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的天津,梁思成与林徽因留下了怎样的“四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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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他们来了又走了

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五四运动尚未爆发。袁世凯在当了83天的皇帝后,在忧惧中病故。这一年,古装美人月份牌在上海开始流行。而在北洋系的大本营天津,正以堪比上海的浮华景象吸引着新青年的目光。

整整一百年前,“人间四月天”里的几位主人公都与天津有着巧妙的关联:这一年的秋天,20岁的徐志摩考入以全英文授课著称的天津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读法律预科。此前一年,梁启超位于天津意租界西马路25号的饮冰室老楼正式落成,15岁的梁思成刚刚升入清华学校读书。而在两年之前,年仅10岁的林徽因随父林长民由上海迁居北京,住在南长街织女桥的一处宅院里。

1915年,梁启超的“饮冰室”旧楼正式落成。十年后,梁家的新楼建成。这里被梁家人亲切地称为“天津老家”。儿时的梁思成也如平常小孩般淘气,家里人喊他吃饭,却看到他在房梁下“拿大顶”。在清华学校读书的梁思成喜欢画画、弹钢琴和小提琴,还参加了清华的管乐团,显示了梁思成多方面的才能。

梁思成的身体有一些先天缺陷,背微驼双腿也有些并不拢,而后一次偶然的车祸也使得他的腿部落下了病根。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个头不高、戴着眼镜、腿有些微跛的人成为了中国著名的建筑大师,而梁思成的建筑事业也正是起步于天津这座城市:他的第一个城市规划作品(1930)和第一次野外古建筑考察(1932)均是发生在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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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很长,我要用一生去回答

说到梁思成,就不能不提被誉为“民国女神”的林徽因。她与徐志摩、梁思成等人的爱情纠葛,很多人并不陌生。

林徽因生于福建,成长于杭州,幼年随其父亲走南闯北。1917年,年仅13岁的林徽因住在天津英租界的一栋洋楼里。她的父亲林长民在北京担任官职,与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是同僚,所以梁、林两人的结合也是“通家之好”。二十年后,林徽因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组题为《模影零篇》的小说,其中就回忆了其在天津的这段生活片段。

在英国,林徽因和徐志摩发生了一段“康桥之恋”却最终无果。1923年,梁思成骑着摩托车发生的一场车祸让梁思成和林徽因两人关系却得以进一步亲密,转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同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林徽因离开天津十年之后,梁启超先为徐志摩、陆小曼主持结婚仪式,又为梁思成、林徽因“行文定礼”。

1928年3月,梁林两人在温哥华举办了西式婚礼,成就了民国时期一段爱情佳话。新婚之夜,梁思成问她:“这个问题我只问一遍,以后再也不提,为什么你选择的人是我?”林徽因说:“这个问题我要用一生来回答,准备好听我回答了吗?”

就在他们成婚的同一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6月15日天津正式定位为天津特别市,归属南京国民政府直辖。这是天津有史以来称“市”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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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份由国人自己设计的现代城市规划

1928年天津特别市设立之后,位于三岔河口的金刚桥成为了天津市城市规划的中心点。以今日北站到金钢桥中山路沿线不仅是昔日袁世凯兴办“河北新区”的中心,也是当时天津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自1860年天津开埠直到上世纪90年代,天津城市的沿河带状发展的地理条件、中西混杂的国际条件、毗邻北京的南北交融的政治条件,形成了一种复杂、独特的城市格局。

1930年天津特别市政府公开征集市政规划方案,同一时期,南京、上海也开展了城市规划。当时担任天津市政府四科科长的张锐(原两广总督张鸣岐之子)负责市政建设,他邀请同窗梁思成共同应征《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并获得首选。这套方案成为天津第一份城市规划方案,同时也是近代中国第一份由国人自己设计的现代城市规划。

在梁张的这份规划中有两个核心思想:一是“建设大天津”,要把海河以南,原天津府的地域和海河以北的区域一并合成“大天津市”。而这个方案在1930年天津归并河北省的一段时间内,由于政府没有通过采纳便未能实现。另一个备选方案提出,天津的城市规划应沿海河向东发展,即将大沽、北塘及海河以南、金钟河以北二十里内地区划入天津市区范围,统一行政管理。这个设想与后来天津城市发展方向不谋而合。

这样的林荫大道,正是林徽因所要的现世安稳?

梁张天津特别市物质规划方案,特别提出要建立两条林荫大道:一条是从天津北站经中山路、金刚桥折而南行,沿海河东岸一直到达河东的比租界;另一条是由西沽越城厢到八里台,沿马场道到海河西岸。其中,如今天津市海河东路颇有当时规划的影子,而另一条道路,却因为当时海河、租界的特殊性和局限性至今没有实现。这两条林荫大道是梁张的方案中非常重要的思想。时至今日,它对于破解天津的河道、铁道以及一些由于政治原因形成的历史复杂性,提供了一个非常具有前瞻性的解决方案。

有人这样形容林徽因“绝代姿容,旷世奇才,冰洁风雅”。1930年,林徽因刚刚生下再冰。在这份天津城市规划方案的创作中,林徽因也参与了很多意见。有这样一段描述,情调像极了林徽因的文笔,“春光明媚之时,对对情侣走在绿荫如织的街道上,道边的座椅上,一对老夫妻低头看着当天的报纸,身后的草坪中,几个孩子在玩着自己喜爱的游戏”。这样一幅“现世安稳”的幸福图景,也恰巧符合了林徽因的人生诉求和生活理想。

梁思成:一定要把这座千年古刹测绘下来

1931年,梁张的《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由北洋美术印刷所印制,而梁思成与天津的渊源才仅仅显露了冰山一角。早在上世纪30年代,梁思成任职中国营造学社时,就开始了对独乐寺的研究。1931年他打点行装正拟赴蓟县考察,恰值“九·一八”事变爆发,因形势混乱未能成行。1932年4月,日军逐步包围北京、天津,梁思成不顾个人安危,带着从清华大学借来的仪器,和其弟梁思达一起来到蓟县,进行了“蓄谋已久”的古建筑考察。

梁思成与其弟住在蓟县独乐寺对面的一个小店里,对独乐寺进行实地研究。登顶攀檐,逐一测量,记下各部位的特征,并进行寺史考证。回北京后,梁思成依据调查测绘的资料,在其妻林徽音的帮助下,撰著了《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文中附插图69幅。总论中指出:“独乐寺观音阁“盖我国木建筑中已发现之最古者。以时代论,则上承唐代遗风,下启宋式营造,实研究我国建筑蜕变的重要资料,罕有之宝物也。”

梁思成的这份著作是对这座千年古刹第一次较为详细的考证和测绘,后被很多大学建筑学系的教材所选用。时隔32年后的1964年4月,梁思成和夫人一起到蓟县联系准备重新测绘独乐寺的事宜,他表示要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重修独乐寺观音阁。1966年,由于梁思成的建议,文化部迅速拨款9000元,蓟县文教局请来了河北省考古队帮助施工。后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和拨款,独乐寺进行了千年历史中的一次最大规模的修缮,于1998年秋告竣,这座千年古刹终以崭新的面目重现于世。


  历史留给天津无数财富和特质。直到如今,意风街、五大道还依旧映照着民国时期天津的一颦一笑,蓟州区内的独乐寺也迎接着海内外的善男信女。早在近90年前,梁思成、林徽因、张锐就曾为天津进行了城市规划,其中很多构想也穿越时间体现在如今我们的身边。这样一段传奇往事,何尝不是天津的四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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