的性质,就难免招假冒牌号的危险。王麻子的刀剪,得了人们赞许,就有旺麻子等来混他的招牌;王正大的茶叶得了群众的照顾,就有汪正大等来混他的招牌。这种假冒招牌的现象,讨厌诚然讨厌,危险诚然危险,淆乱真实也诚然淆乱真实。

可是这种现象,正如孙中山所说新开荒的时候,有些杂草毒草,夹杂在善良的谷物花草里长出,也是当然应有的现象。王麻子不能因为旺麻子等也来卖刀剪,就闭了他的剪铺。王正大不能因为汪正大等也来贩茶叶,就歇了他的茶庄。开荒的人,不能因为长了杂草毒草,就并善良的谷物花草一齐都收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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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李大钊坦诚自己喜欢谈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也确实因此给《新青年》、《每周评论》两个刊物及其同仁带来一些困扰和麻烦。

但他真诚觉得布尔什维克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它介绍它,把布尔什维克真相昭布人类,不可一味听信反对派的造谣,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布尔什维克。

李大钊强调,在浅薄无知社会里,发言论事,简直是万难,东也不是,西也不是。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所信仰的理想、原则,用它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不必再计较什么异端邪说的罪名。

  第四,关于“根本解决”。

李大钊指出,“根本解决”这个话,很容易使人闲却了现在,不去努力,这实在是一个危险。但这也不可一概而论。若在有组织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很敏活,只要你有一个工具,就有你使用它的机会,马上就可以用这工具作起工来。若在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已闭止,任你有什么工具,都没有你使用它作工的机会。

这个时候,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李大钊强调,依照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构造,都是表面的。它的下面,有经济构造作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它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经济决定政治,决定法律,决定文化,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

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可是专取这唯物史观的第一说,只信这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而于他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说,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就能实现,也不知迟了多少时期。李大钊承认,遇着时机,因着情形,或须取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而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

  对蓝公武、李大钊等人的讨论,胡适欣然接续讨论,以为蓝、李二人的意见,有很相同的一点,就是都说“主义”是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是“多数人共同行动的标准,或是对于某种问题的进行趋向或态度”。这个解说,胡适认为与他的看法并没有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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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蓝、李批评中不能接受的部分,胡适也作了解释。他说蓝、李误会了一些概念,比如“具体”,比如“抽象”。胡适指出,多研究些具体问题,少谈些抽象主义。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是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且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如此方才可以渐渐养成人类的创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渐渐使人类有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方才可以渐渐解放人类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

  这篇题为《三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长达五千多字,胡适如此命名,显然不是要与李大钊展开“斗争的回合”,而是接续,而且尽管有如此多的讨论了,胡适依然意犹未尽,迅即又作《四论问题与主义——论输入学理的方法》。

  在这篇文章中,胡适补充三点意见:

  第一,胡适指出,凡是有生命的学说,都是时代的产儿,是社会变动的结果,都是因为对当时某种不满意情形而发生的。这种时势情形,乃是那学说所以出世的一个重要原因。若不懂得这种原因,便不能明白某人为什么要提出某种主义。每种主义初起时,无论理想如何高超,无论是何种高远的乌托邦,都只是一种对症下药的药方。若要知道一种主义,在何国何时是适用的,在何国何时是不适用的,我们就必须先知道这种主义发生的时势情形和社会政治状态是什么样子,然后可以有比较,然后可以下判断。一种主义发生时的社会政治情形研究的、解释的越明白越详细,这种主义的意义就越容易懂得完全,这种主义的参考价值也就最大。所以胡适说输入外来学理时,就应该注意那外来学理发生时的时势情形。

  第二,胡适强调,学说是时代的产儿,但学说又代表了学说提出者的心思见解。而这个某人心思见解之所以与他人不同,主要是与其所受到的教育,所接受的影响有关。所以要弄明白一个学说是否合乎社会需求,就应该弄明白这个学说发生时的社会情形、论主的情形等细节,从细节中发现价值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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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胡适说,凡是“主义”,都是想应用的,这就是先秦诸子“以道易天下”的意思,都是世间人信仰奉行的。那些已充分实行,或是局部实行的主义,他们的价值功用,都可在它们实行时所发生的效果上分别出来。那些不曾实行的主义,虽然表面上没有效果可说,其实也有了许多效果,也发生许多影响,不过我们不容易看出来罢了。因为一种主张,到了成为“主义”的地步,自然在思想界、学术界,发生了一种无形的影响,范围、约束、规定了许多人的心思,变化许多人的言论行为,改换许多制度风俗的性质。

  胡适三点补充意见,总起来说就是一种“历史的态度”,凡对于每一种事物制度,总想寻找出它的前因后果,不把它当作一种来无踪去无影的孤立东西,这种态度就是历史的态度。胡适认为,输入学说的人,若能如此存心,也许可以免去现在许多一知半解,半生不熟,生吞活剥“主义”的弊害。

  《四论问题与主义》原本计划发表在1919年8月30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37期上,无奈这期刊物被查封,于是见到这篇文章的人在当时并不是很多。

  “问题与主义”的讨论是五四时期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尽管参与讨论的只有胡适、李大钊、蓝公武三人,但影响巨大。只是平心而论,这场讨论并不是什么中国自由主义者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第一个回合,他们三人在政治立场上、学术兴趣上或许有很大差异,但他们关于“问题与主义”的看法是互补,而不是冲突;是相互启发,继续思考,而不是驳难,更不是论战。实事求是地说,这是五四时期一场极有意义的学术讨论,既有现实的关切,又有理论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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