陋兰:祭奠傅雷先生,是为了埋葬那个时代

傅雷(1908年4月7日-1966年9月3日),字怒安,号怒庵,生于原江苏省南汇县下沙乡(今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中国翻译家、作家、教育家、美术评论家,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的重要缔造者之一。

1966年9月3日,傅雷先生和夫人朱梅馥在上海的家中双双自杀。

  在那个文明如粪土般遭到践踏的时代,自杀或他杀的名家大师成百上千,因此傅雷夫妇的自杀在当时不过就像一对飞蛾扑进了火里一样平淡无奇、无声无息。

陋兰:祭奠傅雷先生,是为了埋葬那个时代

  然而,多年以后,当这对老人的坟墓已经被红卫兵挖毁、就连骨灰都不知所踪的时候,他们的死却忽然在人们心中引起了极大的震撼。

  令人震撼的,是这对老人死去的过程——虽然是决绝而匆匆地赴死,但他们给自杀的细节注入的人性和文明的光辉,却如电光般在漆黑的夜里留下了一抹闪亮。

  在那个阴冷的晚上,傅雷先生用颤抖的手写下遗嘱,叮嘱妻兄,在他们死后,应该交付的房租、保姆的生活费用和对亲戚因他们而遭受的损失的赔偿。虽然这个世界如此地亏待他们,但他们却不想拖欠这个世界什么。他们甚至给自己留好了火葬费。然后,他将遗嘱折好,和火化自己的那53元3角钱一起,仔细地装进一个信封里。

  一切安排妥当,没有什么遗漏了。

  他们把床单撕成长条,细心地编成绞索。挂绞索的窗框很高,两位老人相互搀扶着,颤颤巍巍地踩着凳子把绞索挂好。这时,他们想到了一个细节:当他们把脖颈伸入绞索并踢翻脚下的凳子的时候,在这寂静的夜,凳子翻到的声音会不会惊扰邻居?他们想静悄悄地离开这个令他们寒心和恐惧的世界,深入骨髓的修养,不允许他们在离开的时候给别人添任何麻烦。于是,他们在凳子下面小心地垫了一床棉被,如此一来,他们的死将和窗外的黑夜一样静悄悄。

  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翻译家和他的夫人就这样走了,走得悄然,走得凄怆。

  他们被野蛮地撕扯践踏,但他们的灵魂,至死都那样的高贵而灿然。

  ——当人们根据自杀现场还原出以上情景时,有谁能不为他们至死不变的优雅纯真以及反衬出的那个世界的荒唐而心灵颤抖呢?

陋兰:祭奠傅雷先生,是为了埋葬那个时代

  关于傅雷先生,我们最熟悉的是他的《傅雷家书》。那是傅雷夫妇在十年时间里给两个儿子的家信摘编,堪称修养和素质教育的范本。除此以外,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曾在课本上读过他所翻译的巴尔扎克的小说《欧也妮·葛朗台》和《高老头》的片段。

  傅雷先生学养精深,不仅在中国的翻译界独执牛耳,而且在音乐方面也造诣深厚。他一生潜心于学问,翻译和著述等身;他性格孤傲倔强,不吃体制饭,完全靠自己手中的笔养活家庭。然而,在那个疯狂的时代,偌大的国家已容不下他的一张书桌。

  1957年,“反右”风暴席卷九州。为了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去,耿直如傅雷也不得不向高压低头,违心地写了三篇“反右”文章。千百年来,获得自由说话的权利一直是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孜孜追求的梦想,殊不知,与之同等重要的,还有一个可以不说话的权利。当不可以不说话的时候,说话就已经不是权利,而是屈服。

  傅雷屈服了。但是,他的屈服并没有使他避免灾祸的降临,因为在那个时代,知识本身就带着原罪。

  1957年底,傅雷“理所应当”地被划为“右派”。从那以后,傅雷每天的工作,就是接受批斗。

  文革开始后,迫害急剧升级。从1966年8月30日到9月2日,连续4天3夜,傅雷夫妇遭到了非人的折磨和羞辱,他们被戴上3尺高帽,像小丑一样跪在大庭广众之下,被辱骂、被脚踢、被皮带抽打,原因是红卫兵抄家时,从他们家中搜出了“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印有蒋介石画像的旧画报。

  有人说,傅雷夫妇之所以选择撒手人寰,是因为身体的受虐和尊严的受辱致使他们精神崩溃。——不,不,其实恰恰相反。他们非常清醒。也许他们一生中从没有那样清醒过。他们是恍然大悟:他们已经身处一个杀死文明的时代,无论他们是否跟随这股红色的铁流旋转,他们都将被碾碎。他们已经别无选择。

陋兰:祭奠傅雷先生,是为了埋葬那个时代

  就在同一天晚上,和傅雷夫妇同样清醒的,还有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的考古学家陈梦家。

  陈梦家逃离这个世界,带走的也是一根绞索。在经过了连续多日的批斗、侮辱之后,在耳闻邻居两个老年妇女被红卫兵绑在葡萄架上用滚烫的开水反复浇烫、彻夜发出“杀猪一样的嚎叫”之后,在目睹了火葬场的卡车运走那天夜里东厂胡同6个被活活打死的邻居的尸体之后,陈梦家终于在自缢前发出了这样清醒的怒吼:“猪是被杀后才浇烫,而人是被浇烫后才杀!”“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

  哀莫大于心死。当一个人被剥夺了做人的尊严、甚至被剥夺了按自己的意愿苟活的权利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死了。

  傅雷夫妇的骨灰盒被红卫兵挖出后,幸而有一个喜爱傅雷作品的工人冒险将骨灰盒私藏,这才使得两位老人的游魂在飘荡了47年之后,于2013年10月得以归根安葬。

  但愿,随同他们下葬的,还有那个野蛮的时代。

  1937年,傅雷先生在为其翻译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所写的译者献词中说:“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

  我相信,这句话放之四海而皆准。

  谨以此文祭奠尊敬的傅雷先生和朱梅馥女士。

相关新闻

发表评论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QR 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