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幼名文豹，原名开贞，字鼎堂，号尚武，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之一、中国历史剧的开创者之一、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社会活动家，甲骨学四堂之一，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从1926年参加北伐，1927年参加了南昌起义，1928年2月因被国民党政府通缉，流亡日本，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重要学术著作。全部作品编成《郭沫若全集》38卷。

“鼎堂”郭沫若先生，确实是个很复杂的人。复杂到怎么都说不完，怎么说都不合适，怎么说都会有朋友不满意。

他的这种复杂，和鲁迅有很大不同。鲁迅之复杂，在思想太过深刻，而郭鼎堂之复杂，则多是因立身出处太光怪陆离所引发的。他是文坛领袖、是学界宗主、是艺苑大师、是社会贤达、是革命先行者，但在今人口中笔下，他又是“渣男”、“弄臣”、“御用文人”、“马屁诗人”。“铁骨铮铮郭沫若，一心为国汪兆铭”，类似戏谑段子广为流传。

当初，胡适评价他，“这个人反复善变，我是一向不佩服”（1960.6.2）是点名他的“伪”；而鲁迅骂他“才子加珂罗茨基（流氓）”，则指明他身上的“痞”气。但更多的名公巨卿，在他50岁之后，就敬称他为“郭老”而不名，是异常尊敬的。“郭老”这称谓不是乱叫的，茅盾再德高望重也只能是“茅公”。

至于我本人观感，则从不认为他“无耻”，只觉得他可敬又可怜，重点在一个“悲”字。其实，我也总希望动辄“鞭尸”他的朋友，可以对他经历与处境多点了解，如此再下诛求不迟。

对于郭沫若，无论拥趸还是黑粉，有一点大家大概是没有分歧的：就是论“私德”，且特指男女方面，他确实是有不堪之处的。

在年轻时，他私生活着实不算“检点”，既荷尔蒙旺盛，又见异思迁。他一生中正式婚姻3次，“女友”大概有两三位。原配夫人张琼华，属媒妁之言，婚后5天郭沫若就离家出走，留下她在乐山郭家空守68年；第二位妻子安娜(佐滕富子)，1916年留日期间恋爱同居，生下5个子女；回国抗日，以为再无可能与日本妻儿重见的他，与于立群相爱，共生4男2女。此后的他，是个称职的丈夫，与于立群也情投意合，再无绯闻传出。

此外，据1988年龚济民《郭沫若传》，年轻时的他，还可能还与二三女子有过情史。比如南昌起义途中的“革命伴侣”彭漪兰(安琳)；大革命时期的“密友”黄定慧(黄慕兰）。而风传1933年他曾因嫖染病这事,大概也非空穴来风，因有他给小野寺直助的求助信件为证。作为男人，他说不上对家庭不负责任（一直都有赡养妻儿，且3次结婚都情况特殊）；只是身为“文化界楷模”，作派风流这一非议确是断难逃掉的。尽管，我们也当知道，倘若男女私德问题可以否定一个人的话，中国历史上的绝大多数“伟人”只怕都难辞其“渣”。

更为重要的是，时下盛行的许多“郭沫若黑材料”，或刻意夸大或子虚乌有，根本就经不起推敲。比如一个流行说法，说他先后“骗”取了于立忱、于立群姐妹，并导致她们在得知“真相”后先后自绝云云，情节之狗血、故事之奇葩、内容之耸动，都足以赶超琼瑶剧了，可实际上是毫无根据的造谣。于家有精神遗传病，且都有国事、家事上的巨大刺激（亡国、失恋、丧子、丧夫等）才走上不归路的，这是现有材料能凿凿佐证的。

这一谣言的始作俑者，乃是身份特殊的谢冰莹。1984年6月15日，她在对岸《联合报》上发表《于立忱之死——是郭沫若害死她的》一文，真实性很容易辨别。类似的讹言、言还有许多。譬如鲁迅骂他是“近看一条狗”，可《鲁迅全集》都没有这话——鲁迅也似乎先见之明似的，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捏造了许多会话（如说我骂郭沫若之类）”；还有绘声绘色讲他如何强挖定陵的，流行到如今一些古墓／皇陵纪录片弹幕评论总少不了对他的鞭尸，这是从没看过挖掘报告的瞎跟风。实际上，力主挖定陵的并非是他，也轮不到他。

退一万步讲，即便是他，其实也没什么好苛责的。脑子正常点都会明白，这不是故意搞破坏，而是一起集体决策失误。

政治生活方面，要说他贪生怕死，鄙意也不尽然。至少同为“左翼文坛旗帜”，鲁迅是租界寓公，一生都在躲枪火，郭沫若断然不是。

郭沫若是屡上战场的。1926年的北伐战争，1937年9月后的抗日战争，他都深入过最前线，还冒着炮火亲自去抢救伤员，因他是医生出身。据说，淞沪会战期间，日寇还闹过笑话，误以为郭是主要指挥官，手握“5万国军”云云。结果，连累到日本夫人安娜，被逮捕严刑拷问一个月。郭鼎堂绝非只会坐而论道、舞文弄墨，在家端着咖啡指点江山的文弱书生一枚。

当初，八一南昌起义爆发，当晚他人在九江，听闻消息马上赶去，路上还直接跟人开战，差点挨了枪子丢掉性命。而早在1926年北伐战争期间，他就被授“国军中将军衔”，可能是国军中军衔最高的文人，资历非常深厚。要知道，当时李一氓还只是其秘书。日后，台上诸公清一色敬称他“郭老”，绝不只是因为他能写文章。

1927年四一二事变，白色恐怖笼罩，在国民党内“官运亨通”的郭沫若，毅然抛下重磅文章《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等于自动放弃了光辉前程，“沦为”亡命之徒。在风声鹤唳的当时，这篇文章是要掉脑袋的，他不得已乔装到上海，入住内山完造家里躲避，并接着在周公安排下避难国外。从此九死一生、受到通缉、流亡日本10年。在这期间，他从“郭沫若”翻身为“郭鼎堂”，从文华怒茁的“文坛名家“一跃为政敌都极尊重的“学界大佬”，真绝顶聪明的奇才异质！

1937年中日全面开战，他不顾日本的安逸生活，无视日本政要西园寺公望等人对他的器重，“我宁可去死，也决不加入日本国籍”，终在精心策划下的一个早晨巧妙躲开日本宪兵的监视，忍痛“别妇抛雏”回归参战。在归途船上，他口占即吟“四十六年余一死，鸿毛泰岱早安排”，迫不得已，悲愤难抑。论言行，他绝对算得上一条汉子。

现在人说，郭沫若一生怕死、投机，是“机会主义人格”，我是不认同的。不同立场的朋友，无妨对其道路选择、思想局限乃至那股“庸人气质”提出批评与反省，但不该对他的信念重重质疑。至于他留下的那些“阿谀”诗词，也很难说是违心表示，更可能是真诚流露。这个问题，于立群那篇《化悲痛为力量》早说得很明白：郭沫若即便在病入膏肓之际，都一再叮嘱家人，某巨公“思想比天高、比海深”云云，并非全然假话。

所以，与一些友人闲谈时，我常常说的是：批判郭沫若可以，但要建立在事实厘清的基础上，而且主基调当是反思、主靶子当是“人兽鬼”非常时代。单拎出郭氏嘲笑，没有意义也不公平。

我素以为，郭沫若的唯二“黑点”，一个是早年“风流”，另一则是晚年时变得懦弱，留下很多遗憾。

由于懦弱，在诡谲怪时代，他隐藏了很多真实想法，一味地明哲保身；更由于懦弱，他写下了很多“应景应制”诗，一代豪杰沦为被开涮的笑料。想他中年时代，浩然正气写话剧《屈原》，借剧中人物婵娟痛斥宋玉“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哪知造化弄人，20年后自己正陷于此。“郭老郭老，诗多好的少”，这个不友好的笑话，曾在相当一级的圈子里广泛流传。

晚年郭沫若，实已经到了连亲生儿子都看不起的地步。据郭世英中学好友牟敦白回忆，1962年的某天，在西四大院胡同五号郭家门口，他曾邂逅郭沫若。郭世英指着其父背影说道：“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装饰这个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语中是有不屑的。以至于30年后，牟回首往事，尽是悲伤：“洪钟大吕如郭沫若者，尚遭此劫，再回想郭世英生前对我说过的这句话，悲哉”！

但细究起来，郭沫若终只是懦弱、是庸人，并非恶人。在“他人即地狱”之日，他未曾害过人，不曾落井下石，不曾穷凶极恶，不曾胡乱攀咬，不曾以刀笔杀人。是的，他没有大义凛然、舍生忘死、以卵击石地去展现读书人所谓的“风骨”，但至少维持住了做人的最后底线，这已是难能可贵了。当初真窜下跳的那几位，当时过境迁后，竟都厚着脸皮写书，一抹鼻涕一把泪装点自身多无辜多白莲花多两面真，我看这些人才是真虚伪，是连“水太凉”都不如。

对于晚年的他，大家多批判他如何软骨、谄媚、马屁精云云，但愚钝如我则更多地读出无奈，读出身不由己，更读出可悲来。毫不讳言，我对郭沫若有着深深的同情。他是没作“抗士”一家老小近20口人，以及无数亲故，要随他上下沉浮；而他人在席位，太多应酬话他更没办法不说。写给斯某的那些马屁诗，如今看固然是笑料，可他有不写的自由吗？说穿了，一切都是“命题作文”。

在那集体迷失时代，他看似地位尊崇，其实处境微妙，动辄“毁巢无完卵”。从1967年4月开始，他的两个爱子先后死于非命，除了肝肠寸断暗自啜泣外，他实际措手无策；到了1974年前后，他已是堪危系于一线，还因“忧愤交加”导致肺炎突发，差点救不过来。1974年2月7日，他赋诗两首上呈，自白“岂甘栎悲绳墨，愿竭效策驱”，真道尽了惶恐之心。

当初，其子郭世英出事，一些材料证据竟然就是郭家“家信”，家信如何会传出的，令人细思极恐。陈明远追忆说，晚年郭沫若好些事都不让“身边的人”知晓，需避着秘书，这不奇怪吗？而在罗点点的那本“档案”自传中，翻翻108页前后那些记录，一切奥秘与诡异，也尽在不言中了。

我想说的是，尽管我们终迎来了海晏河清的清平世界，但有些时代终究是得反省的。

真的，我从无意嘲笑郭沫若。明眼人一看即知，晚年的郭沫若，更应该得到同情，而非批判或嘲笑。实际上，就连他本人，在内心深处也一直很清醒，甚至充满自责。

在黄淳浩编的那本《郭沫若书信集》（真伪的学术争议暂且搁下）中，存有好些他私下给“忘年交”陈明远的信件。这些坦诚的交流，最能反映晚年郭沫若的真实心境。比如，他自知那些诗都是不上台面的，“我的那些分行的散文，都是应景应制之作，根本就不配称之为诗！别人出于客套应酬，从来不向我指出这个问题，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1963年5月5日）；“我还没有糊涂到丧失自知之明的地步”(1959年11月8日）。有研究学者说，“他后来写诗是自暴自弃，反正我就这么胡写了，不是当诗写，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

郭沫若去世前9天，周扬来探望。周照例是一顿热捧，称颂他是“新中国的歌德”，但郭沫若只是意味深长地摇了摇头。他的心情，其实很复杂。此前几年，他就跟陈明远这么说过，“现在,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谈话,是有什么谈什么,我不会作戏。可是一转眼,我跟别的人,往往就不得不逢场作戏了。这是很悲哀的”，“如今有人说我是中国的歌德，这实际上是在骂我，在打我的耳光”云云。

有些人怀疑这段话真实性，但另有周国平出示的材料，是千真万确的。周国平在自传中说过，在1969年1月6日，“世伯”郭沫若在写给他的私信中，曾如此慨叹，“我这个老兵非常羡慕你,你现在走的路才是真正的路。可惜我‘老’了,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成为了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这种自责是很深痛的。

据身边人回忆，晚年的他，从没有贪慕过富贵生活，甚至不愿如此。他数次表态，“不愿意住在高墙深院里”，但拒绝不得；1960年代，他莅临上海，地方给安排锦江饭店、国际饭店，他只觉得不自在，说“脱离群众”。晚年，家人问他有何心愿，他的回答是，“当个教员也可以”。他很渴望安宁的生活。

他当然不可能如愿。作为那个时代万众瞩目之人，他剩下的唯一自主权，大概是如何安排自己“皮囊”了。1978年6月12日，闭目前的他，把妻子于立群和一众孩子叫到身边，留下一句遗嘱，“我死后，不要保留骨灰，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寨，肥田”。他不觉得自己需要一座堂皇的墓地，供人凭吊。

“往事何堪说，念人生消磨寒暑,漫营裘葛”。这位“无产阶级斗士”，到底至死没有忘记平民信仰，失去书生本色。

来源：老隐隐于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