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从来就不是一门生意，但是国内九成以上的寺庙、道观却每天忙于向民众收钱，乐此不疲，且名目繁多。那些祖先遗留下来的宗教场所，原本属于公共文化资源，却被当地政府占山为王似的，打着旅游业的旗号，肆意收费。一座座圣洁的寺庙，变成了一台台印钞机。

早就有人呼吁和提议取消这些该死的收费，但是收钱已经成为他们的终生职业，停不下来了。那么，除了收钱，总应该做些什么吧？不然，你们所引以为招牌的神灵或圣主，看见你们如此贪婪猥琐情何以堪。

如果你们不知道能够做些什么，那么看看民国，那些教会办的学校、医院吧。

没有传教士，就没有中国的现代文明。

那时候，中国男人头上扎着长辩子、女人从小就被缠足。西洋诸国的传教士们则以自己的青春、生命为代价，放弃自己优越的社会地位和福利，来到饥寒交迫，战火纷飞的中国。为中国的未来，倾注了满腔热血，他们心中对中国充满怜悯和热爱。

     传教士为中国带来了大学、中学、小学、医院、女子学校、盲校和盲文、聋哑学校和手语、医院、英汉字典、汉语拼音、翻译、报刊出版、留学、现代农业理念、先进的医学技术等等。

     先说教会大学。

当欧洲一些国家的一流大学，例如 巴黎大学（1160年建校至今）爱资哈尔大学（公元970年建校至今）剑桥大学（1209年建校至今）锡耶钠大学（1240年建校至今）牛津大学（1096建校至今）博洛尼亚大学（1088建校至今）等等，在800年甚至1000年前就开始有硕士教育的时候，我们处在什么朝代？就连我们国内现在最顶尖的几所大学，都是外国人在近代帮助兴办起来的。

1919年10月，有14所在华教会大学于上海组建了中国教会大学联合会。它们是：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岭南大学、长沙雅礼大学、湖北文华书院、武昌博文书院、华西协和大学。重点是，这些教会大学就代表了当时中国教育的最高水准，今天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民国大师群体，基本上都接受过教会学校的滋养。

再说说教会医院。

1844年，基督教伦敦会在上海开办了一所教会医院，称为”中国医院”，这是上海最早的一家西医医院。到1948年，中国的10大医院中有9家是由教会发起建立的。那时候，已经有340多所教会医院，分布在全国各地。

传教士在中国举办医疗事业在客观上把西方的医术和西药以及近代医院制度、医学教育(包括护理教育)传入了中国。1899年由加拿大长老会在广州开设了夏葛医学院。进入20世纪后，在华主要教会大学都先后设置医学院，多数教会医院都附设护士学校，中国大部分西医人才都出自教会医学院校。

中国医学界众所周知的四大王牌医院：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湖南湘雅医院，北京协和医院，简称东齐鲁、西华西、北协和、南湘雅。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四家中国最顶尖医院，最初均为教会所建立，他们因着爱的缘故，拯救、帮助、照亮了无数挣扎在黑暗中的中国人。

100年前，美国教会大学耶鲁的几个年轻人来到了中国长沙，创办了一个医院和两个学校。这个医院，就是现在享誉全国的湘雅医院。两个学校，就是现在的全国十强雅礼中学和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在中医盛行的晚清，中医挂号费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但是雅礼医院的挂号费是50文（只相当于美国的2分钱），教会无怨无悔的奉献，不断资助医院，只为让所有中国患者都看得起病。这家雅礼医院，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湘雅医学院”的前身。

顺便说说传教士。

中国人都知道曾经有一个加拿大来华支援抗战的白求恩大夫，却很少有人知道比利时来华的雷鸣远神父。

雷鸣远先生1901年来到中国。 为消除中国人对“洋教”的误解，雷鸣远神父将自己的国籍改为中国籍，全心全力为中国人民服务。

1933年，热河长城抗战爆发，56岁的他率领教众600多人，组成救护队，奔赴前线抢救伤员。 雷鸣远应宋哲元将军的请求，创办“残废军人教养院”，为英勇抗战的二十九军收养残废军人。 1935年，绥远抗战爆发。雷鸣远被傅作义将军聘为“最前线救护队队长”，出入炮火，毫不畏惧，甚至自称“已死队”，表示奋战到底的决心。在绥远抗战最残酷而无助的时候，身经百战的傅作义曾与雷鸣远抱头痛哭，即便在这样危急的时候，雷鸣远依然没有离开前线。

1940年雷鸣远病逝于歌乐山。中华民国政府当时曾公开褒扬他并举办追悼大会。他的人生一共63年，其中有40年都在中国，时至今天，雷鸣远神父的牌位依旧供奉在台湾英烈祠中。

太行山上有个山西阳城县，那里有一个“六福客栈”的传奇。六福客栈的主人叫艾伟德，她是出生在英国的白人女子，1930年来中国传教、1936年加入中国籍。到后来，从语言到生活方式，她完全汉化，爱中国甚于爱母国，赢得”中国孤儿的母亲”的美誉。

她在这里开办六福客栈，是为了赚点钱，养活自己收留的孤儿和难童。开始只是一个、两个，到后来，收留的孩子有100多人。日本侵华的战火烧到太行山，

面对日本人的烧杀抢掠，艾伟德利用自己外国人的身份，当面怒斥日军，不分昼夜救治伤员，领着群众逃难深山。在战火纷飞中，她的后背中了一颗终生未能取出的子弹。

二战胜利后，艾伟德回到英国。记者为她写了一篇专访：《靠信仰生活的女孩传奇故事》，引起广泛关注。英国广播公司出制作了节目《从中国回来的女儿艾伟德》，引来欧洲媒体持续聚焦。1950年，艾伟德的个人传记问世，数年之内一版再版，而至17版。

1966年，艾伟德重返中国大陆受阻，无奈的她在台湾待了13年，这期间，年过半百的“小妇人”，依然将绝大部分时间与精力投身于救助和养育孤儿难童。她先后创办了儿童育幼院、儿童之家等慈善机构，收养救助了数百名被遗弃的孩子和流浪儿。没有姓名的孤儿，都跟随艾伟德，以”艾”为姓。

1970年1月2日，终身未婚的艾伟德在台湾去世，享年68岁。美国、英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都为之哀悼。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

回望这些民国往事，足以说明，今天的寺庙除了收钱，还可以做很多该做的事情。

时间又近春节，各家寺庙都在谋划着“新年首香”的拍卖事宜了。不知从何时起，拍卖农历新年的“第一柱香”，成了寺庙最亢奋的高光时刻。成交的那一刻，寺庙可有数十万的进帐。然而与此同时，城乡各地有无数家庭，面临因病返贫、孩子无钱上学的绝境，正在揪心地期待菩萨的现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