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汝霖最为世人所熟知的，是袁世凯政府时“二十一条”谈判的参与者，段祺瑞政府时“西原借款”的经手人，更是五四运动时“火烧赵家楼”被人痛骂的“卖国贼”。实际上，曹汝霖做过晚清的外务大臣，北洋政府的外交、交通、财政总长，他曾是民国的第一位律师，也曾做过交通银行行长、协和医院院长；他在日本创立的法政速成班培养了大批法政人才……他担任过的要职之多，职业跨度之大，非常人所能想象。

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华北很快沦陷。在日本侵华时期，曹汝霖身处沦陷区，他与日本打交道多年，日本政军两界有不少人都对他抱有好感。伪华北临时政府成立后，曹汝霖拒绝任职， 在日本人反复的软硬兼施下，曹汝霖挂虚衔为顾问。此后，曹汝霖又出任了两个职务，一是新民印书馆董事长，一是井陉煤矿公司董事长。利用这种与日方的特殊关系，曹汝霖既得以苟全性命于乱世，同时也充分加以利用，做了一些好事，姑举几例。

其一，日军将燕京、清华、南开各大学关闭后，又准备接收由美国人开办的协和医院。协和医院实行免费就诊，每天上门求医的中国人在千人以上。曹汝霖意识到，如果协和医院一旦关闭，那么这些求医者中的贫困人员，将无医可求。其时，日本驻华北司令为多田骏，曹汝霖与之相识。于是，曹前往求见多田骏，向其说明协和医院的重要，请其收回成命。但多田骏告诉他，协和医院有反日分子，必须由日本接收。不久，日军即将协和关闭，改为军医院。协和医生眼见医院关闭，纷纷打算离京。之前，曹汝霖与友人在北京开办有中央医院，得此消息后，表示欢迎原协和医生到中央医院任职，因而除少数医生离开外，大多数人都加入到中央医院。但日军宪兵对协和医生始终抱有敌意，随时电话传问。一些外科医生在手术时，也被迫停下手术去宪兵队接受没完没了的盘查，病人因而极其危险。为此，曹汝霖又去求见多田骏，提出由他为协和医生作担保，即他以院长名义，发给医护人员一纸证明，签名盖章，持有者随身携带，日本宪兵队便不再纠缠。当然，如果这些持有证明的医护人员有反日行为，曹汝霖负连坐之责。后来颇为知名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博士，其时便领有曹汝霖的担保证明，并由曹为其专门修建楼房一栋设立妇产科。

其二，曹家的家庭教师左某被日本宪兵捕去，曹汝霖求见冈村宁次，愿具结保释。冈村告以左某确有反日嫌疑，必须调查后才能放人。曹汝霖又求其千万别刑讯逼供。一个月后，左某无罪释放，在狱中亦未遭到拷问。对左某的营救，使一些学生及家长深信日本人愿意听曹汝霖的劝告，且曹也愿意助人，于是一些偷渡去重庆的进步学生半途被捕后，家属都来求曹汝霖保释。曹汝霖则不论是否相识，“总为他们尽力”，“经我保释，允释者居多”。他还利用与冈村宁次的交往多次劝说，“华北各个大学都封闭，这些学生到内地去，只是为了求学，其志可嘉，其情可悯，既不是反日，也不是地下工作，应下令宪兵队不再为难这些学生”。冈村认为曹汝霖说得有理，此后，宪兵队对赴内地学生的态度有所好转，除非带有信件或可疑文字，一般都能顺利通行。

抗战胜利后，曹汝霖因亲日而遭军统监视居住，但蒋介石获知此事，即下令解除监视，戴笠还为此事亲往曹家致歉。国民政府开列了一长串通敌附逆的汉奸名单并一一逮捕治罪，名单上也没有曹汝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