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坏土豆

青少年的时候读胡适的作品，其中一句：

「有人告诉你牺牲你个人的自由去争取国家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诉你为个人争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争取个人的人格就是为社会争人格。真正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立起来的」

看完惊为天人，再读胡适的相关著作，认为字字珠玑：

「你要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需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待小孩子；第二看他们怎样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

「人生的意义不在于何以有生，而在于自己怎么生活。你若情愿把这六尺之躯葬送在白昼做梦之上，那就是你这一生的意义。你若发愤振作起来，决心去寻求生命的意义，去创造自己的生命的意义，那么你活一日便有一日的意义，做一事便添一事的意义，生命无穷，生命的意义也无穷了」

……

包括在1949年，胡适随蒋介石败逃台湾，在离开大陆的时候说了一句话：「美国人来了有面包，有自由，苏联人来了有面包，没有自由，他们来了，什么也没有」

那时，台湾省简直就是一个神话，占到全国GDP的40%以上，内地又穷又土，打开电视，不是日本卡通片，就是台湾、香港电视连续剧，流行的电影必然是香港电影。

胡适这样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关注的是个体，对群体却麻木不仁，却往往容易让人共鸣。

好莱坞的电影，能排到全球前列的，几乎都是个人英雄主义和动作片，我们看这样的电影，很容易产生带入感，有一种自己就是主角的错觉。而百团大战这样的电影，我们却往往得到一个模糊的影像。

胡适，从小家境优越，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看到的都是宋子文、赵元任、梅贻琦这样的留美学者。所感受到的，是上海、南京这样的优越生活。

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所记录的真实的民国，饿殍遍地、流离失所的普通人民，和他完全没有关系。

这，不是他的世界。

胡适，最早的一批加入低调俱乐部，与汪精卫惺惺相惜，高举投降的旗帜，身为北大校长，在讲堂上对学生传达：抗日三日便要亡国。被愤怒的学生赶出了讲堂。

1938年，蒋介石看重胡适的留美身份，任胡适为驻美大使，胡适在美国期间，各个学校讲学，顺便搜刮了100多个学位，日子过得不亦乐乎，但胡适就是不干正事，蒋介石让胡适到美国是去搬「王师」去的，可胡适根本没啥兴趣。

当时在美国负责借款事务的陈光甫讲过一件事。1940年2月，国府战争借款谈判在美国参议院里要投票了，但局势不乐观，陈光甫去找驻美大使胡适，请他去和几位态度游离的参议员谈谈来说服他们。

胡适直截了当地拒绝了陈光甫的要求，还向陈承认，之前有个参议员向他胡博士表示过愿意和中国在投票前沟通，但胡博士一口回绝了，理由是不想干涉美国内政，仿佛此事和胡适毫无关系。

陈光甫目瞪口呆。

胡适对中国抗战之事漠不关心，最后蒋介石都实在忍无可忍，在蒋介石日记中，多次歇斯底里的骂胡适，如在1942年10月，蒋介石在上星期反省录中，对胡适的大使任职期间最终盖棺论定：

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顾。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其获罪于美国，而外间犹谓美国之不敢与倭妥协，终至决裂者，是其之功，则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前，如其尚未撤换，则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为难矣！文人名流之为国乃如此而已！

胡适不仅不给中国出力，而且在美国过的非常快活。

赵元任的老婆记录到：

因此几乎每天都要到赵家至少吃一餐饭。胡适有个嗜好，喜欢吃大块的肉，可计划供应的牛肉根本不够他吃。杨步伟只好买马肉，每天做红烧马肉给胡适吃，还把多买的马肉做成肉松，让胡适带回去下酒，只是没告诉胡适这些菜都是马肉做的，胡适吃后直呼好吃。后来赵元任夫妇请胡适到哈佛大学教职员俱乐部餐厅去吃马扒，胡适吃后说，别的都好，只是马肉有点酸。杨步伟这才告诉他，这几个星期他吃的红烧肉都是马肉做的。胡适摇摇头，才回过味来，连说中国的烹调真好，杨步伟的烹饪更好。

在胡适胡吃海喝之际，1942，河南爆发大饥荒，受灾人数超过1000万。

白修德在大饥荒的报道中说，狗在路边啃人的尸体，农民趁夜色降临后寻找人肉，乞丐在各个城门的门洞里挤成一团，每条公路上都有弃婴在号哭，在死去……

蒋介石看到白修德给他照片，甚至还两腿发颤，恍然若失，而胡适此时正在吃得满嘴流油，高呼痛快。

同样是1942，日军加强扫荡，在整个华北根据地实行三光。无数中国男人战死沙场，老弱妇孺被机枪处决甚至活埋。

但是这些统统和胡适都没有关系，中国亡不亡，他根本不在乎。

回想遍读所有胡适的作品，他充满了对民主的追求，对自由的渴望，对生活的感悟、人生的思考，但是，他永远都不会去注视日寇屠刀下的人民，饥荒下绝望的灾民，他笔法精致，思想深刻，和70年后的我们依然能共鸣，却完全不属于上世纪40年代苦难深重的中国，他永远也写不出夏衍的包身工这样的作品。

胡适，属于21世纪，他的所有作品中，没有20世纪的中国。

1937年年底，南京失守，我30万同胞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之下，有人问：那些遇难群众为什么不撤离？

问这句话的人，都没有被生活毒打过，或者认为振臂一呼，一切都那么简单。

实际上，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主动组织过民间机构和百姓的内迁，尽管在执行层面上存在种种问题，但最终政府行为和百姓自发行为的合力，还是得以让南京市的居住人口在半年内从100万左右减少至约50万「不含士兵」

但对于多数底层人民来说，实在是没办法撤离。

对于普通家庭来说，举家搬迁是一个极其艰难的工程，需要克服无数的困难。闻一多在1937年7月的家书中写道：我自己出门的本事本不大高明，再带三个小孩，一个老妈，我几乎无此勇气。

闻先生当时是清华大学教授，民国期间教授的生活优越，尚且如此困难，对普通人民来说有多难？想想他们需要把自己的田园家业全部留在脑后，而前方又很可能举目无亲、衣食无靠。再想想拖家带口，扶老携幼，有多少人能做出这样的决定？

此外，在整个南京城搬迁之时，可不是我们看明星演出买黄牛票，可能拿命都换不来一张船票，那个年代有几个人有车，只能完全依靠脚力，而无论哪种，长途跋涉都要求充足的经费，哪怕步行也需要负担吃住。

亲历淞沪抗战的阿垅在南京血祭里也写过一则故事，南京保卫战前夕，宪兵们奉命督促辖内区域的居民撤离南京，因为之后就要放火烧毁那一带的房屋，一个宪兵费尽唇舌，还是剩着几家死也不搬。其中一家，一个寡妇，指着屋里卧病在床的婆婆和几个小孩问宪兵，我怎么搬？

而这些，胡适自然是永远永远不会体验到，他的生活逍遥自在，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了自己青年时喝花酒、玩牌局的快活，底层人民的哀嚎，和他毫无关系。

他看到的都是南京上海的高端生活，他振臂一呼：凭什么让大家上战场，自由最可贵。

所以，胡适会在日寇入侵之时，加入低调俱乐部，宣传投降言论，意思是：抗战是所有人的自由，你不想抗战，你就别抵抗了，反正也打不赢。

输赢和他们都没有关系，上海丢了，南京丢了、武汉丢了、济南丢了、北京丢了…..这都不关胡适的生活，千万人民被日寇所屠杀，所劫掠，在哭泣在哀嚎，这些胡博士都看不到也听不到。

国土沦陷之日，他只需要一张机票，飞抵纽约，将百万手无寸铁的民众，留于日寇屠刀之下，至于他们的死活，有什么关系。

自由主义者的眼中，只有自己，他们也有善恶之分，但他们永远看到的是个体而不是群体，他们会给流浪狗包扎伤口，他们会接济路边的穷人，但他们对国家和民族视而不见。

如同胡适，虽然日记中记载自己多次嫖妓，但胡适也是个典型的妻管严，同时，对自己的母亲也很孝顺，但他心中的世界就那么一点。或者说1938年的4亿同胞，绝大多数在他眼中都不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