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巨匠郭沫若,临终一句话,回归书生本色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幼名文豹,原名开贞,字鼎堂,号尚武,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之一、中国历史剧的开创者之一、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社会活动家,甲骨学四堂之一,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从1926年参加北伐,1927年参加了南昌起义,1928年2月因被国民党政府通缉,流亡日本,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重要学术著作。全部作品编成《郭沫若全集》38卷。

“鼎堂”郭沫若先生,确实是个很复杂的人。复杂到怎么都说不完,怎么说都不合适,怎么说都会有朋友不满意。

他的这种复杂,和鲁迅有很大不同。鲁迅之复杂,在思想太过深刻,而郭鼎堂之复杂,则多是因立身出处太光怪陆离所引发的。他是文坛领袖、是学界宗主、是艺苑大师、是社会贤达、是革命先行者,但在今人口中笔下,他又是“渣男”、“弄臣”、“御用文人”、“马屁诗人”。“铁骨铮铮郭沫若,一心为国汪兆铭”,类似戏谑段子广为流传。

当初,胡适评价他,“这个人反复善变,我是一向不佩服”(1960.6.2)是点名他的“伪”;而鲁迅骂他“才子加珂罗茨基(流氓)”,则指明他身上的“痞”气。但更多的名公巨卿,在他50岁之后,就敬称他为“郭老”而不名,是异常尊敬的。“郭老”这称谓不是乱叫的,茅盾再德高望重也只能是“茅公”。

至于我本人观感,则从不认为他“无耻”,只觉得他可敬又可怜,重点在一个“悲”字。其实,我也总希望动辄“鞭尸”他的朋友,可以对他经历与处境多点了解,如此再下诛求不迟。

文坛巨匠郭沫若,临终一句话,回归书生本色

对于郭沫若,无论拥趸还是黑粉,有一点大家大概是没有分歧的:就是论“私德”,且特指男女方面,他确实是有不堪之处的。

在年轻时,他私生活着实不算“检点”,既荷尔蒙旺盛,又见异思迁。他一生中正式婚姻3次,“女友”大概有两三位。原配夫人张琼华,属媒妁之言,婚后5天郭沫若就离家出走,留下她在乐山郭家空守68年;第二位妻子安娜(佐滕富子),1916年留日期间恋爱同居,生下5个子女;回国抗日,以为再无可能与日本妻儿重见的他,与于立群相爱,共生4男2女。此后的他,是个称职的丈夫,与于立群也情投意合,再无绯闻传出。

此外,据1988年龚济民《郭沫若传》,年轻时的他,还可能还与二三女子有过情史。比如南昌起义途中的“革命伴侣”彭漪兰(安琳);大革命时期的“密友”黄定慧(黄慕兰)。而风传1933年他曾因嫖染病这事,大概也非空穴来风,因有他给小野寺直助的求助信件为证。作为男人,他说不上对家庭不负责任(一直都有赡养妻儿,且3次结婚都情况特殊);只是身为“文化界楷模”,作派风流这一非议确是断难逃掉的。尽管,我们也当知道,倘若男女私德问题可以否定一个人的话,中国历史上的绝大多数“伟人”只怕都难辞其“渣”。

更为重要的是,时下盛行的许多“郭沫若黑材料”,或刻意夸大或子虚乌有,根本就经不起推敲。比如一个流行说法,说他先后“骗”取了于立忱、于立群姐妹,并导致她们在得知“真相”后先后自绝云云,情节之狗血、故事之奇葩、内容之耸动,都足以赶超琼瑶剧了,可实际上是毫无根据的造谣。于家有精神遗传病,且都有国事、家事上的巨大刺激(亡国、失恋、丧子、丧夫等)才走上不归路的,这是现有材料能凿凿佐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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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谣言的始作俑者,乃是身份特殊的谢冰莹。1984年6月15日,她在对岸《联合报》上发表《于立忱之死——是郭沫若害死她的》一文,真实性很容易辨别。类似的讹言、言还有许多。譬如鲁迅骂他是“近看一条狗”,可《鲁迅全集》都没有这话——鲁迅也似乎先见之明似的,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捏造了许多会话(如说我骂郭沫若之类)”;还有绘声绘色讲他如何强挖定陵的,流行到如今一些古墓/皇陵纪录片弹幕评论总少不了对他的鞭尸,这是从没看过挖掘报告的瞎跟风。实际上,力主挖定陵的并非是他,也轮不到他。

退一万步讲,即便是他,其实也没什么好苛责的。脑子正常点都会明白,这不是故意搞破坏,而是一起集体决策失误。

政治生活方面,要说他贪生怕死,鄙意也不尽然。至少同为“左翼文坛旗帜”,鲁迅是租界寓公,一生都在躲枪火,郭沫若断然不是。

郭沫若是屡上战场的。1926年的北伐战争,1937年9月后的抗日战争,他都深入过最前线,还冒着炮火亲自去抢救伤员,因他是医生出身。据说,淞沪会战期间,日寇还闹过笑话,误以为郭是主要指挥官,手握“5万国军”云云。结果,连累到日本夫人安娜,被逮捕严刑拷问一个月。郭鼎堂绝非只会坐而论道、舞文弄墨,在家端着咖啡指点江山的文弱书生一枚。

当初,八一南昌起义爆发,当晚他人在九江,听闻消息马上赶去,路上还直接跟人开战,差点挨了枪子丢掉性命。而早在1926年北伐战争期间,他就被授“国军中将军衔”,可能是国军中军衔最高的文人,资历非常深厚。要知道,当时李一氓还只是其秘书。日后,台上诸公清一色敬称他“郭老”,绝不只是因为他能写文章。

1927年四一二事变,白色恐怖笼罩,在国民党内“官运亨通”的郭沫若,毅然抛下重磅文章《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等于自动放弃了光辉前程,“沦为”亡命之徒。在风声鹤唳的当时,这篇文章是要掉脑袋的,他不得已乔装到上海,入住内山完造家里躲避,并接着在周公安排下避难国外。从此九死一生、受到通缉、流亡日本10年。在这期间,他从“郭沫若”翻身为“郭鼎堂”,从文华怒茁的“文坛名家“一跃为政敌都极尊重的“学界大佬”,真绝顶聪明的奇才异质!

1937年中日全面开战,他不顾日本的安逸生活,无视日本政要西园寺公望等人对他的器重,“我宁可去死,也决不加入日本国籍”,终在精心策划下的一个早晨巧妙躲开日本宪兵的监视,忍痛“别妇抛雏”回归参战。在归途船上,他口占即吟“四十六年余一死,鸿毛泰岱早安排”,迫不得已,悲愤难抑。论言行,他绝对算得上一条汉子。

现在人说,郭沫若一生怕死、投机,是“机会主义人格”,我是不认同的。不同立场的朋友,无妨对其道路选择、思想局限乃至那股“庸人气质”提出批评与反省,但不该对他的信念重重质疑。至于他留下的那些“阿谀”诗词,也很难说是违心表示,更可能是真诚流露。这个问题,于立群那篇《化悲痛为力量》早说得很明白:郭沫若即便在病入膏肓之际,都一再叮嘱家人,某巨公“思想比天高、比海深”云云,并非全然假话。

所以,与一些友人闲谈时,我常常说的是:批判郭沫若可以,但要建立在事实厘清的基础上,而且主基调当是反思、主靶子当是“人兽鬼”非常时代。单拎出郭氏嘲笑,没有意义也不公平。

我素以为,郭沫若的唯二“黑点”,一个是早年“风流”,另一则是晚年时变得懦弱,留下很多遗憾。

由于懦弱,在诡谲怪时代,他隐藏了很多真实想法,一味地明哲保身;更由于懦弱,他写下了很多“应景应制”诗,一代豪杰沦为被开涮的笑料。想他中年时代,浩然正气写话剧《屈原》,借剧中人物婵娟痛斥宋玉“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哪知造化弄人,20年后自己正陷于此。“郭老郭老,诗多好的少”,这个不友好的笑话,曾在相当一级的圈子里广泛流传。

文坛巨匠郭沫若,临终一句话,回归书生本色

晚年郭沫若,实已经到了连亲生儿子都看不起的地步。据郭世英中学好友牟敦白回忆,1962年的某天,在西四大院胡同五号郭家门口,他曾邂逅郭沫若。郭世英指着其父背影说道:“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装饰这个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语中是有不屑的。以至于30年后,牟回首往事,尽是悲伤:“洪钟大吕如郭沫若者,尚遭此劫,再回想郭世英生前对我说过的这句话,悲哉”!

但细究起来,郭沫若终只是懦弱、是庸人,并非恶人。在“他人即地狱”之日,他未曾害过人,不曾落井下石,不曾穷凶极恶,不曾胡乱攀咬,不曾以刀笔杀人。是的,他没有大义凛然、舍生忘死、以卵击石地去展现读书人所谓的“风骨”,但至少维持住了做人的最后底线,这已是难能可贵了。当初真窜下跳的那几位,当时过境迁后,竟都厚着脸皮写书,一抹鼻涕一把泪装点自身多无辜多白莲花多两面真,我看这些人才是真虚伪,是连“水太凉”都不如。

对于晚年的他,大家多批判他如何软骨、谄媚、马屁精云云,但愚钝如我则更多地读出无奈,读出身不由己,更读出可悲来。毫不讳言,我对郭沫若有着深深的同情。他是没作“抗士”一家老小近20口人,以及无数亲故,要随他上下沉浮;而他人在席位,太多应酬话他更没办法不说。写给斯某的那些马屁诗,如今看固然是笑料,可他有不写的自由吗?说穿了,一切都是“命题作文”。

在那集体迷失时代,他看似地位尊崇,其实处境微妙,动辄“毁巢无完卵”。从1967年4月开始,他的两个爱子先后死于非命,除了肝肠寸断暗自啜泣外,他实际措手无策;到了1974年前后,他已是堪危系于一线,还因“忧愤交加”导致肺炎突发,差点救不过来。1974年2月7日,他赋诗两首上呈,自白“岂甘栎悲绳墨,愿竭效策驱”,真道尽了惶恐之心。

当初,其子郭世英出事,一些材料证据竟然就是郭家“家信”,家信如何会传出的,令人细思极恐。陈明远追忆说,晚年郭沫若好些事都不让“身边的人”知晓,需避着秘书,这不奇怪吗?而在罗点点的那本“档案”自传中,翻翻108页前后那些记录,一切奥秘与诡异,也尽在不言中了。

我想说的是,尽管我们终迎来了海晏河清的清平世界,但有些时代终究是得反省的。

真的,我从无意嘲笑郭沫若。明眼人一看即知,晚年的郭沫若,更应该得到同情,而非批判或嘲笑。实际上,就连他本人,在内心深处也一直很清醒,甚至充满自责。

在黄淳浩编的那本《郭沫若书信集》(真伪的学术争议暂且搁下)中,存有好些他私下给“忘年交”陈明远的信件。这些坦诚的交流,最能反映晚年郭沫若的真实心境。比如,他自知那些诗都是不上台面的,“我的那些分行的散文,都是应景应制之作,根本就不配称之为诗!别人出于客套应酬,从来不向我指出这个问题,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1963年5月5日);“我还没有糊涂到丧失自知之明的地步”(1959年11月8日)。有研究学者说,“他后来写诗是自暴自弃,反正我就这么胡写了,不是当诗写,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

文坛巨匠郭沫若,临终一句话,回归书生本色

郭沫若去世前9天,周扬来探望。周照例是一顿热捧,称颂他是“新中国的歌德”,但郭沫若只是意味深长地摇了摇头。他的心情,其实很复杂。此前几年,他就跟陈明远这么说过,“现在,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谈话,是有什么谈什么,我不会作戏。可是一转眼,我跟别的人,往往就不得不逢场作戏了。这是很悲哀的”,“如今有人说我是中国的歌德,这实际上是在骂我,在打我的耳光”云云。

有些人怀疑这段话真实性,但另有周国平出示的材料,是千真万确的。周国平在自传中说过,在1969年1月6日,“世伯”郭沫若在写给他的私信中,曾如此慨叹,“我这个老兵非常羡慕你,你现在走的路才是真正的路。可惜我‘老’了,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成为了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这种自责是很深痛的。

据身边人回忆,晚年的他,从没有贪慕过富贵生活,甚至不愿如此。他数次表态,“不愿意住在高墙深院里”,但拒绝不得;1960年代,他莅临上海,地方给安排锦江饭店、国际饭店,他只觉得不自在,说“脱离群众”。晚年,家人问他有何心愿,他的回答是,“当个教员也可以”。他很渴望安宁的生活。

他当然不可能如愿。作为那个时代万众瞩目之人,他剩下的唯一自主权,大概是如何安排自己“皮囊”了。1978年6月12日,闭目前的他,把妻子于立群和一众孩子叫到身边,留下一句遗嘱,“我死后,不要保留骨灰,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寨,肥田”。他不觉得自己需要一座堂皇的墓地,供人凭吊。

“往事何堪说,念人生消磨寒暑,漫营裘葛”。这位“无产阶级斗士”,到底至死没有忘记平民信仰,失去书生本色。

来源:老隐隐于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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