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郭沫若究竟何怨何仇,以至于爆发笔墨官司?

杂文讲究文笔犀利,揭露社会阴暗面和人的瑕疵,社会本也是由人组成,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杂文作家终须是要骂人的。

作为一个杂文大师,鲁迅一生骂人无数,不但不少坏人被他骂过,很多好人也被他挤兑、吐槽。

鲁迅骂叶圣陶的文笔和作品,骂过杨荫榆思想封闭,也骂过梁启超学问不专却爱钻研政治。

由此可见,鲁迅”骂人”是不讲情面、不分对象,逮谁骂谁。民国文坛的名人,没有被他骂过的不多,包括文坛巨匠郭沫若。

鲁迅与郭沫若同是文学大师,可二人似乎是天敌,很少有心平气和交流的时候。

“相骂何必曾相识”,还没有见过面,二人就开始唇枪舌剑、骂个不可开交。

郭沫若骂鲁迅是封建余孽,鲁迅毫不示弱骂他是东洋狗。

他们二人之间有何深仇大恨,让其势不两立,对对方如此刻薄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1928年初,创造社、太阳社发起革命文学运动。为了追求新思想、显示新思维,创造社、太阳社开始破”四旧”,要想标榜自己敢为,必须拿权威开刀祭旗,鲁迅作为当时文坛最有名气和权威的文人,就是出头鸟,自然是首当其冲被两个文学社团当成天然的好靶子。

鲁迅生性好战,骂人是自己的专长,一见有人怼自己,很难不兴奋,当即写了《醉眼中的朦胧》、《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等文章进行反击。

郭沫若在反潮流战线是新锐尖兵,看到鲁迅反击,毫不犹豫用笔名杜荃写了一篇《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批评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一文进行回击。

在这篇文章中,郭沫若给鲁迅戴了三顶帽子,随便哪一顶都够沉重的。

一是”封建余孽”,二是”二重反革命”,三是”法西斯蒂”。

郭沫若这三顶帽子就像三大招,招招见血,入木三分。

郭沫若在这篇文章中写道:“鲁迅的文章我很少拜读,提倡趣味文学的《语丝》更和我无缘。”紧接着,郭沫若就开始找出证据,说鲁迅是封建余孽、法西斯蒂、二重反革命,铁证如山不容抵赖。

郭沫若甩过来的三顶帽子,引爆了他跟鲁迅的矛盾,二人从此结下梁子。

虽然郭沫若用了化名,但鲁迅何等消息灵通,当即得知这个杜荃就是郭沫若。

鲁迅当然不会放过郭沫若,他一向睚眦必报。

鲁迅随即回敬了郭沫若:”郭沫若的《一只手》是很难称之为佳作的,······《一只手》也是穷秀才落难,后来终于中状元,谐花烛的老调。”(鲁迅:《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鲁迅全集》第四卷)

后来鲁迅就更进一步,骂郭沫若人品不行,抛弃了糟糠之妻,而郭沫若就曾在报上与鲁迅公开掐架,指责鲁迅侵犯他人隐私。

鲁迅毫不留情进行回击,在1931年发表的《上海文艺一瞥》中,鲁迅就批评创造社是才子+流氓的组合,直指郭沫若。

在创造社官司缠身的时候,鲁迅也不忘落井下石,痛打落水狗:“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

叫人匪夷所思的是,直到此时,二人竟然只是听过对方的姓名,却还未曾谋面。

鲁迅与郭沫若为何总是合不来?很简单,就是看不惯郭沫若的狂傲和目中无人。

而郭沫若作为文坛后起之秀,想要出名,必须踩在名人肩膀上,取得轰动效应。

哪怕是现在的互联网,那些想出名的人,也要挑刺名人,撕逼名人,猛怼名人,才能轻松走红。

可是一来郭沫若这三顶帽子太沉重了点,二来他找的对象不是善茬,所以二人之间的开撕自然在所难免。

岂止是鲁迅和郭沫若,民国时代的文人对骂,是一道“靓丽”的风景,无形中为旧中国思想解放、为新文化运动起到了锦上添花、推波助澜的作用。

郭沫若与鲁迅的互撕,震动了当时中国的文坛。

胡适、梁启超、钱玄同等文学大家不得不组团从中进行调解,双方这才平息怒气,偃旗息鼓。表面上看,鲁迅当时跟文坛众星之间的骂战有失斯文,很不雅观;其实,郭鲁二人之间的互骂,实在是中国社会的幸运。

每当皇权崩塌,乱世纷扰之时,就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自由的时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会因言获罪,大家畅所欲言,狂放不羁。

所谓名家荟萃、大师辈出的时代,一定是文人骂战酣畅淋漓的时代,当文人畏缩于引骂,专注于赞美,民间“大师”就安心成为了官家“大家”,杂文这种体裁便也失去了存在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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