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一个英雄，她勇敢地向世人讲述了南京人民在1937 年冬天至1938年期间所遭受的种种劫难。或许她又是一个悲剧式英雄，因为她那异乎寻常的激情和干劲不仅使她在29 岁时就取得惊人成就，而且也导致了她的精神崩溃，年仅36 岁便英年早逝。

1997年，第一本用英语讲述“南京大屠杀”的著作《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在美国出版后反响强烈，迅速跻身《纽约时报》畅销书冠军，并被Bookman Review Syndicate评为当年最佳图书。该书还附上了数十张珍贵的图片佐证，而这段历史在当时的英语国家还几乎无人知晓。也改变了许多人看待二战亚洲战场的视角


可是，很难想象这本书出自一位年轻女子之手。一位口中操着英文，在美国出生长大，很少和中国大陆或台湾接触的陌生女子。
她叫张纯如，是美籍华裔历史作家。大家都叫她Iris Chang，中文名反而在国际上显得不够响亮。她的父亲名叫张绍进，母亲名叫张盈盈，她下面还有一个弟弟。20岁那年，她在大学结识了丈夫布雷特·道格拉斯（Brett Douglas）,1991年俩人结婚，堪称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设的一对。婚后大约11年，独子克里斯托弗出生，2004年张纯如饮弹自杀时，她的独子年仅两岁。等不到儿子长大成人，是个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死前，她留下了一张纸条，写着，“我曾认真生活，为目标、写作和家人真诚奉献过。”她的突然离去震惊了整个世界，据不完全统计，仅在美国，就有230多家报纸、电台、电视台播放了这一消息，并向这位年轻的华裔女子致以敬意。


她就是她，不隶属任何组织和机构
张纯如的父母都出生在中国大陆，儿时随国民政府迁居台湾，成年后移居美国。他们都曾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以科学研究为业，因此张纯如从小就重视智力成果的价值。青少年时期，她在伊利诺伊大学图书馆和其他地方图书馆中花费数千小时，锻炼阅读和快速处理信息的能力。
她的中学就读于伊利诺伊大学附属中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s University High School，简称伊大附中），学校很小，但学习压力很大，学生主要由通过了严格入学考试的教授子女组成，大家学习都很刻苦。该校出了好几位诺贝尔奖得主，以及其他许多获得杰出成就的毕业生。
1985 年她被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竞争激烈的数学和计算机专业录取，她是少数获得这一录取资格的女性之一。她大学期间的成绩非常优秀，原本有望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内毕业，但她在即将获得学位时转到了新闻学专业。

此后，她获得了在《新闻周刊》、美联社和《芝加哥论坛报》的实习机会。在《芝加哥论坛报》实习期间，她发现自己的真正兴趣是撰写长篇专题报道，于是她申请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一个颇负盛名的写作研讨班项目，并被录取。
就读该项目期间，她年仅22 岁，此时她遇到了自己的图书编辑，也是她后来的图书代理人——苏珊·拉宾娜。苏珊给了她一个题目，于是她开始为写作自己的第一本书《蚕丝》而开展相关研究工作。并获得麦克阿瑟基金会、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
南京大屠杀是她的梦魇
张纯如外表清新秀丽，在她美丽的外表下，掩饰不了发自内心坚毅果敢的光芒，和她接触过、聆听过她的演讲之后，都可以感受到来自她个人的强烈气息。柔中带刚，富有正义感，她不是“纸上谈兵”，为关注人类的命运而不遗余力，更不失为一位有行动力的斗士。

关于张纯如写作“南京大屠杀”，世人心中一直存在很多谜团和误解。1994 年年底，她参加了在加州库比蒂诺举行的一次会议，并在那里看到了许多南京大屠杀的照片。一个流传最广的神话是，张纯如正是因为见了这些照片，才在彼时彼刻决定写一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著作。
这是一个美好的故事，但与事实恰好相反。在张纯如还是个小女孩时，她父母讲述的南京大屠杀就令她大为震惊。可是当她去图书馆试图了解更多细节时，但却找不到与此相关的更多信息。这件事在她的记忆中作为一个问号存在了许多年。
她一直保留着一份新书写作构想的详细清单，截至2004 年她已经积累了400个构想。早在1988 年她就告诉后来成为她丈夫的布莱德·道格拉斯，她想就南京大屠杀写一本书。一完成《蚕丝》的终稿，她就将日军对南京的蹂躏作为下一本书的首选主题。
为了完成这本书，她在1995 年1月就前往美国国会图书馆及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收集数据，同年7月到南京实地采访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回美后，她努力阅读整理所得资料，并在1996年找到南京大屠杀期间安全区领袖德国商人拉贝的外孙女而发现了《拉贝日记》。现在《拉贝日记》成了侵华日军南京暴行的铁证。


张纯如在写作过程中阅读了大量有关屠杀的血腥的文献和报告，每天工作时间有10小时以上，导致失眠、厌食。
有人认为，南京大屠杀和巴丹死亡行军这两个选题导致了张纯如的精神崩溃和最终死亡。但是张纯如早在1997 年就完成了《南京大屠杀》的写作，而且在2004 年之前从未真正表现出任何精神疾病的迹象。在研究南京大屠杀和巴丹死亡行军的过程中，她阅读了大量相关资料。她经常与自己的父母和几位密友一起探讨相关资料。与其说相关照片和阅读资料令她心烦意乱，倒不如说激发了她的工作动力，鞭策她尽最大努力叙述这些事件。
谁才是杀死她的真正凶手张纯如是个目标导向的人，不太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她大多数时候都专注于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并不在意别人的看法。在她职业生涯的早期，当需要讨好自己的老板、同事、编辑和出版商时，这种性格给她带来不少麻烦。

然而，随着《南京大屠杀》的出版，当她发现自己的写作和演讲技巧如此受欢迎之后，她知道自己无须再为任何人工作了。极少有人能在30 岁时获得这种自由，为公司或其他机构工作很容易使人变得顺从。当其他人不断根据上级和同事的反馈调整自己的行为时，张纯如在自己生命的最后13 年却不必在意其他任何人的看法。她在许多人眼中的反常行为并不是精神疾病的结果，而是因为她足够幸运，可以随心所欲地以自己的方式行事。

新书促销给她增添了沉重的负担。大部分时间，她一起床就要赶到机场，飞往另一个城市参加图书签售活动，并出席随后的聚会，直到夜里很晚才能回到自己在宾馆的房间。在图书签售过程中，很多人跑来告诉她二战期间落入日军之手的战俘和日军占领区的平民的恐怖经历。她通常会连续多日重复着同样的签售活动。在她生命的最后7年中，生活状态无比混乱的情况下，她遇到的大部分人都是向她讲述战争期间日军恐怖暴行的人。
她的工作习惯也与常人不同。她大学毕业后直接成为一位自由作家，从未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从事朝九晚五的工作。在她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她经常通宵工作，以便能在自己设定的最后期限前完稿。
她使用富兰克林每日规划记事本，以便最大限度地提高每天的工作效率。当有人请她为即将出版的新书写书封推荐时，她总是逐页阅读该书后再给出一份认真的推荐意见。因此，为避免拖延自己的工作计划，她总是工作到深夜。等她30岁以后，这样的工作习惯无疑使她承受着更大的身体和精神压力，这或许也是导致她精神崩溃的原因之一。张纯如29 岁开始《南京大屠杀》的巡回签售活动，31岁时结束。在此期间，她至少去过65个城市，有些城市甚至去过多次。那时她还年轻，似乎能很快从旅途劳顿中恢复过来。


然而，当她为《美国华人》一书宣传时，她已经三十五六岁了。她的旅行日程更短，但活动安排却更紧凑，而她没法再像6 年前一样快速从疲惫中恢复过来。2004年4月，张纯如动身去参加新书巡回签售，但5周后再回来时，她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
长久以来，张纯如对日本右翼极端分子的恐惧和忧虑、频繁的通宵工作以及紧张的图书巡回签售等因素最终导致了2004 年8 月她在路易斯维尔的精神崩溃。保拉·卡门曾在书中写过，有一种精神疾病就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恐惧。这就是张纯如的恐惧不断升级的过程。
2004年她的意识开始作弄她，她被精神病医生正式诊断患有躁郁症，并被要求服用情绪稳定药物进行治疗，而非抗抑郁症和抗精神病药物。后来她的家人才知道，精神疾病患者在改换药物时，自杀的风险会上升。
纯如去世之后，她母亲对医生给她开的药物进行了大量研究，发现亚洲人对许多普通的处方药更敏感。由于亚洲人只占美国人口的一小部分，这些药物很少对亚洲人进行测试，因此亚洲患者在服用这些药物时产生副作用的风险更高。张纯如的情况可能正是这样，她所服用的药效强劲的抗精神病药物和情绪稳定药物似乎在她身上产生了许多副作用。
她的父母、精神病专家和丈夫都努力找来一些成功战胜躁郁症的人与她聊天并鼓励她，但已经来不及了。她太骄傲了，所以她在遗书上写道：“如果你们能记住我作为一名畅销书作者最意气风发的样子，而非我从路易斯维尔回来之后眼神憔悴的病人形象，那再好不过了。”
就个人层面而言，纯如完全是一个不爱炫耀的人。在长达5 年的时间里，她开着一辆杰傲米特罗汽车。如果有人未经预约来到她家，会发现她戴着厚厚的眼镜，没有化妆，穿着T恤衫和松松垮垮的运动服。然而她出席公共场合时，发型和妆容都堪称完美，她戴着隐形眼镜，身穿传统的职业套装，向公众发表早已准备好且预先排练过的演讲。她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树立并维持自己的公众形象。她觉得自己精神崩溃之后再也无力维持这种形象了。

在她短暂的一生中，她共写过三本书。第一本书《蚕丝》。第二本是《南京大屠杀》。最后一本书《美国华人》。《南京大屠杀》是她自小就想写的一本书，这本书占据美国畅销书排行榜数周之久，被翻译成15 种文字。鉴于她已经拥有的财富和在出版界的影响力，她可以在有生之年就任何自己喜欢的题目进行写作。
她是一个英雄，她勇敢地向世人讲述了南京人民在1937 年冬天至1938年期间所遭受的种种劫难。或许她又是一个悲剧式英雄，因为她那异乎寻常的激情和干劲不仅使她在29 岁时就取得惊人成就，而且也导致了她的精神崩溃，年仅36 岁便英年早逝。
我们无法预料如果她能够继续写作50年，将会取得何种成就。但是她去世之后，她的精神激励着他们继续从事着她未竟的工作。

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在完成自己第一部作品《蚕丝》后，开始将目光着眼于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末的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短短几个月内，中华大地狼烟滚滚，生灵涂炭。日军长驱直入，攻陷时为国民政府首都的南京，并对这座城市和城中的军民进行了丧失人性的洗劫和杀戮。这场超过30万人丧生的大屠杀，却在战后因种种原因而鲜为人知，甚至日方一再否认大屠杀的存在。 　　
为了还原历史，还受害者与公道，张纯如一面收集大量第三方资料，一面前往南京、上海等地与屠杀幸存者进行面对面的取证交谈，前后历经三年时间，终于在1997年南京大屠杀60周年之际推出《南京暴行》一书，使这段“被遗忘了的大屠杀”的历史为世人所知。 　　
2004年，张纯如在筹备第四部作品期间饮弹自杀。 

附录：张纯如为什么自杀？

我理解很多时候说实话是不中听的，但我的确认为大多数答案完全偏题了。题目问的是张纯如女士的自杀，100个答案里面，竟然没有一个提到张纯如女士本人留下的三张自杀遗言字条，大多数却大谈特谈她自杀七年前出版的一本书。

事实上，张纯如女士的自杀和她撰写的那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The Rape of NanKing，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很多人想象的那样直接。有三个证据：

1. 这本书出版于1997年，而张纯如女士第一次被诊断出精神崩溃是2004年8月的事情，中间已经相隔7年之久。

2. 事实上张纯如女士在2003年出版了另一本书，The Chinese in America，讲述的是中国人在美国生活中持续受到的边缘化对待。倘若说张纯如女士的状态的确受到了写作的影响，那也应该是受到这本书的影响更大。首先是她的精神崩溃发生在这本书出版不久，其次是她在这本书里非常情绪化甚至可以说非常直接地写道：

『刮开每个在美国成名的，继承了中国传统的美裔华人的外表，你会发现无论他们获得的成就多么杰出，无论他们为美国社会做了多少贡献，事实上他们所有人的身份都曾经受到过各式各样的质疑。』

3. 最直接的证据，是张纯如女士在她的遗言中承认，她作为畅销书作家的那段时光是她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在第二张遗言纸条中，她提到：

『你们最好记住那个曾经的我——那个作为畅销书作家如日中天的我——而非那个从路易斯维尔市回来后变得失魂落魄的我。』

那么张纯如女士写的三张自杀遗言字条的内容是什么呢？她提到的路易斯维尔市的经历又是什么呢？

张纯如女士自2004年8月被诊断为精神崩溃，医生和她的家人和朋友认为这部分源于睡眠剥夺，一些草药补品，以及一些处方药物严重的心理副作用的影响。在她准备第四本书的材料（一本讲述巴丹死亡行军的书，是日军对美菲联军的暴行）时，在路易斯维尔市爆发了应激性精神病，几乎无法走出旅馆的房间，后被送往医院。这个事件对她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使她产生了严重的迫害妄想。2004年11月9日，她在自己的车中用左轮手枪射入口中导致死亡。事实上，她直到临死前都没有放弃求生的希望，调查证明她在自杀前服用了利培酮和丙戊酸来稳定情绪，可惜这些药物并没有起到作用。

张纯如女士留下了三张自杀遗言纸条，最早的一张是11月8日，第二张是第三张的草稿。

第一张：

『我承诺我会在早晨起床并走出房子。我将进行一段长长的散步，并顺路拜访我的父母。我将遵照医生的医嘱服药。我承诺不会伤害我自己。我承诺不会访问那些讨论自杀的网站。』

第二张（是第三张的草稿）：

『当你相信你拥有未来时，你的设想是基于代际或者年。当你不相信你拥有未来时，你的设想并不是基于天——而是基于分钟。你们最好记住那个曾经的我——那个作为畅销书作家如日中天的我——而非那个从路易斯维尔市回来后变得失魂落魄的我……我的每一次呼吸都变得困难——这种焦虑堪比淹死在开阔的海洋中。我知道我的行为将会把一些这样的痛苦传递给别人，那些最爱我的人。请原谅我。』

第三张：

『我在路易斯维尔市的经历有一些我将永远无法理解的地方。实际上我猜测对这个问题也许你们比我了解的更多。我实在无法动摇一个信念，即我被某些比我想象中更强大的力量雇佣并迫害。这个力量也许是 CIA，也许是其他组织，我永远不知道。只要我还活着，这些力量将永远不会停止对我的追捕。』

『在我动身去路易斯维尔市之前的几天，我就产生了一种对自身安全的深深的不幸预感。我感觉到了对我生命种种突然的威胁：这是一种恐怖的感觉，比如我在街上被人跟踪，停靠在我家门口的白色厢式货车，和我信箱里被损坏的邮件。我相信我在诺顿医院之所以被扣押是因为政府想败坏我的名声。』（她在路易斯维尔市发病后被送往诺顿医院）

最后，谈谈我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张纯如女士的悲剧和很多名人自杀的悲剧（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哥哥，张国荣）类似，直接原因是长期抑郁，次要原因是严重的药物副作用。从她的三张字条可以看出，她实际上一直在尽力求生。她的第一张字条反映出她强烈想要暗示自己去遵从特定的生活习惯，使用的词都是 I will，I promise，但仅仅一天之后，她在第二张字条中已经无法承受那种焦虑的折磨，看不到自己的未来，而在不久之后的第三张字条中，她已经失去了理智，产生了严重的迫害妄想症。

The Rape of Nanking对于她的死亡是否有影响？答案也许是 Yes。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是那么直接和显著。从她著作的选题中可以看出，她是一个情绪非常敏感，视角非常独特的作家。这样的性格令的确能够帮助她深入到黑暗中挖掘素材，但却无助于她走出历史的黑暗，回归到生活的阳光下。

另一个因素是骤然成名对年轻的她的影响和压力。她作品的成功可能甚至超出了她自己的想象。而之后她并没有学会如何很好的应对这样的名气和随之而来的压力。其实这在作家群体中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川端康成，太宰治，海明威，等等例子都说明了某种意义上作家真的是抑郁症的高危群体。

最后一个我理解可能被很多人忽略的因素是，她的这种抑郁很有可能是积累性质的。换言之就是，一本书的写作也许并不会导致很严重的问题，但是两本书，三本书，就不同了。她的第一本书《Thread of the Silkworm》讲述的是钱学森的故事，但从第二本书的南京大屠杀，到第三本书的美国华裔的边缘化对待，到第四本书的主题巴丹死亡行军，可以看出她已经明显形成了一套写作选题的风格。而对于单一作家来说，这一系列沉重和黑暗的题材的写作实际上积累了非常大的精神和心理负担。同时，其他答案和有些评论也指出了她家庭的原因（这方面我不了解，并不评价），但有一个细节让我比较留意，张纯如女士的第一张字条里说『我将进行一段长长的散步，并顺路拜访我的父母』，说明当时她并没有和父母住在一起。但从常理上看，一个已经被诊断为应激性精神病的患者周围不应时刻有人照看吗？更进一步，张纯如女士是如何得到枪支的？为什么在她发病后枪支没有被管理起来？她离家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人发觉？

这些问题，可能很难找到答案了，但也许能给活着的人们提供照一些借鉴。

进一步，我经常有一种感受，那就是网络世界对于一些看似成功的人士（尤其是演员和作家群体）是刻薄的——他们的名气和财富似乎就可以 justify他们的心理上的折磨。演员的自杀可以被影视公司翻出来再次炒作，作家的自杀可以让书商借此大卖一笔，他们连死都无法逃脱被商业化和被舆论消费的命运。如今讨论张纯如女士的自杀也是如此，我们还是在围绕她的一本成名作，却甚少真正关心她的心理历程和抑郁的经历。

斯人已去，于是很多人就说，我们应该关心她留下的东西。但我却理解，真正值得我们关心的，不应仅仅是她留下的东西，还应包括她是为什么离去的，以及，如何才能避免更多人用同样的方式离去。

参考资料：
Iris Chang - Wikipe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