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原名梁治华，字实秋，1903年1月6日出生于北京，浙江杭县（今杭州）人。笔名子佳、秋郎、程淑等。中国著名的现当代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曾与鲁迅等左翼作家笔战不断。一生给中国文坛留下了两千多万字的著作，其散文集创造了中国现代散文著作出版的最高纪录。

以为中华民族已经堕落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以为我们无论如何赶不上欧美的程度，这便是缺乏自信力，其弊是自甘暴弃。振起民族自信力的方法，不是回忆以往的光荣，而应该是目前做出一点惊人的成绩来。我们现在不怕缺乏自信力，怕的是在事实上做不出足以启人自信的成绩。如果要表现民族自信力，我们不要用宣言的方式来表现，要在事实上来表现。

以为守旧不好，盲从不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不好，“全盘西化”更不好，而要根据“此时此地的需要”另行“建设”一种所谓“中国本位文化”，这实在是一种夸大狂。文化内容是些什么固然没有定论，可是物质文明精神生活都应该包括在内，这是人人承认的。可见文化这个名词是极广泛而又极笼统的，是许多事物的一个抽象的总和。并且文化是多少年来应环境需要而一滴一点的累积起来的；不是长生不死的，是可以随着民族的衰微而渐趋于死亡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可以随时接收修正或改造或补充的。现在十位教授宣言要“建设”一种“中国本位文化”，可说是言大而夸了。究其实，所谓“中国本位文化”原来不过是“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三句老话 ( 见“我们的总答复” )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早已言之在前，何必另起炉灶撰出这样大而无当的名词来呢 ?

假如现在复古的势力太大，我们应该出来反对，因为这是“此时此地的需要”。假如现在盲从的势力太大，我们应该起来主张“审慎的选择”，因为这也是“此时此地的需要”。我们看看眼前的事实，“读经”“祀孔”“扫墓”“诵经”“国医”“国术”“节妇宴” ( 见本月三日《益世报》 ) ，无一不是“迷恋过去的残骸”，然而不见有多少人发为宣言蔚为舆论加以抨击。再看西洋文化，表面上像是大规模输入中国，其实我们国人并没有解西洋文化，更谈不到大量吸取。不加抉择地模仿才能说是“盲从”，我看我们毛病乃是袭取皮毛，并非是全都盲从。现在“洋化”只嫌不够深刻不够广泛，离“反客为主”的地步还远得很呢。“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在此时此地发生，我以为是最不合于“此时此地的需要”。

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乃是虚心的先去了解西洋文化，然后就其各个部分分别的审慎的加以采取。“全盘西化”是一个不幸的笼统名词，因为似是认定中国文化毫无保存价值，这显然是不公平的。我们若把文化分析成若干部门，我们就可发现：(1) 有中国优于西洋者；(2) 有西洋优于中国者；(3) 有不必强分优劣而可并存者；(4) 此外更有中西俱不高明而尚有待于改进者。就第一类说，我觉得可说的太少，也许是从前很多现在变少了，我想来想去只觉得中国的菜比外国的好吃，中国的长袍布鞋比外国的舒适，中国的宫室园林比外国的雅丽，此外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优于西洋的东西。我曾经有过一个时期，感觉得这样想法使心里很不舒服，好像是太自馁，于是勉强寻出两个解嘲的方法，一个是追怀以往的光荣：长城，运河，火药，印刷，罗盘，都是很可以自豪的。另一个法子是标举中国的文学艺术以及特殊工艺，认为这是我们特出的成绩。但是现在我明白了，以往的光荣仅仅是以往的光荣，无补于“此时此地的需要”：中国的文学艺术之类也不见得优于西方的，应该列入不分优劣而应并存的种类里去。事实如此，不能因为顾忌“妄自菲薄”的批评而遂遮掩自己的文化的贫乏与落后。我可以挑刺的说，中国文化里有什么东西可以值得令我们夸耀于西方 ? 中国此时此地有什么需要是西洋文化所不能供给，或不能作为参考的 ? 如何“充实人民的生活”，如何“发展国民的生计”，如何“争取民族的生存”，没有一样不可效法西人，没有一样我们能完全抛开西方的成规而另创造出新的办法来的。我们既不能超越西洋文化的现阶段而另创出更高的文化，我们便该急起直追，先把自己提高到与西方文化平等的地步，此刻提出“中国本位”，显然不是复古 ( 说他是复古运动的烟幕弹，那是冤枉人的 ) ，起码也是固步自封的一种虚骄心理的表现。

并且文化这种东西逐渐地要变成为全人类所共有的产业，不容再有什么国家的单位存在。国家主义应用在政治方面，已经有人嫌太褊狭，孙中山先生且标明“世界大同”为最终鹄的，我不明白为什么在文化上偏要划分国界 ? 以前在闭关时代，中国文化可以说是一个单位，那是因为地理的关系交通的关系不得不如此的特殊现象，中国文化之所以落后也正坐因于此。我们讲起西方文化是一个整个的体系，我们从来不曾说起什么英国本位文化意国本位文化法国本位文化，因为文化是可以超越国界的。有人说，西洋文化也不是—个整体，有资本主义文化，又有社会主义文化。其实，经济制度只是文化当中的—部分，绝不是全部，苏俄与英美的社会情形固然不全相同，然而就我们中国人的立场来看，究竟他们之间的相同点多于相异点。无论如何，这不能成为使我们不采纳西方文化的理由。我们的文化因了五四运动而与西洋文化作更进一步的接触，这是可欢迎的一种解放运动，刚刚打开了我们国人的眼界去认识西洋文化的面目，为什么才隔了十七年的工夫又亟亟的缩回头来怕失掉了“中国本位” ? 在各种的侵略当中，惟有文化侵略是可欢迎的，因为有了外国文化的激荡观摩然后才有进步，只有想关起门来做皇帝的人才怕文化侵略。

文化的优劣是不容易得到一致的论断的。譬如所谓“国医”，我们以为这明明白白的是一种文化落后的民族的产物，绝对没有资格和科学的医术抗衡，然而有极大多数的人平时可以坐火车点电灯，而遇到自己身上有病时依然要请教以阴阳五行为理论基础的“国医” ! 这现象使人丧气。可是我相信，经过长时间的淘汰，“国医”是一定要消灭的，优胜劣败的铁则在两种文化接触的时候一定早晚要显露出来的。你尽管喊中国本位，结果那本位是要销熔在世界的文化的大洪炉里 ! 中国本位文化在以前是存在的，我们至今还觉得很光荣；现在是不存在了，将来也不见得能再产生，对于这个我们似乎也不必惋惜。

中国现在是百孔千疮，大家要从各处一齐下手挽救才或者可以有望。热心爱国的人都急得要开药方，并且都急得要求速效，其实是急不得的。试想：西洋文化在三百年来突飞猛进，而我们中国人在这期间干的是什么事 ? 达尔文做动物学旅行的时候，中国人还在讲究校勘训诂之学，莱伊尔 (Lyell) 著“地质原理”的时候，中国人还在做八股试帖诗，我们承受了我们祖先的文化遗产，同时也得替他们清偿一大笔落伍的债。如何赶上去，已经是很难的大问题，若要另创造一种新文化，名之曰“中国本位”，真不知从何下手 ! 这药方也许是很冠冕堂皇，既可救国，又满足了虚荣，可惜不知这药到哪里去抓 ? 陈济棠先生提倡读经，我相信他是诚恳的，他必是竭其才智才思索出这样一条大计；宣传“中国本位文化”的人，我相信他们也是诚恳的，他们必是多年研究社会科学之后才提出这样的主张。对于前者，我们不必深论；对于后者，我们期望较大，至少我们要问：“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既是“一种积极的创造”，既是“和闭关时代的中国文化或世界列强的文化不同”，那么当然是要另创一种不中不西的新文化，请问这种理想中的新文化是有怎样的内容，其建设的程序是怎样的 ? 与闭关时代文化不同之点安在 ? 与列强文化不同之点又安在 ? 假如我们得不到具体的回答，依然在字句上面绕圈子，我们便可断定“中国本位文化建设”是一句悦耳的空话 ! 假如只说“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是一种民族自信力的表现”，我们便要指出他们所表现的不只是“自信力”，还有“夸大狂” !

五四运动至今，虽然文化没有多大进展，然而其所揭示的思想解放及思想自由，仍然是我们应该继续努力的一条正确路线。五四的势力至今还没有产生什么重大的弱点以至于需要纠正，五四运动即是新文化运动。(原载1936年6月9日天津《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