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饮冰历史

胡适凭借“文学革命”暴得大名后，并接受蔡元培邀请来北大任教，时年不过二十六岁。他在北大开了英国文学、英文修辞学和中国古代哲学三门课，并创办哲学研究院，自任主任，开始了风云叱咤的人生征程，而鲁迅有逐渐在新文化运动中崭露头角，二人开始了持续多年恩怨情仇。

新文化运动的蜜月时期

1918年8月12日，鲁迅在日记中记载“收胡适之与二弟信”，可见此时鲁迅与胡适已有交往。从1918年到1924年，是鲁迅和胡适的“蜜月期”。两人互相支援，共同战斗，将新文化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

胡适是“文学革命”的急先锋，而鲁迅则是“文学革命”的主将，是鲁迅将胡适理论付诸实践发扬光大。胡适虽然也写过《差不多先生》等白话小说，出版过白话诗诗集《尝试集》，但总体上白话创作乏善可陈，属于开风气之人。鲁迅则相继创作了《狂人日记》《阿Q正传》《祝福》。胡适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鲁迅为“白话文学运动健将”。

1922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写道:“这一年多的《小说月报》已成了一个提倡‘创作’的重要机关，内中也曾有几篇很好的创作。但成绩最大的却是一位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同年8月11日，他又在日记中对“周氏兄弟”评价道:“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鉴赏力与创作力，而岂明的鉴赏力虽佳，创作较少。”

鲁迅

对于鲁迅发表在《新青年》上的《随感录》等杂文，胡适也大加赞赏，如他在信中说看了《随感录·四十一》感动得“一夜不能好好的睡，时时想到这段文章”。胡适还曾将鲁迅翻译的《域外小说集》与林纾、严复的译文相比较，认为鲁迅既有很高的古文造诣，又直接了解西文，所以“域外小说集比林译的小说确是高得多”。

鲁迅对胡适也多有呼应。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贞操问题》批判封建贞操观，鲁迅紧跟其后发表《我之节烈观》，与胡适观点一致。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白话诗《我的儿子》反对愚孝，鲁迅也随之发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鞭挞封建孝道。当胡适遭致学衡派和甲寅派攻击时，鲁迅撰写《估学衡》和《答KS君》予以回击……

除了作文呼应、偶尔吃饭、不时通信外，两人此时还经常互相赠书，并为对方著作提供资料和指正。胡适考证《西游记》时曾委托鲁迅帮忙寻找相关材料，考证《三国演义》时“曾参用周豫才先生的《小说史讲义》稿本”，还曾请鲁迅帮《尝试集》删诗，帮代购《水浒传》复本。而鲁迅在撰写《中国小说史略》时也引用过胡适的考证材料，多次征求胡适意见。

对于鲁迅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由衷地赞扬道:“小说的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颇有一点贡献。但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精力。”

对于胡适提出的意见，鲁迅回信道:“适之先生，今日到大学去，收到手教。《小说史略》(颇有误字，拟于下卷时再订正)竟承通读一遍，惭愧之至。论断太少，诚如所言;玄同说亦如此。我自省太易流于感情之论，所以力避此事，其实正是一个缺点;但于明清小说，则论断似乎较上卷稍多，此稿已成，极想于阳历二月印成。”

但是鲁迅和胡适此时的关系也仅限于朋友，算不上多么亲密。在鲁迅和胡适协同作战的同时，两人也有分歧，并逐渐扩大，从而最终两人一左一右分道扬镳。

思想主张上的分歧与矛盾

胡适生性温良恭俭让，是著名的谦谦君子虽然他首倡“文学革命”，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用的是“改良”和“刍议”，并没有直接扯出“文学革命”大旗。该文发表后，胡适在写给陈独秀的信中还说:“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而鲁迅性格与胡适恰恰相反，刚烈激愤似火，眼里容不得沙子。早在《新青年》演双簧戏时，两人就有过分歧。鲁迅认为“双簧戏”无可厚非，“矫枉不忌过正;只要能打倒敌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胡适对此不以为然，视之为“轻薄”之举，“凭空闭产造出一个王敬轩”不值一辩。胡适温良，服膺杜威的“实验主义”，主张走改良道路;而鲁迅刚烈，服膺“超人哲学”，从而主张走激进革命道路。

胡适

二人的矛盾在“整理国故”的问题上公开化，对此胡适与鲁迅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胡适主张用“科学精神”加以“整理国故”，反对“国故社”不加区分地“保留国粹”。鲁迅对“整理国故”原本也持支持态度，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便是“整理国故”的切身实践。但在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后，胡适更加倡导“整理国故”，劝青年们“踱进研究室”，多研究些“国故”问题，少谈些激烈主义，并以此为借口反对学生运动，认为“呐喊救不了中国”。

鲁迅对此不满，先后写了《所谓“国学”》《望勿“纠正”》《春末闲谈》《读书杂谈》《就是这么一个意思》《碎话》等文章，批评埋头“整理国故”之弊端。在《未有天才之前》一文中，鲁迅没有点名地批判胡适道:“然而我总不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就现状而言，做事本来还随各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

胡适向青年们大开“国学书目”，还要求中学国文课要以四分之三的时间去读古文。鲁迅则不但一本书目都没开，还语出惊人地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虽然分歧已露尖尖角，但此时的鲁迅与胡适还未决裂。

政治态度上的分歧

两人对待政治的态度也大不一样，胡适尝试通过上层的政治改革实现社会的进步，甘当国民党政权“诤友”，鲁迅则对当局表现出敌对与不合作的态度。1922年5月，胡适等人创办《努力周报》，号召国人努力再造中国，并在第二期上领衔16位知名人士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好政府”的政治目标。“好人政府”在吴佩孚的支持下组成了“好人内阁”，但不久即宣告解散。

1930年，胡适又率领新月社利用《新月》杂志，掀起人权讨论热潮，批评国民党政府不重视人权。《新月》杂志因此惹恼国民党政府被查封关闭，不甘寂寞的胡适接着创办专门谈政治的周刊《独立评论》:“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便是独立精神。”

鲁迅与民权保障同盟成员

1932年底，宋庆龄、蔡元培等人在上海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协助为结社机会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诸民权努力之一切奋斗。”“为国内政治犯之释放与一切酷刑及蹂躏民权之拘禁杀戮之废除而奋斗。”

鲁迅从一开始就加入同盟，并任上海分会执行委员。不久，北平等地成立分会，胡适被推举为北平分会主席。1933年2月4日，胡适收到史沫特莱的英文信件，并附有宋庆龄签名的英文信，及一份《北平军分会反省院政治犯控诉书》。控诉书控诉反省院严刑拷打等暴行，史沫特莱、宋庆龄嘱咐北平分会立即向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废除种种私刑，还要求“立即无条件的释放一切政治犯”。而胡适四个小时前刚刚应北平军分会邀请视察过监狱，认为监狱虽有些小问题，但不失为“文明监狱”。

所以，刚考察归来的胡适认为控诉书“纯系捏造”，2月19日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民权的保障》一文，提出“把民权保障的问题完全看作政治问题，而不肯看作法律问题，这是错的”，并反对要求释放所有的政治犯，认为“一个政府为了保卫它自己，应该允许它有权去对付那些威胁它本身生存的行为”。

2月28日，宋庆龄、蔡元培为此电请胡适更正，“释放政治犯，会章万难变更。会员在报章攻击同盟，尤背组织常规，请公开更正，否则惟有自由出会，以全会章。”胡适对此不予理睬。3月3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议议决将胡适开除出盟。鲁迅参加了开除胡适的会议，并表决支持开除胡适。

自此开始，鲁迅与胡适彻底断绝联系，并开始了对胡适不断的抨击。在《文坛秘诀十条》中，鲁迅写道:“须多谈胡适之之流，但上面应加‘我的朋友’四字，但仍须讥笑他几句。”这是讽刺“我的朋友胡适之”这一文坛流行现象，也是对胡适的鄙夷。鲁迅还对许寿裳说过:“胡适之有考证癖，时有善言，但对于《西游记》，却考证不出什么。”在与新月派论战中，鲁迅更是将“胡适之陈源之流”等新月派一棍子打死，嘲讽他们“挥泪以维持治安”……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华脚步加快，胡适不希望中日之战爆发，提出两国代表交涉、中日缔结新约等折中调和办法，并于1933年3月18日对新闻记者说: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胡适此话又被鲁迅抓住辫子大加臭骂，在《出卖灵魂的秘诀》一文中称“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

沉默以对朋友相待

无论鲁迅是讥嘲还是批判，胡适从不接招，以沉默相对。1929年9月4日，胡适曾给周作人写过一封长信，感慨道:“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去虽远，相期至深。此次来书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愿望，欢喜之至，至于悲酸。此是真情，想能见信。”

鲁迅逝世后，女作家苏雪林致函胡适，突然破口大骂鲁迅:“鲁迅这个人在世的时候，便将自己造成一个偶像，死后他的羽党和左派文人更极力替他装金，恨不得教全国人民都香花供养。鲁迅本是个虚无主义者，他的左倾，并非出于诚意，无非借此沽名钓利罢了。但左派却偏恭维他是什么‘民族战士’、‘革命导师’，将他一生事迹，吹得天花乱坠，读了真使人胸中格格作恶。左派之企图将鲁迅造成教主，将鲁迅印象打入全国青年脑筋，无非借此宣传共产主义，酝酿将来的势力……鲁迅不仅身体病态，心理也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料之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

苏雪林

对于苏雪林的谩骂，一向以理性、独立、客观自居的胡适很不以为然，回信道:“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如此立论，然后能使敌党俯首心服。”

鲁迅逝世后，许广平和“鲁迅全集编辑委员会”众人努力编辑出版《鲁迅全集》，鲁迅好友许寿裳于是托人向胡适求助。胡适痛快地答应此事，不但挂名“鲁迅全集编辑委员会”委员，还两次致信给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商务印书馆后来答应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