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有一些恃才傲物、铁骨铮铮的文人学者，留下了许多不惧权贵、敢于犯上的事迹，为今人所乐道。例如刘文典先生，就是一位响当当的人物，名声不亚于章太炎、刘师培、胡适、陈寅恪等，是被国民政府视为“国宝”的国学大师。他不仅看不起沈从文、闻一多等靠弄文学发家的教授，而且还敢当面辱骂蒋介石，厉害吧？不过，改朝换代以后，他们的文人傲骨纷纷散架了。他们在“思想批判”和批斗会面前，意志力软弱之极，根本不堪一击。

出生在安徽的刘文典，曾就读于芜湖安徽公学，1909年赴日留学，1912 年回国，据说精通英、德、日、意等语言。1927年任安徽大学法学院院长兼预科主任，但行校长之职。后被聘为北大教授，又在清华任教10年，之后在西南联大及红朝建政后的云南大学教授十余载。

刘文典对庄子研究颇深，每次登堂讲授《庄子》，开头第一句必是：“《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有人问刘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刘大发感慨道：“古今以来，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我刘文典，第二个是庄周，另外半个嘛……，还不晓得！” 刘文典上课时，天南地北都可以聊，而且常常是不拘常规，随意而为。一次在西南联大上课时，他刚讲了半小时课，就突然宣布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七点半继续上课。原来那天是皇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试想一下，当时的授课是怎样的一番浪漫情景啊！

刘文典自称“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二人曾在西南联大共事。一日，刘跑警报时，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身体羸弱，视力不佳，行动更为不便。便匆匆率领几个学生赶赴陈的寓所，一同搀扶陈往城外躲避。同学要搀刘，刘不让，大声叫嚷：“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搀扶陈先走。

卢沟桥事变后，刘文典未能及时撤离北平。日本人多次请刘出任伪职，均被他严词拒绝，因此惹怒了日本当局，其住宅连遭日军搜查，刘毫无惧色。刘文典曾两度赴日留学，日语颇为流利，但在日寇面前，竟“以发夷声为耻”。他说：“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懂得爱惜自己的羽毛”。

恃才傲物的刘文典，还十分看不起沈从文。他曾说：“沈从文算什么教授！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而沈从文只该拿四块钱！” “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

一次日机轰炸西南联大，警报声中，沈从文与刘文典擦肩而过，刘文典对他说：“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干吗跑啊？”

刘文典任安徽大学校长时，发生学生风潮。蒋介石来到安庆，召见刘文典。刘文典见蒋介石之前曾有豪言壮语：“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蒋很是不满。蒋要刘交出在学生风潮中闹事的中共党员名单，并严惩罢课学生。刘当面顶撞说：“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说到激烈处，两人互相拍桌大骂，一个骂“你是学阀”，一个骂“你是新军阀”。蒋遂将他当场羁押，盛怒时说要枪毙，后来仅被关了7天就释放了。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在红朝建政后的五十年代的反右运动中，低下了曾经高傲的头，也顾不上读书人的羽毛了，自毁声誉地诋毁自己、批判自己。刘文典不仅向自己先前的旧识、学生、同仁低头，而且向整个社会低头，并承认了那些所谓“与女艺人周旋”及“一肚子黄色东西”等莫须有罪状。即便这样，他依然没有得到社会和“热血先进青年们”的宽大处理，依然被当作顽固派学术权威一批再批。

1958年6月11日上午，云南大学各系主任向学校党委会交心，校党委书记李书成强调要求：“交心的目的在（于）团结提高大多数，尤其是对刘文典、方国瑜等顽固派，反动立场坚决的，火烧一下，将来和他们长期斗争，推着他们走！”于是，开会对刘文典进行批判，成了中文系的“家常便饭”。

按照规定，刘文典还得每场都到，否则就是思想问题，就是立场问题。无奈之下，刘文典不顾年老体弱，强打着精神，做出虚心聆听的表情。当别人质问他的时候，他都恭恭敬敬地站起来，不断点头：“您说的是！您说的是！”在经历长时间的批判之后，刘文典身心俱疲，有时候连迈步都迈不动，他的一些学生只好搀着他或者干脆背着他回家。

一回到家里，刘文典什么话都不说，倒头便睡。一次批判会后，刘文典勉强徒步回家，正走到半路上，突然吐出几口血来。在学生吴进仁的劝说下，刘文典偷偷去医院做了个检查，结果确认：他患上肺癌了。这几乎是致命的打击。他早年对医学颇有研究，知道癌症意味着什么。本来他的心里还计划着要完成几部学术著作的，但一切皆要成为泡影了。

然而，学校对刘文典的批判并未因此受到丝毫影响。在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的批判声中，刘文典的生命已经开始了最后的挣扎。1958年7月14日深夜，刘文典突感头痛，还没一会儿工夫就昏迷了过去，意识全无。7月15日下午4时半，没有留下任何遗言的刘文典永远地离开了人世，这个曾经给他快乐与痛苦的人世。

刘文典的突然离世，一开始给云大带去的更多是惊慌。此前，学校一直将刘文典作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典型大肆批斗，而他本人先前一直生性刚烈，狂傲不羁，会不会因为这种落差而一时想不开，自寻了短见？如果刘文典果真是自杀，那云大还真不好向上边交代，刘文典毕竟没有被打成右派，而且又是云南省唯一的国家一级教授！

云大迅速派出人员，通过不同的途径四方打听，迟迟没有发布讣告和举行追悼会的信息，直到全国政协发来吊唁电报，云南省高层、云大领导层才真正紧张了起来。此时，他们已经逐渐查清刘文典并非死于自杀，于是正式发布消息，决定与省政协、九三学社昆明分社筹委会联合召开追悼会。

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许多平时与刘文典谈得来的老师、学生，根本不敢到追悼会现场亮相，那些思想红、根子正的学生则干脆不屑为刘文典送行。对于刘文典的追悼会，周恩来总理本来是要送花圈的，但听了有关方面的汇报后，打消了念头。

不仅如此，追悼会上省里没有来人，就连学校的党委书记、校长都没有出席，只是派了个副校长来。批判刘文典十分积极的中文系主任刘尧民，也没有到场。一个月后，远在四川的大学者吴宓听说刘文典病逝了，在当天日记里沉痛写道：“我辈殊恨死得太迟，并无陈寅恪兄高抗之气节与深默之智术以自全，其苦其辱乃不知其所极。”

这一天下午，吴宓在家埋头撰写《对我教学工作之检查总结》，“力陈宓痛悔之情及学习改造之决心，并将随时自作批判”。一切，都在重复着刘文典晚年的遭遇。这位连蒋介石都敢骂的傲骨学者，终究没有扛过红朝燃起的时代烈火。不知他在弥留之际是否意识到，当年正是因为有了蒋公的宽容，才成就了自己的恃才傲物。历史留下的，只有沉重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